濯缨丁酉六月二十九日大暑夜一公元1036年腊月19日，四川眉山一户苏姓人家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四年之后，又一个男孩也诞生在这个家庭，这两个男孩连同他们的父亲，后来被唤作“三苏”。那个大的男孩就是名叫苏轼，表字子瞻，别号东坡的中国最伟大的文豪。中国历史的天空，因为这颗巨星的照耀，永如白昼。22年后，父亲带着两个孩子进京赶考，两兄弟一同中榜，名震京师，宋仁宗皇帝喜不自禁，说：“为儿孙得两宰相”。 于是，苏轼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26岁，凤翔签判——36岁，杭州通判——39岁，密州太守——40岁，移职徐州——44岁，移职湖州，同年，“乌台诗案”，同年腊月，贬官黄州团练副使——49岁，移职汝州——50岁，登州太守，然后进京，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53岁，杭州太守，然后任颍州太守、扬州太守——57岁回京继任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及礼部尚书——58岁，定州太守——59岁，贬官惠州——62岁，再贬儋州——65岁，内迁廉州，然后经广州、永州等地，到达常州，次年病逝，享年66岁。 仁宗皇帝当年看好的苏轼，最高做到翰林学士，人称内相，所谓“将相之储”，并担任“侍读”，也即皇帝的老师，但最终还是没能坐到宰相的椅子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有一副评价苏轼的长联曰： 一生与宰相无缘，始进时，魏公误抑之，中岁时，荆公力扼之，即论免役，温公亦深厌其言，贤奸虽殊，同怅君门违万里； 到处有西湖作伴，通判日，杭州得诗名，出守日，颍州以政名，垂老投荒，惠州更寄情于佛，江山何幸，但经宦辙便千秋。 “一生与宰相无缘”，果然。早年，英宗要提拔苏轼做副宰相，结果魏公韩琦说苏轼太年轻，尚欠磨炼，于是错过做宰相的机会；中年时，因为和荆公王安石政见不合，更没有做宰相的指望；王安石罢相，温公司马光任宰相，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又觉得新法有便于民的地方，譬如免役法，结果和温公在朝堂顶牛，回家后余怒不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 ，上述三人，有的贤，如韩琦、司马光，有的奸，如王安石（当然，这是古人的看法），不管是贤是奸，总是把苏轼挡在君门之外，即当不了宰相。 下一联拣苏轼做官的三个有西湖的地方，杭州、颍州、惠州来作宽慰。杭州西湖，成就了苏轼的诗名；颍州西湖，见证了苏轼为政的才干；惠州西湖，听惯了苏轼礼佛诵经的声音。下联的最后一截，对苏轼做出了最崇高的评价：“江山何幸，但经宦辙便千秋”，是啊！只要苏轼做官的地方，哪怕只是路过，那地方就成风景，就成名胜，与之结缘，那里的山水是何等的幸运啊！
二那么，这个苏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苏轼是一个学问家。苏轼利用贬官期间的空闲，作《论语说》，作《易传》，没有渊博的学识，做不来。他说这样做，仅能表示自己“穷不忘道，老而能学”，正是这种“好学”和“不忘道”的精神，才成就了苏轼的渊博。同时，他还具有雄厚的佛学知识，与高僧论辩，时常令高僧们难以答对，“面颈发赤”，可见其佛学修养之深。宋时学术之风大盛，当时有关党、朔党、蜀党、洛党等之分，而苏轼是蜀党领袖。没有足够的学问，担不起这个头衔。 苏轼是一个政治家。虽然他最终也没有做宰相，但在地方做到太守，在朝廷，做到翰林学士，是一个“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国家高级官吏，为官期间，做了很多利国惠民的善政。他早年上呈朝廷的二十五篇策论，对治国、治吏、治边、治军、治民，无不涉及，煌煌谠论，令人折服。若苏轼果能做宰相，宋朝的历史或者会改写。譬如他主张对辽和西夏采取“形之以好战，示之以不惮”的政策，在定州这个“重难边郡”做太守时积极防备边患的实绩，或能赢得国家的安定。我曾有诗叹曰：“帝不生疑公有寿，金人未必敢图南”，或许是吧！ 苏轼是一个书画家。在北宋这个文风大盛英才辈出的时代，苏轼能站到书坛的巅峰，称为“苏黄米蔡”，绝不是浪得虚名。他的“寒食帖”能够和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及颜真卿的“祭侄稿”并列，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大家，大文学家。苏轼的诗，以其清雄豪壮的风格独树一帜，他的绝句、律诗皆有佳作流布人口，他的歌行和韩愈并称，号为“韩潮苏海”。苏轼的词，拓宽了词的领域，变革了词的风格，他成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他的文章，不论政论、辞赋、游记，莫不曲尽其意，所谓如“如万斛泉流，不择地而出”。他的文章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每有文出，天下传抄，士子争相模仿，所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苏轼在文学方面，是一个全才，通才，无体不工，无体不佳。综合考量，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和他比肩，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全能冠军。 苏轼是一个仙才。历史上被称为仙才的有三个：一是曹植，二是李白，三是苏轼。曹植，《洛神赋》有点仙气，但被他的那位哥哥弄得悲悲切切的，仙气大减。李白，仙的太过了，一会儿天一会儿地，神龙见首不见尾，更像是真的神仙，但不切实用。苏轼则是仙的恰到好处。他写诗作文为人处世，一派仙风道骨，但做官同样做得好，与人相处也没有离奇荒诞处。如果说李白的仙，是在云端，我们只能仰望的话，那么，苏轼的仙，则一半儿天上一半儿人间，可触可感，真实亲切。 苏轼是一个大写的人。除了拥有上述各种各样“家”的头衔外，苏轼还有近乎完美的人格。一是忠君。在封建时代，君，就是父，君，就是国。忠君和爱国是紧密相连的，神宗皇帝自己说“苏轼到底爱君”，这是对苏轼政治品格的肯定。二是敢言。苏轼不管在地方，在朝廷，只要觉得当时的政策有不利于国不便于民，未尝不直言敢谏，虽树敌甚多屡遭贬谪而不悔。三是旷达。苏轼一生饱经坎坷，备尝艰辛，但一向超然以对。这从他贬官黄州、惠州、海南等处的诗歌来看，无一不是乐观昂扬，泰然处之。四是平易。苏轼有很多的朋友，有朝廷达官，有皇亲贵戚，有诗侣文友，有方外之士，有草野村夫，“乌台诗案”，很多好友受牵连，连司马光都受到罚铜的处罚，然而大家对苏轼“益亲不悔”，可见苏轼的人格魅力。 三苏轼离开我们，已经911年了。我们含情凝望，我们屏息聆听，巴山蜀水，大江南北，再也看不到他伟岸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粗重的足音。苏轼离开了我们，地球还在转，但是，地球上这一块叫做中国的区域，因为没有苏轼这颗巨星的照耀而失去很多的光辉。 国家失去一个能臣。苏轼虽然没能做到宰相的位置上，但做过兵部、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和皇帝侍读，能够日近天颜，参与机要。他的一整套革新朝政的措施只是没能付诸实施而已，如果把“王安石变法”变成“苏轼变法”，宋朝的很多积弊或许真的能够革除，因为，苏轼比王安石稳健的多。王安石喜欢下猛药，而苏轼则能够“伺了了而后行”。苏轼和王安石同处于宋神宗一朝，而历史选择了王安石，但是，新旧党争日益激烈，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北宋王朝终于在种种纷争中实力耗尽，不堪一击。苏轼不能见用，这是历史的遗憾。 人民失去一位好官。苏轼历任许多州郡的太守，每到一地，皆能兴利除弊，尽可能地为地方、为百姓做好事。在密州，他注重捕盗，在徐州，他率众抗洪，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等等等等。人民至今对苏轼念念不忘，自有因由。 山河失去一位歌手。苏轼每到一地，摩山绘水，那里的山水立即变得鲜活动人。在他的笔下，我们领略到杭州西湖宛如西子的优雅风姿。在他的笔下，我们领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深刻而广泛的哲理。还是在他的笔下，我们站在长江岸边，游目骋怀，眼看“大江东去”、“清风徐来”、“山高月小”，缅怀“羽扇纶巾”的周郎，产生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时不我待的慨叹。“江山何幸，但经宦辙便千秋”，正是因为苏轼为江山写出这诸多的优美雄壮的诗文，山水才得以彰显其名。那些已经苏轼“宦辙”的山水，该是何等幸运，那些未经苏轼“宦辙”的山水，又该是何等的失落！ 我们失去一位导师。孔子在人的修养方面，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知识修养，二是品格修养，三是能力修养。苏轼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所以，他的人格近乎完美。苏轼令我们敬仰的更主要的在于他的超然、达观。苏轼一生和白居易有些近似，都是入为近臣，出典州郡的，在诗歌创作上都主张关注民生，与邪恶抗争，白居易早年似乎比苏轼还要激烈，但自从“甘露事变”之后，白居易就逐渐变得明哲保身起来，而苏轼虽然屡遭打击，但始终不改变原则。只要有机会居庙堂之高，必然建言献策，针砭时弊，包括面对感情甚深同属一党的司马光，也敢于批评，绝不盲从，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就是“守道不随”。遇到打击，就“随缘委命”，含笑面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因身处逆境而困扰、苦恼，甚至哀愁。建议大家多读苏轼的作品，尤其是其遭遇贬谪时的作品，这些作品，会给我们一些启迪和安慰。我们哪怕有苏轼一半的境界，我们的生活也许就会天天在快乐、满足、阳光之中，所以，苏轼是我们的导师。尽管隔着九百余年的时空，他不再能够对我们耳提面命,当我们遇到困惑的时候，读读他的作品，也许我们就会有一种峰回路转豁然开朗的感觉。 苏轼是一本书，好懂、有味又有趣，令我们爱不释手。 苏轼是一座山，高峻、明丽又斑斓，有画不尽的秋山平远与深邃。 苏轼是一条河，悠远、清澈又宁静，可作为我们的照容之镜。 苏轼是一片海，阔大、澎湃又激昂，是我们心灵的皈依。 苏轼是一面旗，鲜艳、飘逸又庄严，招引着我们向更高的境界攀升！ 20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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