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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证对应”的再思考
方证对应实际上是省略了由证至方的中间环节，即辨证论治，也就是喻嘉言所要求的“先议病，后议药”的“议病”过程。
证是对于症候归纳分析的结果，是对于症候的抽象、升华过程，因而也就是一个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而方证对应的本质，是省略掉了这样一个过程。
目前只有在经方的使用中，才有这样一个提法。在时方中，是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的。这是因为，时方通常都是由一种理论作为前提而产生、形成的。对于其发病机制及其症候，早已为我们了然于心。而方证对应反映了对于经方辨证论治规律的不十分清楚。
曾经读过一则名家医案：某患者发热、呕吐数日。诊其脉弦数，遂予小柴胡汤即愈。或问：小柴胡汤何以能愈此病？答曰：君不闻《伤寒论》有“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乎？
这便是方证对应之一例。其实，呕而发热、脉弦数的症候。并非只是伤寒传经中才有的指证，而此例中所以要用小柴胡汤的理由，正是方证对应程序中所缺乏的东西。
方证对应方法的极端形式，便是主张经方绝对不可加减，甚至原方的药物分量也要照搬，不可改动。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出于对医圣的敬畏。无宁说是对于“伤寒论”辨证论治精神的彻底否定。
事实上，方证对应，本来就是在所有临床治疗中，正确应用方剂，包括经方与时方的基本要求。方证对应只是辨证论治的初级形式。这种方法的提出，正是反映了目前对于“伤寒论”内在规律的解释众说纷纭因而其研究工作，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提高的现实情况。
辨证论治虽然是上世纪才提出来的说法，但其实际运用却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千年，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说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活的灵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永不枯竭的活水源头。熟练的掌握辨证论治方法，则是每一位中医工作者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失去了这一目标，我们就将会终生一事无成。抛弃了辨证论治方法的中医学，就是被掏空了灵魂的中医学，那样的中医学，将会失去存在的实际价值并会日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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