|
四面契丹文镜讲述辽代的一个故事       前几天，辽金文物收藏家王加勋先生，新购进一面契丹文镜，他特意请我去和他一同鉴赏。这是一面锈迹厚实、尚未清理的，圆形厚重内八角的契丹文镜（见图1）。我拿过仔细端详，只觉得镜体特别沉重，直径16-7厘米左右，在大的边缘内是三重八角形纹，内里是两重边栏的一个正方形，正方形被单竖线分割成五个竖格，里面阳铸了17个契丹小字。正方形和八角形边栏恰好组成四个等边三角形空间，每个空间都阳铸了一枝缠枝忍冬花。 契丹文和笔者收藏的一面八角葵花镜（见图2）的文字相同，亦和1971年吉林省大安县（现为大安市）红岗乡永合村出土的，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著名的八角契丹文镜（见图3）文字相同。据笔者资料库显示，民间尚存世一面同样文字的八瓣花形契丹文镜（见图4）。四面镜子大小不同（八角镜26厘米，葵花镜18厘米，八瓣花镜14厘米，圆形镜16厘米），形状不一，厚薄各异（八角镜最厚最重，圆形镜其次，八瓣花镜再次，葵花镜最薄最轻），两镜缘阴刻文字，八角镜刻汉字“济州录事完颜通”（这是金代打的验记）。圆形镜刻汉字“济州录司完颜通”。八瓣花镜，葵花镜未刻文字。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四面铜镜的铸造时间似乎不是在同一时间，有些差别。葵花镜的铸造时间似乎要早些，可能在契丹铜斤尚缺乏阶段铸造，故铸得又轻又薄，唐镜遗风尚存，应也是证据之一；八角镜，圆形镜的铸造，应在辽“盛世三朝”（圣宗、兴宗、道宗早中期）。此时的辽朝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经济发达，资源丰茂，奢华之风泛滥。所以，此时才能铸出厚重如八角镜，圆形镜重达上千克的铜镜；八瓣花镜应铸在辽晚期，道宗后期、天祚帝年间。此时的辽朝，经济下滑，铜禁愈严，因系民间生活用镜，故铸得又小又轻。果真如上所析吗？且看下面分解。 两面缘刻阳文汉字“济州录事完颜通”，“济州录司完颜通”的铜镜，应是辽铜镜行用到金代，由金代济州地方官府负责民政的“录事司”（简称“录司”）官员，查验后继续使用的铜镜。“济州”即辽的黄龙府，就是现在农安县。“录事”是地方官府“录事司”（简称“录司”）的长官，正八品官职，“完颜”是女真族国姓，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是金。通是人名。金代缺铜，只有身份显赫的人才能用铜镜，铸铜镜和携带铜镜都必须有官方验记，这就是金代厚重铜镜上多有验记文字和押记的缘故。所以，这两面铜镜，应是金朝官方认可的可以继续使用的辽代铜镜。这两种铜镜从辽代一直沿用至金代，本身就格外珍贵，况且还有金代验境机构和官员签名款，自然，更是珍上加珍，贵上添贵了。 四镜上一模一样的契丹文，已经陈述和陈传江两先生，先后两次翻译，一个意译，一个音译，虽然都能自圆其说，都有可取之处，但笔者第六感觉觉得，都仍有可商榷和继续研讨的必要。如先贤陈述先生译的26字诗：“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超脱网尘，天相吉人。”（详见陈述《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铜镜》1973年8期《文物》杂志）表现的“辽代 '命数由天’的佛教思想”，可能很符合辽代佛教盛行的时代特征。然而，意译的风格内涵，使人总觉得距契丹人的意念意境尚远。诗的形式与格律似乎也不如契丹人清爽自然。特别一些文字的缺译，使读者难以相信译文是否完整表达了镜文的内容？ 陈传江先生的翻译是讲述一个事件，“大康年，常德的外甥安毕马郎，娶北院仁懿府常德夫人、乙室右部的姐姐时（女方）的嫁妆。”（详见本博博文《契丹文八角铜镜考释》）这个译文已明确指出了镜子铸造的时间“大康年（1075-1084年）”，与镜子的用途“嫁妆”。如果确如译文所说，契丹文铜镜是“嫁妆镜”，那四面大小轻重不一的铜镜，就有了同时存在的理由，也可以进一步充实“安毕马郎娶亲故事”的内容。厚重的八角镜，圆镜，应是京城府第闺房中固定使用的“梳妆镜”，八角镜应是“穿衣镜”，圆镜应是“照面镜”。而轻薄的葵花镜应是外出时，帐篷或轿车内的“梳妆镜”，应是装在“梳妆匣”里的。至于，又小又轻的八瓣花镜，应是主人挂在腰带上，随时理装的“随身镜”。至此，四面铜镜可以肯定地说都是“安毕马郎，娶亲时女方的嫁妆。” 陈传江先生先生的译文似乎也存在不完全对译的暇疵，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但通过鉴赏王加勋先生圆形契丹文镜，重温了辽道宗大康年间，契丹贵族娶亲的全过程，“……迎亲车至府门，新郎率全家奉迎，迎亲的男方伴娘请新娘下车，这时有一'妇人捧镜却行’（伴妇手捧铜镜倒退而行），并'置鞍于道，新娘过其上’（新娘从放在路上的马鞍跨过）。……”了解了“伴妇捧镜却行”的内容，以及“嫁妆镜”必成套的风俗，不啻上了一堂辽代礼仪课。真愉悦也！ 四面契丹文镜共同讲述了辽代贵族娶亲的真实故事，这是中国铜镜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段佳话，以实物证明了辽代婚姻史、民俗史的真实可信，补充了《辽史》的缺失。它们是中国铜镜史上唯一一种有明确纪年的，用契丹文记述一段真实史实的铜镜，也是记载契丹族特别婚姻制度中变相收继婚的最真实最可靠的物证，亦是证明现今北方仍流行的“捧镜”，“跨马鞍”等民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在中华大地，包括契丹雄踞的北方流行的证据。证明中华文明已深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已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笔者把自己的鉴赏体会告诉了加勋先生，他那种兴奋劲儿溢于言表，象孩子似地连声说，好，好，好！笔者也似乎听到了那天睡梦中，加勋先生爽朗的笑声……。 泉痴山人2012-5-27于京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