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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名文，又名文和，字石斋。南京人。讲课时一口似清似浊的南京话令人发懵，但听顺了反而能揣摩出其中的韵味而咀嚼不已。他讲唐诗《蜀道难》，一声“噫吁唏危乎高哉”，裂帛穿云，激越、高亢、寥廓、悠长……如巫山突起，凛然崔巍；暴雨骤降，痛快淋漓。我们同学都学会了，几十年后还能吼出这一句南京腔来。 高先生讲课十分投入，声情并茂，手舞足蹈。他一上讲堂，就像演员进入了角色，先是调动学生情绪，烘托学术气氛，然后指斥时政，臧否人物，滔滔不绝，旁若无人。一堂《将进酒》上来，我们仿佛进出了唐人的街肆，人人都成了李白，而五花马、千金裘……统统换了酒喝。 1957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政府虽然没有下令隔离，可谁得了这种病，人们就和他绝交，以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右”字病。中文系任访秋划了右派，从领导、同事到学生就没有人敢再理他，好象和他说上一句话，麻风病毒就会随着声波传来。但是，高先生却不怕传染，他不仅和任先生照常往来，而且还故意作出更加亲密的样子。中文系学生列队出城参观，教师也随之前往。高先生跟定任先生，肩并肩一路走着。他俩都是1米78的高个儿，比翼双飞在大队学生面前就格外刺眼。高先生旁若无人，侃侃而谈，左顾右盼，笑声不绝于耳，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白凤的下场就更惨了。任先生是撤职降薪，钱少一点，日子还能过去。李白凤则是开除回街道闲居，一家划了三个右派，只剩下妻子一人保留着一月25元工资。李白凤在家无以为生，高先生就找他刻章子，刻一个章子奉送几十元，以解李白凤柴米之急。人们常见的高先生一枚闲章“家在燕子矶下”，就是李白凤的铁笔。 1958年以后，又开展拔白旗运动，大出教授自由教学洋相，演活报剧，表演高先生讲课，“关关雎鸠。雎鸠就是野鸭子，野鸭子和家鸭子不同，家鸭子比野鸭子好吃……”接着讲到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一只烤鸭还没有吃完，丁零零一堂下课。表演高先生的演员话题一转：“北京的烤鸭先吃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接着吃南京的板鸭！”听众哄堂大笑，台下的高先生也被逗得前仰后合。 但是，高先生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课？却没有一个学生能说出来。想象力，大批判年代的想象力，漫无边际地发挥了出来！ 接着，是一个演员光着膀子上场，他臂上还贴着一张膏药，在进场口被人拦住了。 “你不是大相国寺那个卖狗皮膏药的吗？你来我们开封师院干什么？” “我听说你们这里的高文狗皮膏药卖得好，把我们的市场都够‘撑’了，今天来找他，叫他教我们怎么卖狗皮膏药！” 高文的狗皮膏药从此出了名。 玩笑只能是玩笑。多年以来，知识分子都学会了不把玩笑当真看。所以58年以后，不管政治运动怎么折腾人，知识分子也从来不把它放在心上。 其后，又开展了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之间的讲课擂台赛。 反右派以后，大学里流传着一种最为革命、最为新奇的理念。就是：教授最保守，思想陈旧，条条框框又多；他们的教学都是填鸭式的，群众不能接受；要不就是自由主义，低级趣味。讲师思想没有负担，最易接受新生事物……助教无畏无惧，本身就是新生力量；学生更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于是教授、讲师、助教、学生各派一名代表，指定一篇统一的教材，在同一个教室里向相同的人讲授。然后由各方代表评定出各自讲授的优劣。参加打分的观众都是受命评委，所以每次评判的结果都基本一致：教授讲的都是错误的、陈腐的观点，教学方法呆板生硬，不受群众欢迎。讲师的观点基本正确，但方法欠灵活，学生不易接受。助教的观点明确新颖，教学方法灵活，群众乐于接受。学生讲的都是最革命的观点，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最受学生欢迎。这就像今天足球场上的黑哨，你没开球他就定罢了输赢，而且比分悬殊，有高有低。今天的观众见了黑哨可以喝倒彩，那时的观众都只能鼓掌通过不敢有其它。群众还有敲锣打鼓高呼毛主席万岁，教授当然要低头服输，向党表示重新学习的决心。这一次，教授的代表选中了高先生，讲师的代表选的是青年教师王宽行。统一用的教材是薛道衡的《昔昔盐》。 明知道被批判的命运躲不过去，高先生干脆就来个不躲。认真备课，充分占有材料，挟着一摞厚厚的讲稿走上课堂，条分缕析，侃侃而谈，旁征博引，眉飞色舞。那时候上级提倡厚今薄古，严禁炫耀古人。高先生偏偏大谈古典文学的深奥，今人绝对难于企及。他讲《昔昔盐》，一句“空梁落燕泥”，反复咀嚼，啧啧称善，从意境说到神韵，从铺张到蕴涵。这等于是顶风而上，肆无忌惮，引火烧身地宣讲古人之美，与当下的政治大唱反调。高先生明知上有虎，偏向虎山行。 一堂课终于讲完了，高先生累得满头大汗。他坐下来静听评委打分，接受那没完没了的批判，无怨无悔，不避不躲。当最后宣布这堂课为59分时，群众热烈欢呼，高先生如愿以尝。 事后我们方才憬悟，那天高先生为什么挺身而出，像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草靶子一样把射来的箭都拦到自己身上。他是为了保护青年教师，替他们挡箭？还是在保卫中国文化的最后一块阵地，不使它在我们这代青年学生心中丢失？谁也不知道。那天的讲评集中火力批判他，王宽行先生则显得极不重要。然而，我们这些学生却从心底记住了《昔昔盐》，记住了那一句“空梁落燕泥”。 高先生对革命的大批判从不放在心上，然而1959年的“抛纲”却使高先生痛不欲生。 所谓“抛纲”，就是当时的开封师范学院党委根据上面的指示精神，制定出《开封师范学院发展纲要》，这一天把它公布（抛）出来。党委号召，这是学院开天辟地以来一件大喜事，全院师生都要投入庆祝，鞭炮锣鼓，化装游行。从领导、教师到学生，上上下下，无一例外。 化装，这对我们青年学生来说，涂脂抹粉，穿红挂绿，都不是什么丢人事。到了那天，我们一个个把脸涂成花狗屁股，走到校园内就算游行了。还有人独出心裁，把花裤衩顶在头上；有人把枕头塞到裤腰里，装成大屁股扭起来。军号齐鸣，唢呐喧天，工友们把庄严、肃穆的大鼓也搬了出来。外人不知道师院校园里发生了什么事，好象是在娶媳妇，嫁闺女，而人人又都成了新娘子。 上午八点钟开会，人们纷纷向大礼堂赶来。走在前面的是党委书记韩倩之。他衣者朴素，落落大方，胸前挂一朵红绸，随时准备着扭秧歌用。所谓化装，书记是点到为止。 但广大群众就不同了。中文系教师在李嘉言主任率领下，来到大礼堂西边门上等开会。你看李主任，他头上扎着红头绳小辫，两颊涂着两块血色红斑，不男不女，不僧不道地坐在那里，等着开会。他是党员，必须带头响应党委的号召，对于自己被打扮成的丑态怪样，他不羞不臊，无愠无怒，表情自然，若无其事。 再看高先生，他和李主任一样被打扮得不伦不类，满脸愧怍，斯文丧尽，无地自容，坐在大礼堂西边门外的栏杆上，不敢抬头看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一天，是我记忆中开封师范学院丑化知识分子的一天。教授粉墨登场，学者成了倡优。师院位于开封市的明伦街，这一天，明伦堂成了梨园行，师范学院变成了戏曲学校。 大会上，党委宣布这一天为开封师范学院的校庆日。到了第二年的此时此刻，校庆三周年，学校放假三天。晚上放电影《穆桂英挂帅》。事后却受到省委批评：“全国都在政治挂帅。你们可好，让穆桂英挂帅……”，从此以后，再没有纪念过这个校庆，而中国自始自终也没有拍出一部叫做《政治挂帅》的电影。 此后，我在校园里，再也没有碰到过高先生，因为他不再教我们课了！
 讲授古代经史典籍，弘扬华夏传统文化
微信号：shenshandushu 讲授古代经史典籍，弘扬华夏传统文化  编者按：郑慧生先生是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在河南大学读本科时，与郑先生相识。后来，郑先生看到我写的纪念高文先生的文章，说很有感触，随手写了段怀念高文先生的文字，发给我保存。今发此文，以纪念郑慧生先生八十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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