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的“达人” 社会通行的称谓，有的有悠久的历史、古远的渊源。不过，因时代的演进，同一称谓的指代对象和文化意义在历史上可能有所变异。正如《史通·称谓》所说：“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达人”称谓就是如此。 “达人”作为社会称谓，很早就已经出现。《左传·昭公七年》记录了鲁国贵族孟僖子推崇“礼”的一段话，其中称孔子为“达人”。他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他追溯了孔子家族的光荣，又引了臧叔纥的话：“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孟僖子说：“今其将在孔丘乎？”他判断孔子就将成为这样的“达人”，于是让自己的儿子从孔子学礼：“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认为这样才能维护自己家族的权势利益。孟僖子传播了一些人“将有达者曰孔丘”的预测。臧叔纥所谓“圣人”如不当世，其后代必有“达人”的说法，可以说是“达人”称谓比较早的记录。“达人”虽然不是“圣人”，却和“圣人”有某种颇相亲近的关联。 臧叔纥认为“达人”的出现和“明德”的理念有一定关系。可以说明早期“达人”称谓的语义与“德”有关的另一个例证，是《列子·杨朱》说到的孔子学生子贡的后代端木叔的故事。端木叔是卫国人，子贡的后世。“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段干生听说了他的事迹，评价道：“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段干木虽然肯定端木叔“德过其祖”，但是文献记载所见对他的直接表扬，说的则是“不治世故，放意所好”这种豪放豁达的生活态度。后来《世说新语·任诞》有“自达”的说法，刘孝标的解释引录了晋人裴启的《语林》，称“达而不拘”。所谓“不拘”，在有的历史时期可能是“达人”的标志性品格。 汉代人说到“达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一位才华特异的人物撰写的文采特异的文章。这就是贾谊的《鸟赋》。贾谊是西汉文帝时的政论家、思想家。公元前201年，贾谊生于洛阳。十八岁时，就以熟读诗书、善属文章闻名。后来被河南守吴公召致门下。汉文帝即位后，因吴公的推荐，贾谊得任为博士。贾谊当时不过二十馀岁，是朝中最年轻的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于是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汉文帝十分赏识贾谊的识见，曾经准备任贾谊为公卿，但是因为周勃、灌婴等老臣的反对，未能实现。随后任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著《鸟赋》，发抒内心的怨郁哀伤。汉文帝思念贾谊，又曾特地召见，问事于宣室殿，君臣畅谈至夜半。后来贾谊在梁怀王太傅任上因梁怀王坠马而死，自伤失职，不久也悲郁去世，年仅三十三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鸟赋》写道：“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亡不可。”这是根据《汉书·贾谊传》的记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则写作：“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可见，在当时人看来，“达人”和“通人”的意思是大体相近的，都是说通达之士。“达”就是“通”，是汉代语言文字学常识。《仪礼·士昏礼》“下达纳采”，郑玄的解释就是“达，通也”。那么什么是“大观”呢？大致是说视野广阔、眼光远大。《鹖冠子·世兵》关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失反为得，成反为败”的故事中，所谓“达人大观，乃见其可”就是这样的意思。王充《论衡·知实》说到的“达视遥见，以审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达人大观”的意义。 与“小智”和“达人”的对照一样，我们读《鸟赋》，还可以通过“贪夫”和“烈士”的对照、“述迫之徒”和“大人”的对照、“拘士”和“至人”的对照、“众人”和“真人”的对照，体会贾谊所期许的“达人”，有不“贪”、不“拘”、不“述迫”（按照《史记》裴骃《集解》引孟康的解释，“怵，为利所诱 也；迫，迫贫贱，东西趋利也”）、不与“众人”混同而流于平庸的品格。以贾谊对“拘士”的否定联系前引裴启《语林》推崇的“达而不拘”，有助于我们认识“达人”的精神境界。 《淮南子·俶真》说到不同人等为学的差异：“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握德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豪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其中分说“圣人之学”、“达人之学”和“俗世之学”，形成了三个等级。所谓“达人之学”较“俗世之学”明智高尚，但是与“圣人之学”又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与《左传》里看到的称孔子为“达人”的评断显然有所不同。似乎“达人”的品级下移了，或许也可以说“达人”称谓所指代的人群层面更扩大了。 如果讨论对于“达人之学”或者说“学”之“达人”的社会认识，《三国志·蜀书·郤正传》载录郤正的文章《释讥》也有相关信息。其中有关功名的两种观点的争论，主张积极进取的意见涉及“达人”。论者强调“身没名灭，君子所耻”的理念，又说：“是以达人研道，探赜索微，观天运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辩者驰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武士奋威，云合雾集，风激电飞，量时揆宜，用取世资，小屈大申，存公忽私，虽尺枉而寻直，终扬光以发辉也。”在这里，“达人”和“辩者”、“智者”、“谋夫”、“武士”并列，言行表现出积极奋争，志在立功显名的人生态度。郤正回应了站在这种文化立场上对自己的“讥”，表示要坚持似乎更明智的“超然高举”、“循性乐天”的处世方式。不过，他对于“达人研道，探赜索微，观天运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的努力，也许并没有贬斥之意。 《艺文类聚》卷五六引后汉班彪《悼离骚》说：“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虵以幽潜。”所谓“达人进止得时”，表现出高超的人生智慧。班彪的儿子班固完成了《汉书》，成为著名的史学大家。《后汉书·班固传》列举班固的著作，说到《应讥》。可是班固著《应讥》，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篇名相同者有《艺文类聚》卷二五所引录陈琳的《应讥》，这篇文字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列在“设难”一类中，应当与郤正的《释讥》性质相关。陈琳《应讥》也出现“达人”字样：“达人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揆宜以处事。”此说“达人”“立功”，与郤正《释讥》“达人研道”显然不同。 东汉晚期，“达人”的出现比较密集。所谓“月旦评”形式与士人阶层对风誉的普遍追求，可能是这一现象的文化背景。后来在中国民间被看作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就被称作“达人”。《艺文类聚》卷六四引晋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对他有“达人有作，振此颓风”的高度赞美。然而从当时的形势看，“达人”名世，其实恰与“颓风”有关。汉末又有一位“达人”，就是《三国志·魏书·王烈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称美“通识达道，秉义不回”，“器业过人”的王烈。此人虽说“英名著于海内”，当然与诸葛亮的时代影响不能相比，但是有关他的故事却相当生动。据说王烈注重民间教育，“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时国中有盗牛者，被牛的主人捕获。盗者说：我偶然迷惑，今后将为改过，这件事千万不要让王烈知道。有人却告知王烈。王烈赠送给这位盗牛者一匹布。有人对此不能理解。王烈解释说：“昔秦穆公，人盗其骏马食之，乃赐之酒。盗者不爱其死，以救穆公之难。今此盗人能悔其过，惧吾闻之，是知耻恶。知耻恶，则善心将生，故与布劝为善也。”不久，有行路老父担重，遇人“代担行数十里”。后来“老父复行，失剑于路”。有人行道途中得到了这柄剑，心想如果放置在路上，担心后人得之，剑主于是永远无从寻找，于是在现场耐心等候失主。直到日暮，失剑老父回来寻找，看到守剑者就是此前“代担”之人。老父深心感动，“揽其袂，问曰：‘子前者代吾担，不得姓名，今子复守吾剑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请子告吾姓名，吾将以告王烈。’”后来老父果然告知王烈。王烈说：“世有仁人，吾未之见。”派人查找，这位“仁人”，竟然是“昔时盗牛人也”。《太平御览》卷九○○引《先贤行状》记录了王烈这一故事，又有对他“通识达人”的评价。正是在王烈这样的“达人”的道德感召下，使得民间“仁人”出现。 嵇康生活在汉魏之际。他坚持与当政的司马氏集团划清界限，拒绝出仕。并因此与举荐自己代任尚书吏部郎、原先同为“竹林七贤”成员的山涛绝交。他在宣布这一决定的著名书信《与山巨源绝交书》不多的篇幅中，两次使用了“达人”称谓。嵇康写道：“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他坚持这样的原则，即秉性不能接受者，绝不可勉强。嵇康认为，如果都说有这样的“达人”，什么都可以承受，能够认同俗流，又坚守正心，能追逐世风，又坦然自安，这一定是空谈虚语。嵇康接着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这里说到“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他们在嵇康心目中的位次，当与“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不同，然而也与被称为“君子”的“仲尼”、“子文”有异。嵇康说，“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文选》卷四三）对于“处朝廷”还是“入山林”，嵇康各有宽容的理解，但是坚持应当“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尊重各人的自然和自由。通过嵇康所使用的“达人”这一语汇，可以了解汉王朝终结时代的相关社会认识。 我们还注意到，嵇康本人，也曾经被称作“达人”。《太平御览》卷五九六袁宏友李氏《吊嵇中散》写道：“慨达人之获讥，悼高范之莫全。凌清风以三叹，抚丝桐而怅焉。”文中称致使嵇康被杀害的钟会，是“天下之恶人也”。“达人”和“恶人”，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中作为对应身份出现。 同样生活在汉末，与前说陈琳一起名列“建安七子”的徐幹，在《中论·贵言》强调珍惜言语的主张。他以为不同人等因道德等级和知识等级相差悬殊，则没有必要进行对话。论者指出：“君子必贵其言。贵其言则尊其身，尊其身则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如果相反，“言费则身贱，身贱则道轻，道轻则教废”。所以，“君子非其人则弗与之言”。在讲述这一观点时，徐幹提出了“达人”和“俗士”不必进行交流和辩说的意见。他写道：“夫俗士之牵达人也，犹鹑鸟之欺孺子也。鹑鸟之性善，近人飞，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将可获也，卒至乎不可获。是孺子之所以 膝踠足，而不以为弊也。俗士之与达人言也，受之虽不肯，拒之则无说。然而有赞焉，有和焉，若将可寤，卒至乎不可寤。”他说，如果不懂得“俗士”无法真正说服的道理，坚持要和“俗士”艰难讨论的“达人”，是“达人”中间的糊涂人，不是“达人”中间的聪明人。“是达人之所以干唇竭声而不舍也。斯人也，固达之蔽者也，非达之达者也。”在徐幹的笔下，“达人”和“俗士”的对立至于如此不能相容的地步，是令人惊异的。如果“达人”面对“俗士”不能“贵其言”，出现所谓“言费”的情形，则会致使“身贱”、“道轻”、“教废”，使自己的“达人”资质遭受损害。 汉末作为社会称谓的“达人”，通常的涵义大约是指有地位、有身份、有影响、有名望的人。一位于天文占相“无不精微”、作卦预卜“其言皆验”的在“异才”方士管辂，在一位退职返乡的官员王经来访，就他卜筮的可信程度“有疑难之言”时这样说：“君侯州里达人，何言之鄙！”由王经的身份，可以知道当时“达人”称谓的涵义。《三国志·魏书·方技传·管辂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关于这一故事的记载，还保留了管辂对答的更多的内容。他追怀“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的古久的历史，又说民间卜者治患救死，“事或以成”的事实，表示：“苟道之明，圣贤不让，况吾小人，敢以为难！”尊称对方“达人”和自谦谓“吾小人”，两种称谓的强烈对比，值得我们注意。 管辂这里所说的高踞于“小人”之上的“达人”的“达”，推想已经隐约有显达的意思。《孟子·尽心上》所谓“达则兼善天下”，对应“穷则独善其身”。“达”与“穷”形成相反的人生境遇。前引班彪《悼离骚》也有“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的说法。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其中“达”的涵义，也值得思考。但是汉代“达人”称谓的“达”的涵义，并不宜与“穷”“达”的“达”完全划等号。 《说苑·杂言》对孔子的一段言论进行了介绍和宣传：“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这里表扬了道德高尚的富人、贵人和达人。显达者能够使别人也显达的，这就是所谓“达而能达人”。他即使想要穷困，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里“达”和“穷”形成对立面，又是与“富”和“贵”作为同一等级的人生成功的表现的。《潜夫论·德化》：“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达人”作为动宾词组，也有相近的意思。“达人”取使别人“达”这一语义的，还有《说苑·谈丛》的说法：“因时易以为仁，因道易以达人。”“达人”在这里与“为仁”并说。 汉代“达人”称谓通常指代通识者、明智者、成功者。大致在更晚近的时代，“达人”这种人称符号似乎又有了特别重视名誉层次，即俗说出风头、得风光的意思。唐诗所见卢照邻“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句（《在狱咏蝉》，《唐诗镜》卷三），权德舆“曲士守文墨，达人随性情”句（《广陵诗》，《全唐诗》卷三二八），孟郊“达人识元化，变愁为高歌”句（《达士》，《全唐诗》卷三七三）等，都可以说依然继承了古意。然而储光羲“善听在知已，扬光唯达人”（《秦中初霁献给事二首》之二，《全唐诗》卷一三七）以及卢纶“始悟达人志，患名非患贫”（《酬孙侍御春日见寄》，《全唐诗》卷二七七）等诗句所见对于“名”的追求，对于“扬光”的追求，似乎体现时人对“达人”品格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达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虚荣标志，这正是前引《淮南子》言“俗世之学”之所谓“以招号名声于世”，与汉代“达人”风范是有所不同的。虽然前引郤正《释讥》关于“达人”的文化品质也说到“身没名灭，君子所耻”，但是对于“名”的迷恋如果超越常限，自然会完全背离汉代“达人”的人生原则。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3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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