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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晚成的一代名臣左宗棠(终结篇)

 HNYZL 2017-07-27

大器晚成的一代名臣左宗棠(终结篇)

导读:

左宗棠誓师出征伊犁,大军势如破竹,从而使他在国际上声誉鹊起,被誉为“中国第一帅”。李鸿章一看大军进展神速,欣慰之余发现自己的立场有点不妙,马上说服慈禧运作左宗棠升迁回京。左宗棠回京后,沿用一贯的军人处事风格——雷厉风行、有理就说,缺乏政治敏锐度导致他处处碰壁,心情极为郁闷。通过与慈禧的深度交流,左宗棠选择了降职调任两江总督,继续推进“经世致用”的施政主张。

(接上期)

势如破竹 宗棠回京

停顿了一下,左宗棠继续大声地说道:“我以前有一个好兄弟叫胡林翼,这个名字相信在场的很多人都听过,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以前还是他的老部下。

可以自负地说,我左宗棠英雄一世,佩服的人寥寥可数。而同代人中我只佩服胡润芝一个,所以他的话我基本记得比较清楚。

胡润芝曾经跟我说过,人这辈子不能永远无声无息的,要做一些大事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什么是大事?我认为收回新疆就是大事。这么好的地方我们能放弃吗?堂堂中国男儿能不爱惜老祖宗打下的江山吗?

每个人都会有一死,我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你们可以问心无愧地与儿孙细数自己的功勋,而不只是怀念年轻时的饭量和力气。到时你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为这个国家争回了领土!我——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职责!’

儿郎们,我左宗棠今年69岁(虚岁)了,征战了将近三十年。虽然今天我已经身居高位,但我骨子里还是一名战士,也始终以自己是一名战士为荣。

对于战士来说,马革裹尸也是一个很好的归宿。所以,今天出关我决定把自己的棺材带上,如果此战不能成功,我就不再打算回来了。

因为我没脸去面对陶文毅公(陶澍)和林文忠公(林则徐),我也没脸去面对我的好友胡林翼,我更加没脸去面对后代子孙的指责。

如果真有这一天,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战斗下去,我的英灵会在天上保佑你们,继续收复新疆。

儿郎们,我和你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生长在南方,早就难以忍受西北的黄沙,但我宁死也要把西北收回来。

为什么?因为人生有一些事是一定要去做的,大丈夫立世就要有一股蛮劲。别人私下里叫我‘湖南骡子’,我以前一笑而过,对‘收复新疆’这件事我就要蛮到底,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古有伏波将军(马援)年高征南,今有左宗棠古稀征西。强敌就在前面,唯有决死之心才能胜利。

古语有云: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今天我们就要出关去踢俄国佬的屁股,我不怕死,儿郎们,你们怕不怕?”

台下的士兵们被左宗棠激励得热血沸腾,大声吼道:“不怕!不怕!必胜!必胜!”声音响彻沙场,直冲云霄。

公元1880年,滚滚的钢铁洪流冲出嘉峪关,直插伊犁。大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

左宗棠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在西北取得了节节胜利,这使得他在国际上享有大名,很多外国媒体称他为“中国第一帅”。

李鸿章看到报纸后极为不爽,心想:“不能再这样让左宗棠搞下去了,否则我哪里还有什么地位。以前我认为没把握收回新疆,谁能想到俄国佬这么菜?现在的这种状况搞得我有点被动,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先把左宗棠调回京城再说。”

于是,李鸿章捋了一下思路,就跑到慈禧面前汇报说道:“老佛爷,新疆战事现在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我建议见好就收。俄国毕竟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大国,如果它倾尽全力来与我们作战,反而可能把现在的大好局势破坏。

再说,现在重兵在边疆作战,后勤压力和财政压力都很大,时间拖得长一点,局势可能会崩溃。再说左宗棠年事已高,却一直在边疆操劳,万一有个不测,这也不是朝廷优待老臣的做法。所以,我建议朝廷要早点调左宗棠回来进行褒奖,让他能够颐养身体。”

这就是顶级政治高手的水平,总能把自己的意图包装成冠冕堂皇的话,铿锵有力地说出来。——呃,老左啊老左,我不是担心你功劳太大要调你回来啊,而是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万一有意外我也很心痛,所以建议朝廷要优待老臣。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就不要说“谢谢”了哈。

慈禧听了李鸿章这一番话后沉思不语,大堂中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清。到了慈禧这个层级,以她的政治智慧瞬间就洞悉了李鸿章话语背后的涵义。

慈禧眯着眼睛看着李鸿章,并没有揭穿他,寻思道:“虽然同是中兴名臣,但左宗棠已经快70岁了,时日无多,未来的价值是在下降的。

而李鸿章还不到60岁,还算是年富力强,未来借重的地方还很多。而且他为人圆滑,比较能够领悟我的意思,比起硬邦邦脾气的左宗棠更让人喜欢。也罢,对于这些臣子的驾驭要把握好‘度’,不要寒了他的心。”

于是,慈禧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诏令调任左宗棠进京任军机大臣,兼管兵部事务(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分管军事、国防)。

政治幼稚 多方刁难

收到调令后,左宗棠心怀不甘。但是,朝中无人为他说话和军人的服从风格迫使他不得不马上收拾行囊,满腹牢骚地回到北京。

想不到的是,左宗棠进京之后马上发现自己的处境很艰难,做的很多事情都让大家不满意。

究其原因,左宗棠是一个天生的军事统帅,但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敏锐度是比较差的。

光绪七年(1881)正月二十六日,左宗棠抵达京城,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述职、褒奖之后,他逐渐安定下来。想不到三月初十慈安太后暴亡,左宗棠在参加祭奠的时候忍不住说了一句:“今早见到安圣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晏驾了?我不相信。”

旁边的大臣听到左宗棠这样的场合说出这么敏感的话,“嗖”的一声,方圆十米之内变得一个人都没有,马上空出一大片空地。左宗棠也感到很愕然,这个事情说一句话都有这么严重???

事关重大,现场的很多人都没马上反应过来,都在寻思这个动作后面深层次的涵义——“左宗棠到底是什么意思?”(谁能想到左宗棠根本就没有深层涵义,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声而已)。

安静了片刻后,军机大臣(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宝鋆跳出来,铿锵有力地说道:“安圣年事已高,身体又一直不好,这大家都是知道的。她的病情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罢了,人有旦夕祸福这很正常。左宗棠你妄议此事,这是心怀叵测。你脑袋里一团茅草,我要弹劾你。”

于是,大家仿佛大海航行看见了灯塔,当场批评左宗棠的声音顿时此起彼伏。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纷纷义正词严地指责左宗棠的荒谬。

未来的帝师翁同龢此时也在现场,当天晚上回到家中感叹说道:“现在的官场做正人君子讲真话太难了!”(正人之位之难也)

这个事情传到慈禧的耳中,虽然碍于左宗棠的巨大功劳,她没有动作,但心里很不爽是肯定的——这种事情也能讨论?你左宗棠到底懂不懂政治啊?如果不是大局已定,你是否知道这些话会掀起怎样排山倒海的波澜?从此,慈禧也对左宗棠滋生不满。

此后,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让左宗棠极为郁闷。有一天,军机大臣召开会议,讨论永定河修堤的事宜。

这个原本属于直隶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李鸿章的份内工作,但是他对这些具体的水利工作不内行,导致永定河年年发大水,两岸民不聊生。

而左宗棠经常在一线搞水利建设,成绩很大,所以军机大臣们都想听一听他的意见。左宗棠一听到要他拿修河意见,马上站起来说道:“好,我马上去现场看一看,这几天搞个方案出来,到时候好派人执行。”

想不到大家都惊愕地看着他,心想:“老大,我们也就是说说而已。哪有你这样的,才提出意见马上就雷厉风行地去搞?难道你不知道从提出意见到真正立项,再到具体人去操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说,还有很多领导都没有发表高屋建瓴的指示呢?

此外,这个工程要找谁承包?材料在哪里购买?这些具体而微妙的事情大家都还没有充分讨论运作呢。你这样马上就去干,后面的利益算谁的?万一有功劳大家怎么分?左宗棠啊左宗棠,你这样一点都不懂官场的潜规则,大家以后还怎么好好地玩耍?”

于是,现场沉默了很久,左宗棠也愣了:“什么意思?有什么问题吗?”

恭亲王奕见状,轻轻咳嗽了一声,说到:“没有上级批准,你就匆忙出京,如果太后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左宗棠反问道:“难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上级批准吗?”恭亲王斩钉截铁地说:“在朝廷中就要这样。”左宗棠闻言默然不语。

从这件事可以我们看出左宗棠办事完全是典型的军人风格,虽然他对李鸿章很不满,但是襟怀坦荡,对事不对人。

治理河道对国家百姓都有利,李鸿章搞不定,他不会看笑话或是落井下石,而是自己撸起袖子上去承担责任。

后来,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分管财政)的宝鋆教训左宗棠说道:“老左,朝廷是要讲究规矩的,你不能自己由着性子来。

我们要跟着王爷走,上级没问我们就不要开口。谁先说话、谁后说话都是有顺序的,你不要随便插话发表自己的观点,否则大家还怎么愉快地合作?”

几个月后,慈禧还是采用了左宗棠的建议,调他部下王德榜率兵三千对永定河进行治理。经过左宗棠的统筹,永定河三十年内无大事,传为佳话。

但是经过这两件事后,左宗棠在京城的处境更加艰难。起初,因为收复新疆的大功,大家都对他忌惮三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夸奖的夸奖,该恭维的恭维,大家就又本能地回到权力制衡的老轨道上来。而左宗棠经常无意中破坏各种规矩,所以不断地有明枪暗箭向他汹涌而来,让他心力交瘁。

政治是很讲究规矩的,不像军事统帅一样很务实,一切以胜利为首要目标。左宗棠长期在外带兵打仗,实行的是军队“想到就干、有理就说、令行禁止”这一套规则。

但是这一套规则与官场潜规则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历史上很多军事将领在和平时期遭到清算的重要原因。

但要命的是,左宗棠以前基本时间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在“为官之道”方面他比李鸿章差得太远。

比如,政治上做任何事都有很多讲究,讲究如何坐,如何走,如何讲话,谁先讲,谁后讲,讲到什么程度,每句话背后的弯弯绕是什么等等。这一切左宗棠经常顾及不到,所以每次开会他都头大如斗。

左李之别 性格不足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知道做事,后者只知道做官。曾国藩曾经有个评价:李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俞越)拼命著书。而左、李两人争斗的本质主要是思想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关于洋务运动的方向性问题。左宗棠旗帜鲜明地支持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观点,就是购买、山寨(仿造)、自主开发,然后形成自己的产业链条。

宁愿前面艰苦一些,勒紧裤腰带,也不能把工业命脉完全放到别人的手上。

而李鸿章则同意曾国藩的观点,我们跟西方国家的差距太大,研发、制造成本过高,自主开发的条件不成熟,不如不断地买外国的成熟产品还更省钱。等到未来条件成熟了,再徐徐图之。

第二,对于国家战略问题,涉及两条路线的斗争。左宗棠提出“海陆并重论”,海防要有但是陆地绝不能放弃。现在放弃以后就再也拿不回来,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所以宁愿赔钱绝对不割地。

钱以后可以再赚,但土地割让了以后麻烦很大。如果新疆失去,西藏、青海和蒙古就会不稳,而陕甘就会成为前线,未来京师会缺少战略回旋空间。所以,既要海防也要陆防,一个都不能少。

而李鸿章的观点是西北那些不毛之地拿到手里没有意义,投入大产出小,先放一放,以后有机会再说。

即使拿不回来也没关系,一定要保住东南膏腴之地,尽全力先把海军办好。

财政困难下不可能海防、陆防两边都兼顾,海洋是未来必须要大力投入,资金和资源方面要进行倾斜,所以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放弃新疆。

同时,对于中国未来的主要敌人,左、李两人也有不同意见。左宗棠认为俄国和日本都要防范,近期沙俄是主要敌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进行防范。我们对日本是不能放松,但可以放后面一点,要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

而李鸿章认为日本是中国的未来大敌,主张“联俄抗日”,为了抗日可以放弃新疆等边远地区,以求和沙俄和好。(万里穷荒,何益于事?)

早在道光年间,陶澍手下的智囊魏源和龚自珍就提出要在西域建立行省的主张,这样才能加强中央对西北的控制。左宗棠作为林则徐的衣钵传人,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并成为这一思想的践行者。

左宗棠对于沙俄对西北的野心洞若观火,所以当年林则徐才会把国家托付给他。

随着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左宗棠连续五次上书,提出目前管理西北的模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必须要设立行省加强控制,以免新疆被分裂。

关键是左宗棠因为这件事,放下姿态去跟曾国藩捋了一下思路,取得了曾国藩对他西征的支持。

朝廷同意左宗棠进军西北后,西征军的军饷主要来源于两江地区和东南各省,曾国藩没有因左宗棠经常不给他面子而掣肘他,而是大力予以支持。

而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却不断地对西征军进行暗中掣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气度上李鸿章确实比“湘军三杰”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差了几个层级。

第三,关于做官的哲学方面。受陶澍、林则徐、胡林翼等人的深刻影响,左宗棠认为人生要做大事,而当官就是为了做事。

当官是手段,能不能做大官不重要,做大事才是目的。所以左宗棠经常对事不对人,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坚持到底。即使是上级领导的意见,他认为是错误的也绝不妥协。

而李鸿章的人生理想就是当大官,权力越大越好,做事是为了当官。做事是手段,当大官才是目的。

上级领导的意思一定要深刻领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强理解。该妥协的要妥协,该替领导背黑锅就要背黑锅。

以上的几点分歧导致左宗棠和李鸿章一直明争暗斗,最后以左宗棠的失败而告终。归根到底,如果仅仅以政治手腕而论,左宗棠不是李鸿章的对手。

同为“中兴名臣”,我们可以从很多案例判断出左宗棠和李鸿章的高下之处。当然,左宗棠也不是完人,他在性格上与其他“中兴名臣”相比也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其中有两点极为突出。

第一,左宗棠性格比较自大,很喜欢听奉承话。而且这种奉承话不是“你的能力很强或者你是牛人”这样的层级,如果面对官员这样的恭维左宗棠基本会对他嗤之以鼻。

官员们必须要说“左公,你是中国古往今来第一圣人(或是清朝两百年来的第一奇才),能够勉强跟你相比的就只有诸葛亮等寥寥数人。

除了你之外的中兴名臣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他们都是渣渣。”这种层次的奉承话才算是说到左宗棠的心坎里,让他如饮琼浆。

这时候他才会殷勤地请你喝茶,捋须微笑着说道:“其实,清朝几百年还是有一些能人的,文毅公(陶澍)、文忠公(林则徐)还有润芝(胡林翼)都很不错。当然,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就不要提了,不是一个层级。”

第二,左宗棠很喜欢突出自己的作用,不喜欢提拔下属。所以,连他手下的第一干将刘锦棠都差点因这个原因离他而去。

这个性格导致左宗棠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少,远不如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这方面应该也是他的一个巨大败笔,导致他离开军事领域之后办事举步维艰,不能引领朝廷风向。

调任两江 病逝福州

日渐感到空虚无聊的左宗棠终于知道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在北京呆下去,他决定还是下去做一些实事算了。

左宗棠捋了一下思路,跟慈禧深谈了几个小时,不久就从军机大臣(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转任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兼江苏、安徽、江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兼两江大军区司令)。

从地位上看,新赴任的职位是降职,但是能够到一线做些实事,左宗棠很高兴。他在两江任上继承了陶澍、林则徐的思想,进一步推行“经世派”的执政理念,巩固两江这个大本营。

因左宗棠在国际上的名声,外国人对他还是少有的隆重对待。他巡视上海时中国的商店全部关门,在道路两旁摆上香案焚香恭迎,而在上海租界,各国升起中国国旗,响炮十三响,这在上海租界是极为罕见的荣誉。

左宗棠在两江地区巡视后做了几件事:

第一,加大仿制、购买枪炮战舰的力度。

第二,调集各路人马进行“三大水利工程”建设。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左宗棠创造性地使用军队来代替百姓开展水利工程(借兵勇以代民力)。

第三,对军队进行整治,并且各地大力组建“民兵”,储备后备兵员。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躺在病床上,弥留之际他的人生奋斗过程历历在目。他仿佛看到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周筠向他伸出了双手,又仿佛看到了安危须仗、同气连枝的兄弟胡林翼在向他点头微笑。

左宗棠努力地伸出手来最后挥了一下,喃喃地说道:“润芝(胡林翼),我这算是做了一点有价值的事,不负此生了吧?”慢慢地,他的手掉到了病床上,病房周围瞬间哭声震天。

光绪十一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大器晚成的一代名臣左宗棠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 “文襄”,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于湖南以及他所立功的各个省份。

(全文完)

南山君曰:文襄公左宗棠是一位历史奇人,他大器晚成却功在华夏。左宗棠与“湘军三杰”的其他两人胡林翼和曾国藩的区别在于他的领域只在于军事,对官场之道的敏锐性严重不足。

所以,后人可以学他的做事方法,但最好不要学他的“为官之道”,否则身逢治世碰壁的可能性很大。

从功劳上说,“湘军三杰”中以左宗棠的功劳最大,但他是属于时势造英雄的人物。如果生于太平盛世,胡林翼和曾国藩依然能够崛起,但是依照左宗棠的为人性格和处事方法,耕读传家、老死牖下是大概率事件。

但是,不论如何,文襄公左宗棠也是一个在历史的车轮上狠狠地划上了一笔的人!如果没有左宗棠,按照后面的历史推演,新疆等地落到俄国人手里,基本就无法拿回了。

那么今天我们吃个哈密瓜或是吐鲁番葡萄还要依靠进口,我们想去西藏旅游一趟可能还办不了签证。古稀出征,收回新疆,左公于国于民居功至伟!当浮一大白。

鉴于往事,资以治道。这里是“南山煮酒”,欢迎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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