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东北到中亚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统一的民族，儒家创始人孔子讲天下“大一统”，孟子说国、民“定于一”，他们的学说，在2000多年以来早已深入人心。

使得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成为古往今来所有中华儿女对民族、对国家的共同期盼和渴望，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祖祖辈辈的中国人都期待和平安宁得生活、期待太平盛世、期待在共同家园上的国家大一统，然而，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哪怕是局部的统一局面），善良的中华各族儿女同样具有无比的勇敢和力量。

历史上，许多少数族群和汉族一样，在他们的领袖带领下，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的统一中国志向而付出过努力。

契丹人就是其中的杰出者之一。

契丹源出东胡，系千百年来活跃在东北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游牧民系之一，公元四世纪下半叶从鲜卑宇文部中析出，而后独立发展，到唐朝时已然独立成族，唐朝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位大将李光弼就是契丹人。

契丹与室韦曾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区，即今天大兴安岭北段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有“北室韦，南契丹”之说，契丹不断南迁，来到了今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赤峰一带。

他们在天才政治家、军事家、民族领袖耶律阿保机领率下，在唐末中华大地群雄并起的年代，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东胡中一个原本弱小的族群，历经坎坷，从辽河流域奔向广阔的北中国，并实现了统一中国北方并且占有一定范围中原地区的赫赫业绩，建立了立国两个多世纪的伟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国演义》卷首语写到：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历朝历代民众的恒久追求与目标，它凝聚了中国历史上无数民族（包括今天已经消失的契丹族等）的力量。

统一，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客观规律，从秦始皇创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制王朝（国家）开始，统一——分裂——再统一就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主流与不二法则。

纵观中国历史，统一的时间占了多数，分裂的时段是有限的，而且每次分裂都是为下次大统一进行的准备，各民族也在这样的的历史发展趋势中不断实现融合。

中国历史上大的分裂态势主要有二：其一是两汉三国以后、公元四世纪开始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其二是十世纪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前者主要是特点是汉族周边各少数民族忽然迸发出的对中原财富和文化的渴望，以战争手段割据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大融合，首次颠覆了中原人民自秦朝以来自居中心的观念，但结果仍然是汉族建立了统一的隋、唐王朝，第一次分裂前后的特点都是自北向南的统一，中国的政治中心基本上集中于长安、洛阳一线；第二次分裂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更为深远，以契丹人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再一次走出大漠和森林，冲向中原政治舞台，这些民族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气概，同样奔着统一中国的目标进行努力。

耶律阿保机及其建立的辽朝，虽然只是实现了中国北方部分地区的统一，但作为物质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腹地的少数民族，辽朝在少数民族史上建立了大范围的汉式中央集权王朝（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时间行使了中国“代言人”的权力。

受到契丹人两个多世纪皇权建政的巨大鼓舞，蒙古、女真、满族等北方少数族群也相继进入中原，以辽朝所设南京府（今北京市）为基础和中心，先后建立了金朝、元朝和清朝，后两者还实现了两次更大范围的全国统一。

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中“家天下”的主角主要是汉人，但以契丹人建立辽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朝代，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正史，同样值得今人追慕和世人艳羡。

值得注意的是：古往今来，许多国家却把契丹作为对我国的称呼，比如俄语和部分斯拉夫语族人民中对中国的称呼即来源于契丹，即“Kitan”（直译为“契丹”、“乞台”），至今如此；中古时期的希腊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古代英语中以及部分拉丁语言民众，也都是采用“契丹”的叫法来称呼中国。在现代英语中，也有用近似契丹的“Cathay”一词来表示中国。

从秦始皇、两汉一直到盛唐时期都与中国交往密切的阿拉伯人自10世纪起开始将中国称为“契丹”（Khita或Khata），甚至在辽朝和西辽均已灭亡后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约在13世纪晚期成书），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等。（建议此处插入古代火药、火铳等兵器图）

为什么外国人习惯与将中国、中原或者中国人叫“契丹”呢？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与西方交往甚久，在西元前后的秦朝、汉朝及六、七世纪隋朝、唐朝时期，中原的华夏（汉）族就与西方同时兴盛的罗马帝国、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哈里发等帝国进行了密切的交往，但是他们为何不用广泛使用“汉国”、“汉人”、“唐国”、“唐人”来称谓中国和中原汉族呢？这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   

其实，答案很简单：是辽朝与辽朝后裔西辽在两个多世纪里远播华夏文明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中原的语境中，北方游牧民族常被称为“北狄”、“北虏”或“胡虏”，而辽朝的建立者——所谓的“胡虏”之一的契丹人，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郡县统治体系中的一份子，到辽中期圣宗、兴宗以后早已完全汉化和儒化，并以中国正统自居，在对外交往时明确以“中国”（中原）自称，自命为中原法统的合法继承者。

特别重要的是，契丹人在其天才领袖耶律阿保机及其家族带领下建立的辽朝，横亘在中国北方数百年，在地理和人文上替代自以为“中原正朔”的北宋、南宋朝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欧大陆各民族、各国家进行交往，长时间的浸淫与影响，使当时的外国人都把东方富裕、繁荣、强大的中国和中国人等同于契丹，于是在外族对中国的语言称谓中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辽朝，是中国的辽朝，这不仅是中国各民族和世界的共同认知，而且为辽朝统治者引以为豪——

1108年（辽天祚帝乾统八年、北宋徽宗大观二年），辽帝在给高丽王的文书中表示：“朕以王者抵绥四海，利建封侯，诸侯各守一邦，会归王统”（《高丽史》卷12）。

即使辽末战败投降，辽帝也不改自己的“法定正统”观念，天祚帝在《降金表》中写到：“伏念臣祖先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大金吊伐录》卷四）。

辽亡后，皇族耶律大石依然不屈不挠抵抗的雄心壮志也来源于对契丹人“正统”的认知：“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二百年。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西行，欲借力诸藩，翦我仇敌，复我疆域”（《辽史·天祚帝（四）》）。

秉持中原正统信念的大石，仅率200人脱离金军的追捕，却能靠耶律氏辽朝的皇权正统影响，在短短数月纠集其十万部众追随自己，并且以正统观念为精神食粮，远涉万里，克服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辽远的新疆和中亚重建一个强大的辽帝国（史称“西辽”，中亚史籍称“喀喇契丹”。耶律大石为西辽首帝、德宗）。

西辽被蒙古消灭以后，成吉思汗的谋臣耶律楚材仍称赞大石“颇尚文教，西域人至今思之”。耶律楚才还说：“后辽（西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

《辽史》载：“大石既帝淳而王天祚矣，复归天祚。天祚责以大义，乃自立为王而去之。幸藉祖宗馀威遗智，建号万里之外。虽寡母弱子，更继迭承，几九十年，亦可谓难矣。”

1124年，耶律大石称王，到达可敦城（ 今 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 回鹘城）建立根据地。

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遗址在今新疆塔城额敏县西部）城登基称帝，号“菊儿汗”，群臣又尊汉号为“天祐皇帝”，建元延庆，后建都于虎思斡鲁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东南布拉纳）。

正是因为西辽在中亚立国近百年，以及西辽被蒙古军灭亡后后裔在今伊朗建立的后西辽政权，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典章、政权体制、庶民文化乃、农业技术、生活习俗等中国文化，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使得这些以中国正统自居、带有强烈中原（汉）文化特征的群体给当地和西方人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西方人称中国和中国人为“契丹“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炎黄苗裔的契丹人，崛起于乱世：在经历了七世纪、八世纪中华民族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后，中原政权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落，皇权式微，方镇割据，宦官当权，母后擅断，不一而足。

盛唐以后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中原中央政府对周边各族的影响和控制明显削弱与放松，藩镇之间永无宁日的权、利之争使中华大地无比混乱；而北方草原的回鹘（旧称回纥）汗国崩溃后，原本势力比较强大的黠戛斯人却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权，反而是游牧于潢水（西拉木伦河）、土河（老哈河）之滨的契丹人，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他们迅速摆脱了分散和各自为政的松散部落联盟，紧紧依靠中原流离失所百姓中的先进分子，将自己从落后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农奴制和封建制相结合的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进步，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逐步建立其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强大王朝——辽朝。

尽管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曾经在两晋南北朝之后“五胡乱中华”时期都分别建立过封建制政权和皇权，但不是昙花一现，就是只能局促于比较狭小的区域；庞然大物般的少数民族如柔然（蠕蠕）、突厥、回鹘等，要么就如过客一般转瞬即逝，要么就是建立松散的汗国，因此，之前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能在统治范围、文化社会发展、政权建设的规范与巩固等方面与契丹相提并论。

辽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影响的朝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它兼具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与一身，对促进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居功至伟。

契丹人，源出中国大兴安岭北段，后南下建朝，其疆域南境在燕云十六州的中原地方。被金朝所灭后，皇室耶律大石历经千难万险，带领数万契丹人、汉人以及北方少数族群一路西行，经漠北抵达今新疆，而后建立了极盛时疆域西至里海的西辽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