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

GXF360 2017-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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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

湖南骆礼闻

【摘要】《三国演义》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互平衡的一个典范，其对历史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就《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展开论述，总结了《三国演义》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启示。

【关键词】《三国演义》历史文学创作启示

历史和历史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三国演义》作为我国的一部历史文学巨著，传播时间长、范围广、创作样式多样。《三国演义》的显著特点就是以历史为根据，小说中比较主要的人物、事件基本上都出于《三国志》，几乎没有完全虚构的人物、事件；而且人物性格、事件详情也大体符合历史[1]。但《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历史小说，尽管无限接近史实，但在艺术上改造有着相当多的体现。历来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均存在争议性，基于此，本文也以《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为题，展开研究。

一、历史文学简介

所谓历史文学是指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性，即以史实为根据的文学作品。史实属于史学的范畴，通常指正史，文学作品是文学的范畴，也就是作者依据史实并对其进行艺术性加工形成的文学作品，是为历史文学作品，既有真实性又有艺术性。

史家重信史，历史撰述要反映真实的历史面貌才具有审美价值——真实之美；同时文字表述既要反映历史的真实性有要写出本色，即说人则如其人，论事则如其事，是为质朴之美；叙事为工、简要为主、史之美者，即在文字表述上中叙事，文笔简洁，是为简洁之美。历史是动态的，无论历史撰述还是文字表述，都有着动态之美；《史通·叙事》：“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此皆用晦之道也”此为含蓄之美，《史记》堪为典范。历史撰述的真实性给予人们警诫、启迪等教育，此为力量之美。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文化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历史小说、历史剧等作品呈现繁荣姿态，但如果去深究，就会发现繁荣掩盖下的“尴尬”。在需求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历史文学的创作确实每况愈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知识性错误，即俗称的“硬伤”，这可能是作者的历史知识有限，或敬业精神不足，创作时出现“硬伤”在所难免。特别是按照严格的历史记载来看，这种“硬伤”更是俯拾皆是。特别是黄易《寻秦记》开启历史穿越类小说后，在网络文学大行其道的当下，各种历史穿越文比比皆是，这种类型的小说显然不能去深究其真实性，若以娱乐心态来看，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其二，价值观问题，即在作品中的价值取向问题，比如一些过于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对陈腐观念持支持态度、片面追求“翻案”等。其三，简单化历史事件，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事件中人物的发展状况往往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部分历史文学作品简化了历史事件，过分追求艺术性，以便获得文学叙事的戏剧效果。从学生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对于学生的历史观形成是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学生文学创作理念的形成。

二、从《三国演义》看历史文学的创作问题

结合上文的分析来看，历史文学创作的难点就在于如何保证历史的真实性以及艺术性的平衡，即找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边界”。《三国演义》无疑是这方面最成功的范例[2]。

首先来分析下《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的差异。《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此时儒家之道已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导向，所以儒家之道在《三国演义》中体现最深，如刘备之仁义、张飞之忠勇、关羽之义等，这也是《三国演义》当中“拥刘反曹”的原因[3]。而《三国志》成书于晋武帝太康年间，历来被称为“良史”的汉代以来的经学没落，士人思想开始解放，在这样一个文化历史语境当中，陈寿写出了《三国志》，所以在《三国志》当中更多地以客观态度来评价三国的历史。

经过对比可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前者更贴近文学叙事，后者贴近历史叙事。基于此，在进行历史文学创作当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创作过程当中的价值取向应立足当下历史文化语境，灵活处理历史叙事的立场。即在当下的历史文学作品创作中应在价值取向上有一个取舍，确定以今释古，或者以古释古，二者选其一。创作时所选的题材是历史当中的，但价值取向方面必须是现代的。

其二，对所谓“硬伤”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历史文学作品中的“硬伤”是最为历史学界攻讦的对象。如果将《三国演义》是为典范，那么就需要重新审视“硬伤”问题。当然基本的常识性错误显然是不能容忍的，比如人物自称，如果让人物使用自己死后的谥号来自称显然是错误的。而对于人物以及事件的再加工显然完全可以让作者自己做主。

最后，作品应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文学性以及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