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宗元丰七年，皇帝一道旨意，把苏轼的谪居地改为汝州。接到消息的时候，苏轼正忙着在雪堂西畔栽橘子树。平静的田园生活就这样戛然而止。奉召北归期间，苏轼上书请求常居常州，获批。但苏轼刚写下“十年归梦宁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就又来复官消息，奉登州太守。后回京，一连擢升三次，最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有次奉旨草拟追封王安石“太傅”的圣旨，苏轼形容王安石“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这中间的褒贬就极为巧妙了，王安石主持新政期间，曾编有《三经新义》为科举的官方标准，这话到底是褒是贬全凭听者自己理解。苏轼与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不相为谋，但对王安石人品还是敬重的。这位大刀阔斧变法的老宰相谋国不谋身，独有一番风骨。 因宋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一贯反对新政，昔日或退或贬的保守派官员再次被启用，司马光任宰相。司马光执宰相职仅八个月就逝世，丧礼由程颐主办。当时正值皇帝率百官在太庙祭祀天地神灵、安放神宗灵位，因是吉礼，期间有唱歌、奏乐。完毕后，大家立刻赶去给宰相吊唁，程颐却以“《论语》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由，阻止同天吊丧。众人都很是气愤。苏轼反讥道,“《论语》未言，子于是歌，则不哭”，率众进门吊唁。苏轼与程颐乃是口舌之辩，无关国家大事，但若论及后来的“洛蜀之争”，此事就有“前兆”之意了。难道说苏轼这般饱含智慧和人性光辉的反谑之言，又给他引来祸患了？实则不然。要知历代朝廷都不乏蝇营狗苟的小人。苏轼急剧得势，羡慕之人有之、觊觎之人有之、仇恨之人亦有之，虽为同党当政，但派系内部也存有分歧、暗斗。加之苏轼对保守派当政后出现的腐败、过分倾轧新政派感到失望，提出谏议，引起保守派的反对。“洛蜀之争”后，苏轼越发觉得与其在京逞口舌之争，再次陷入政治漩涡，不如到地方为民做些实事。于是连上四道奏章，请求外任。 宋哲宗元祐四年，朝廷降旨，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苏轼曾于神宗年间在杭州任过通判，了解杭州人民所需。到任后，苏轼就开始改善影响农业发展的水利，疏浚西湖，建筑堤坝；捐黄金50两，建安乐坊，治病救人。而这些政绩在其再次被召回京时，被政敌歪曲，罗织罪名，诋毁其修堤无益于民，灾情误报。苏轼对互相攻讦的政权争斗，满是忧惧和厌恶，再次呈请外放任职。 人人羡慕的才气亦为人所忌惮，不容于朝堂。“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平生文字为吾所累”。苏轼不仅自嘲自己的才华，还自嘲自己的命运“举鞭谢父老，正坐使君穷，穷人命分恶，所向招灾凶”。苏轼的自嘲，并非是气节的消陨，而是“心所痛疾反言之，语虽戏谑而意甚愤懑”；请求外放，亦非遁世，而在于收敛锋芒，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自保，将才干用于民。对于早有“人生况味是清欢”感慨的苏轼而言，为官谋的是国泰民安，非为权为名为利。 （本文作者张彦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