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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笔者1995年自吉林榆树县亦获藏一面与上述大安县形制有异，契丹文相同的八角形铜镜。笔者之镜，为等大八花瓣为边的八角形镜。内区成双边栏四方形，四面均与,外区等边八角形的两边组成一等边三角形区，内中各镌一枝云纹盘曲的缠枝莲花。镜中四方形分五竖格，内铸五行阳文契丹字。笔者镜除外边花瓣与纽（其为圆纽，吾为橢圆长桥形纽）与大安镜不同外，其它形制均相同。大安镜硕大厚重，而笔者之镜薄小轻灵，。大安镜应为摆在桌上镜架之中不轻易挪动的台镜，而笔者之镜应为可随时吊挂伴随主人出行之挂镜。 笔者之镜，花瓣尖径183毫米，花瓣间径158毫米，镜厚3.69毫米，纽高3.85毫米，纽长27.89毫米，纽宽17.33毫米，重258.89克。 经核对，笔者镜上所镌契丹文与大安镜之契丹文一字不差，但我对陈述老先生的识读感到怀疑，始终觉得陈先生译成汉语四言诗有臆作之嫌。或许是老先生把某个契丹人的诗作挪来作为译文也未可知。笔者镜经我们重新校译，汉译文大意为：“大康年常德的外甥安毕马郎，娶北院仁懿府常德夫人、乙室右部的姐姐时的嫁妆。”这个译文很有意思，里面透露了契丹婚姻习俗的重要信息，对了解契丹提供了一件不可多得的可靠的实物资料。 其一，镜文告诉了我们此镜产生的确切年代和性质，“大康年—嫁妆”。大康年是辽道宗即位后所颁立的第三个年号，时间为1075-1084年。它明确告知我们此镜距今最少已有925年。有明确纪年的辽代铜镜这是第一面也是唯一的一面。其对研究辽道宗时期的社会状况和风俗礼仪，有着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嫁妆一词在铜镜上明确标注，也应是历代铜镜中绝无仅有特例。它证明千年前的契丹族婚嫁时也和中原汉族风俗一样，男方要下聘，女男要陪嫁。 其二、揭示了契丹当时政权机构和部族之间的关系，特别后族在政权机构中的重要地位。镜文中提到三个契丹重要机构：“北院”，“仁懿府”，“乙室右部”。北院，即北枢密院，是北面官制中最重要的机构。“掌兵机、武诠、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寓焉：以县牙帐居大内帐之北，故名北院。”（《辽史》卷45《百官志》1）。 “仁懿府”，是为道宗之母、兴宗之后，仁懿皇后娘家萧府的代称。《辽史·后妃传》谓仁懿皇后“兴宗仁懿皇后萧氏，小字挞里。钦哀皇后弟孝穆之长女。性宽容，姿貌端丽。帝即位，入宫，生道宗。重熙四年立为皇后。道宗即位，尊为宗天皇太后。清宁二年亲督卫士平‘重元之乱’大康二年崩，谥‘仁懿皇后。’”从中可知“仁懿府”即萧孝穆子孙居住之府。 “乙室右部”，即《辽史》营卫志下载“辽内四部族”：国舅帐乙室已族小翁帐，即太祖后淳钦后弟阿骨只一族。所谓“右部”即《辽史》地理志载“契丹右大部”，是淳钦后父族述律氏居住之地，即仪坤州（今赤峰市翁牛特旗一苇）。 上三机构依次排列，显示了镜主人地位之崇高，身份之尊贵。《仁懿皇后哀册》说萧孝穆家“一门多后妃之贵，四荒秉王侯之权”，孝穆兄弟五人均被封王，兄弟子侄十余人掌北院枢密大权，正如镜文所叙“北院仁懿府”，兴宗至道宗年间，北院即仁懿府，仁懿府即北院。萧府在当时可谓权势熏天。 其三、记叙了大康年间契丹上层贵族当时的一件“交换婚”的史实。契丹婚姻实行交换婚制，即“王族惟与后族通婚。”（《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即只在耶律和萧两姓之间通婚，而且不限尊卑，不限辈分。镜文记叙的婚事即是这样一件差了辈分的婚事。下面我们即就当事人的关系进行一下分析，看看他们之间辈分如向？ 婚姻男方，安闭马郎：身份：北院仁懿府常德的外甥，也即常德夫人姐妹的儿子。当然常德夫人的姐或妹，肯定嫁给了耶律氏。所以，安闭马郎的母亲肯定是常德的大姨子或小姨子。安闭马郎姓耶律，安闭马郎可能是他的契丹名，也可能是小名。 婚姻女方，萧氏，身份：北院仁懿府常德夫人、乙室右部的姐姐，即和安闭马郎的母亲也是姐妹，是安闭马郎的姨娘，这位新嫁女也应管安闭马郎叫外甥。 综上所述，可证明这对新人是姨甥婚。这桩婚姻实质与契丹流行的收继婚“子妻庶母，侄妻伯叔母”相近，外甥妻姨母，亦属于中国古代“蒸，报”婚之例。 这面八花瓣形八角镜不仅蕴藏了上述无比珍贵的契丹社会的各种信息，而且本身就是契丹婚姻习俗的道具和鉴证之物。契丹婚姻仪式中有“伴妇捧镜却行”节目，其所捧的即是新娘的“嫁妆镜”。安闭马郎新娘的“捧镜伴妇”捧的应就是这面八花瓣形八角嫁妆镜。 这种“伴妇捧镜却行”的习俗保存在辽皇室的“皇帝纳后仪”和“公主下嫁仪”中。据《辽史》卷52《礼志五》载：“……迎亲车至宫门，惕隐率皇族奉迎，迎亲的惕隐夫人请皇后下车，这时有一‘妇人捧镜却行’（伴妇手捧铜镜倒退而行），并‘置鞍于道，后过其上’（皇后从放在路上的马鞍跨过）。……”这种“捧镜”，“跨马鞍”之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在北方流行，唐宋之后流行到整个中华大地，直至今天我国北方许多地区仍有类似的习俗。可知辽道宗之时，契丹全璄早已步入中华文明的高级阶段，连婚姻习俗都与中原文明别无二致。 契丹文八花瓣形八角镜是中国铜镜史上第一面有明确纪年的，镌刻最多少数民族文字的铜镜，也是记载契丹族特别婚姻制度中变相收继婚的最真实最可靠的物证，亦是证明现今北方仍流行的“捧镜”，“跨马鞍”等民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在中华大地，包括契丹雄踞的北方流行的证据。证明中华文明已深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已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契丹文八花瓣形八角镜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社会学研究价值不容小覻，非是笔者“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面镜子是笔者所见中国铜镜中认为最有价值的铜镜。笔者为获藏到如此顶尖的契舟文物感到欣慰，感到自豪！并将让子子孙孙永远宝藏下去！ 裴元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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