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与王安石外调的待遇，看宋朝文官平安着陆有多么的重要

黑龙江波涛 202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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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执政的时候，与高太后一起，将苏轼拔到了宰相候选人的位置上，应该是对苏轼寄以了厚望的。

苏轼的缺点就是政治智商为零

不过，自1086年底司马光去世后，苏轼缺乏领导才能的缺点就暴露无遗。当时朝堂中有以他为代表的蜀中派、以程颐为代表的洛阳派，司马光遗留下来的河朔派，虽然都是旧派，但内部也是有不小的争纷，苏轼虽然位高权重，可是他却没有将自己看做是旧党未来领袖，他也没有以通盘、整合思路去考虑问题，而且根据自己个人的认知，去针砭时弊。

司马光与苏轼

结果朝堂中各方的矛头都开始针对苏轼，在御史的各种有理无理的攻击下，苏轼在朝堂之上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只能申请离开朝堂。

从一定程度上讲，苏轼先后辜负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厚望，新旧两党都曾在他身上投入了政治资源，希望可以得到他的支持，司马光甚至为他铺好宰相之路。但以苏轼的性格及政治智商，两位大佬都是在黑暗中抛媚眼，白白浪费了表情。

高级朝官无过错的情况下外任之王安石：精神物质双丰收，告慰老臣。

当年王安石是以宰相身份外调江宁，苏轼是以宰相候选人的身份外调杭州，这两个人都是在无过错的情况下外调，当然是不同于贬官的境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职务安排。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开始了以变法有基调的宰相生涯，到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王安石

首先，最显著的，是王安石的差遣发生了变化：由参知政事，改为知江宁府，差遣的重要性肯定是下降了。

其次，神宗对王安石的补偿，是其本官（寄䘵官）也发生了变化：由礼部侍郎升为吏部尚书；由从三品的9级文官，提升为正二品的3级文官，中间隔了九个官阶，所以称为'九转'。皇恩浩荡啊。

这还不算，职名提级了：为了进一步地补偿王安石，也同样按惯例，宰相放外任时，授予观文殿大学士的职名，以前王安石也是翰林学士的职名，现在外放了，授于殿学士的衔，已是极其清贵了。

王安石首次罢相后，本官由礼部侍郎九转而至吏部尚书

后来1075年王安石又重新回来当宰相，不过时间很短，1076年十月再次辞去相职，这回，对这个有大恩于朝的老臣，皇帝如何封赏呢？

首先，肯定还是本官（寄䘵官）的升迁，由之前正二品的3级文官吏部尚书,升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属于从一品第1级文官，已经到顶了，放在平时不会这么封的，这是特别优待老臣的。

其次，差遣还是知江宁，这个还是与上次一样。

再次，增加了一个祠䘵官，即集禧观使，重要的朝臣退休以后，都有一个祠䘵官，以后按这个领退休工资，不用干活；

最后，爵位舒国公，爵级十二等中的第四等，再向上就是郡王了，异姓封郡王的只有毁誉参半的童贯一个人。

总之一句话，在圣眷犹在的情况下，王安石退居二线地，得到了极好的待遇，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高级朝官无过错的情况下外任之苏轼：物资与精神都降级，换个自在。

我们回来头来看一下苏轼，苏轼没有王安石的地位与声望，神宗视王安石如师如父，高太后只是苏轼的一枚粉丝，当然不可能得到王安石的待遇，但，即使如此，苏轼退居二级的待遇也是不错的。

苏轼

公元1089年，苏轼申请外调。出发前的官职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他在杭州时的公文“论行遣蔡确札子”中，自述的官职是”龙图阁学士朝奉郎新知杭州“。

职名的变化：

很显然，苏轼这次外调，罢翰林学士，授龙图阁学士，比包拯的龙图阁直学士还高一级，翰林学士与龙图阁学士都是正三品的职名，但不在朝中任职的话，翰林学士就不能授予，所以拿龙图阁学士换一下，显得也没有亏待苏轼。

本官的变化：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苏轼的本官又变成了朝奉郎，正七品。这个是让人搞不明白的了。不管如何之前都是10级文官了，现在又到了22级文官了。

苏轼的书法

差遣的变化：

卸掉了二个主要的差遣：一个是中书舍人，一个是知制诰。

宋朝的中书舍人一职即是职事官（差遣），也可做为本官（寄禄官），现在这个官给卸掉了。

知制诰肯定是要卸掉的，你都不要皇帝身边了，当然不需要了。

需要重要安装一个:知杭州军州事，对比王安石知江宁，虽然城市等级略有差别，但想想身份地位的差异，应该也不算差了。

不过在半年以后，苏轼在另一封公文中，自述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差遣：两浙西路兵马钤辖。此前苏轼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时，均未有此项差遣。因为杭州是区域是屯驻有禁军，苏轼作为杭州的知州，需要对杭州的行政、军事总体负责，所以加了这个职事。这个差使很重要，不过这是杭州知州例行都要兼任的职务。没啥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