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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编：高小勇 明朝伟大航海家郑和在公元1405～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的故事，已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同样地，意大利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公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的说法也已根深蒂固。 在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些人平时所忽视的东西？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说宋朝总体属于一个外向开放型的朝代，那么明朝则是一个内向封闭型的朝代。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包括严禁私商出泊），即关起门来巩固政权。他去世前，看到儿辈互相争权，便把权力交给了忠厚老实的惠帝，找了个借口，把最强干的朱棣远远发落。惠帝当政，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办事。四年后，朱棣发难，取代了惠帝，登基当成祖。明成祖朱棣一上台就改变了朱元璋的平内和闭门锁国的方针，转而实行富国强兵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代表就是打开海禁，鼓励私商，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
打开海禁和郑和航海，大大刺激了当时的科学技术、经济、国防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么搞了二十多年，中国自汉唐以后又一次出现了空前繁荣和对外称雄的局面，即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年，其文化事业发展的代表是《永乐大典》，国家综合实力的代表是郑和航海下西洋。 在公元1405～1433年这段短暂的时间，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欧洲这个“远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30年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100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权。
成祖朱棣以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继位。他们听从了一班儒臣的建议，认为下西洋和开海禁有伤民族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于是，他们重新搞起海禁和尊崇儒家，实行“罢宝船弊政”，迫使郑和停止航海，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郑和死谏要求再次出海。看在老臣的面子上，皇上准谏。这一次郑和出海，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从此留下了“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历史佳谈，而中国则开始了近500年之久的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 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在100年里，举世无双的海军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紧接着的是闭关自守的时期。15世纪初，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在同时，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公元1451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意大利诞生。虽出身卑微，哥伦布从小便立志要当一个航海家，作环球航行。19岁时，哥伦布随兄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定居。当时葡萄牙正试图绕过非洲去印度，但哥伦布认为不必绕过非洲，只要一直向西航行便可到达印度。然而从他1484年向葡萄牙国王提出这个建议开始，到1492年西班牙女王同意这一计划实施，哥伦布花了8年的时间。公元1492年8月，年已41岁的哥伦布终于获得西班牙女王伊丽莎白的支持，带领120人分乘三只小船离开西班牙，开始向西环球航行。 1492年10月12日，经过三十多天的航行，他们终于登上了北美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岛。此后，哥伦布又先后三次航行到美洲沿岸，进行了实地考察。哥伦布成为西方第一个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人，但他至死都把美洲错认作印度，西印度群岛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在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事件中，各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极为不同。郑和下西洋，更多的是奉帝王之命，意在“宣德化而柔远人”，从而达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境界。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活动，无论军事、贸易、外交等等，都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明朝既不求海外殖民地，更不求通过贸易而获利，不是不能，而是志不在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的航海更多的只是一种仪式，一种符号象征罢了。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殖民者之航海探险受到了王室的极大支持。1492年西班牙国王面对哥伦布的航海探险请求时，不仅封他为贵族暨大西洋海军元帅，更准他担任未来所发现的岛屿和陆地的总督，而且这些头衔都将世袭。此外，新发现土地上产品的1/10归他所有；他也能参与新土地上的所有商业活动，投资和利润占总额的1/8。同样，1519年麦哲伦航海探险计划开始实施时，西班牙国王也答应从新发现的领土中，拨出l／20赏给麦哲伦，并允许他们参与未来的土地开发。因此，远航探险不仅可以带来荣誉，更可以致富。这种赤裸裸的殖民和掠夺黄金财富的远征，使欧洲航海探险从一开始就注重每一次新发现的信息发布与记录，他们每发现一块新的陆地、一座新的岛屿，就为之命名，并划入本国的版图。
毫无疑问，明朝统治者潜意识里并不存在“互通有无”“开垦疆域”的宏大意识，思维深处积淀的以农为本的政策取向，不可能生发出近世欧洲的“重商主义”模式。而这种封闭自锁、农业为本的自然经济，根本不是以拓展贸易、攫取资源为重心的商品经济的对手。虽然郑和的船队，无论数量、质量、技术、吨位等各方面都是当时世界一流，但它并没有取得与世界一流相称的回报，扬威宣德的结果，是对经济利益的极端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这也预示了明王朝的衰败与没落。政府行为与私人行为之间，其中一个重要差别，就是预算约束的严厉程度不同， 这在郑和与哥伦布的对照中就已有鲜明的体现。郑和的船队，仅第一次航海就有2.7万多人，大船62艘，加上中小船只共二百余艘。郑和的宝船更是庞大无比，长约132米，宽约54米，吃水深度8米。最大排水量约1.48万吨，载重量约在7000吨左右。宝船有“九道桅”，“能张十二帆”，真是舳舻相继，在“鲸波接天、浩浩天涯”的大洋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而哥伦布的所谓船队，不过三艘船，最大的船不过25米长，船员九十多人。即使后来者麦哲伦1519年从西班牙西南起航的船队，总共也仅有五艘破旧的三桅船，吨位很小，船员共265人，根本没法和郑和的舰队相提并论。这样类似的对比，中国人往往容易陶醉于民族自豪感，震撼于郑和的壮举和船队的威武雄壮，但人们忽视了该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郑和的船队固然比哥伦布的大而且先进，但其付出的成本更高。哥伦布简陋的船队居然能够发现“新大陆”，进而殖民、开发巨大资源，而富丽堂皇的郑和船队仅是握手示好，挣了个脸面而已。这当中的距离，岂是船队大小可以比拟的！
造成如此差异的根源，是政府在航海中的角色定位不同。明成祖朱棣虽比太祖朱元璋开明，但其主导性思维仍没超越小农经济意识，而儒家规范又极大地泯灭了人的进攻性、冒险精神和成功欲望，使得郑和的航海成了另类的明朝宣传板。反观哥伦布的航行，从他开始提出航海建议到获得西班牙女王的支持和赞助，其间经过无数次争辩、修改计划，前后花了8年光阴，可见航海主张得到统治者支持之不易。西班牙统治者的赞助，是经过了风险—收益分析的考量，而中国皇帝一声令下，高兴了就航海，不高兴就闭关，丝毫没有关注航海的经济效应。
本文摘取自—— 书名：《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历史》 作者：高小勇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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