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网历史频道2017-04-29 内容提要：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以古典主义为特色，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各类史料的考证和辨析。这时期的史学既是对古典史学的继承，也有超越的一面。在博古学的影响下，史料的范围得到很大扩充。而史料的考辨，则明显受惠于修辞学。这是人文主义史学走向实证的内在理路，再加上对多学科方法和手段的利用，已展示出新的史学风貌，有助于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在西方史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关 键 词：文艺复兴/意大利史学/古典主义/史料考证/实证史学 项目成果：本文是四川大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批号：skqy201313)的支持。 作者：孙锦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一般的看法，实证主义史学是一支19世纪史学流派，与兰克史学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密切相关。①实证主义史学强调重构并再现真实的历史，让历史事实说话，而史料的真实至关重要。兰克坚持历史学家必须严格地使用同时代的资料作史料，历史研究必须以原始资料的严谨考证为前提，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毫无偏见地审视过去，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要“述史如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②。同时，实证主义史学重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甚至希望将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 但人们较少注意的是，这些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已具雏形。可以说，现代史学的实证倾向，从希腊时期发其端，经文艺复兴时期接其续，后来在实证主义哲学的武装下形成一般认知的实证主义史学。关于人文主义史学的实证特色，过去的研究也曾有所注意，不过更多地将其视为对古典史家(例如修昔底德)的继承，③而较少关注其对后世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十六七世纪之交兴起的“新科学”思潮攻击下，文艺复兴的史学被视为科学史学的对立物，人文主义史学的实证面相也渐鲜为人知。④实际上，人文主义史学有着继往开来的特点，在其对古典时代的继承中，也蕴含着对后世开拓的一面。梁启超曾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写序，受其感染，把清代学术总结为“以复古为解放”⑤，恰是对文艺复兴一个很好的概括。 朗威尔早就提出，现代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11世纪已有迹象，12世纪到14世纪有所发展。尤其到了十五六世纪，很多早期观点被剧烈地动摇了，“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实证主义”，这一变化在17世纪后还在继续不断加速。⑥科克伦后来在讨论巴洛克式史学模式时指出，文艺复兴史家始终坚持古典方式，而巴洛克史家则离弃古典方式，直到18世纪对修辞学的再次重视，史学才超越了巴洛克史学而回到文艺复兴史学之中。⑦换言之，对修辞学的重视，是古代、文艺复兴和现代的共同点，而中世纪和巴洛克时代则相反。如果不拘泥于实证主义的哲学层面，而多从史学方法层面观察，则更能看出文艺复兴史学的承上启下作用。 另外，至少在国内，史学界对学术风格和流派的区分有细化的倾向。例如，说到“实证主义史学”，就一定挂靠到实证主义哲学上，因而把长期被视为实证主义史学代表的兰克史学界定为“客观主义史学”，以区别于狭义的“实证主义史学”。这样细致的分门别类或者有助于理解特定的史学风格，但也可能影响对整体史学脉络的把握。实际上，即使视兰克史学为“客观主义史学”的学者也承认，早在19世纪，兰克就被一些西方史家“视为实证主义的思想鼻祖”⑧。直到今天，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根据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再现真实的历史，仍是西方学界认知中“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特色。 同样，也受分门别类倾向的影响，过去往往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家进行区分，然后据此整体评述，将布鲁尼、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归为“政治修辞派”，强调其共性，而忽视其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然而欧洲学术门类的严整划分是后来的事，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通人辈出的时代，那些人不仅所治甚宽，往往还是政界高官，颇类似中国的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他们的自我认同本不必是史家，更不是某个史学流派的成员，像“政治修辞派”这样的概括共性，不能掩盖其在特定著述中不同的方法和个性。尤其对于那些跨越中世纪承接古典开宗立派的人物，即使同一个人，也可能既开拓了一种趋向，自己也有某些方面的缺陷。如不少人都注意到兰克对圭恰尔迪尼著作的批判，却忽略了兰克对其史学倾向的认可。⑨对两方面均衡看待，更有利于认识文艺复兴时代史学对后世的影响。 本文不拟拘泥于流派、风格的细致划分，在不否认群体史家共性的基础上，更多地从方法的视角探索不同流派之间的共通取向，侧重史料学和史学观念的转变，以考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的“实证”取向。并以此延伸，简单俯瞰在意大利史学影响下的欧洲史学的“实证”样态。通过展现不同时代学术风格历时性的共同之处，揭示实证主义史学的前期脉络。总体来说，本文只是一个倾向性的论证，至于对具体史学作品的分析，需要另文进一步探讨。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以古典主义为特色，以事实为依据，尤其对于史料的批判、考证和使用，以及史料类型的拓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有清楚的认识和较广泛的学术实践。那时史学的古典主义与实证倾向本是相通的，对古物、古建筑的崇尚带动了实地考察，开现代考古学的先河；为史学提供实物材料的同时，又启艺术史的先声。而对经典的推崇，强化了文本准确的必要性，促生了文献的批判和考证；其对经典的扩充与文本解读的方法，直接塑造了此后两百年欧洲的阅读规模和阅读习惯。⑩当其作为研究方法运用到经院哲学时，将神学推进到考据辨伪的层次，进而为诠释学所继承。经典既作为史料运用，对经典文本的认知方式和手段就落实到史学之上，稍后为启蒙史学和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所发扬。(11) 简言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崇尚古典，博闻强识，注重修辞考辨，其实证学风与中古经院学问在治学方法上颇为不同，可谓孤明先发，已向求真的实证主义过渡，为后来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欧洲史学虽隐伏在古典主义表象之下，却已是一种交融混杂了世俗的、理性的、实证的、实用的等各种因子的新史学。在这一共同趋向下，各国也有各自的特点。就意大利而言，古典主义和实证史学是自维兰尼(Giovanni Villani,1276-1348年)、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年)奠基之始到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年)史学理路的一条主线。本文按文艺复兴时期习惯遵循的以人为本的论述取向，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史家的认知，概略地梳理这一史学脉络。 一、崇尚古典的史学理路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发轫于意大利，而意大利人以古典史学的正统自居，他们崇古意识强，在史著的内容、结构、手法、风格、史学思想和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师法古人，其史学的古典主义表现形式最为丰富。不过，他们师古却不泥古，变而后大，根据时代的要求，以批判的意识遴选史料，甚至质疑古人，超越古人，拓宽视野，构架叙事体的信史，以先导者的角色走在欧洲新文化潮流的前列。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实证取向是以古典主义的盛行为前提，而崇古、拟古的缘起要追溯到维兰尼和彼特拉克。 当人文主义思想在佛罗伦萨的文学中初露端倪，揭开文艺复兴时代序幕的时候，历史学还禁锢在中世纪编年史的藩篱中。中世纪编年史按时间顺序纪事，夹杂着许多传说、寓言、宗教故事，甚至杜撰的内容，对史料的运用缺乏甄别和批判的意识。维兰尼的《佛罗伦萨编年史》从叙事到历史观念旧时代的印迹比比皆是，原罪说、末日审判、上帝意志不可悖逆的中世纪历史观念根深蒂固。但是，在一些历史的方法论和新思想观念上已迸射出一束耀眼的光亮，诚如丹尼斯·海所言，他的《编年史》一方面延续了旧有的形式，实际又采用了新的方法，是一个大的转折。(12) 维兰尼曾说：“我发现自己正在神圣的罗马城朝圣，凝视着其间宏伟而古老的文物，恍若在阅读由维吉尔、萨鲁斯特、卢肯、提图·李维、瓦勒里乌斯和保卢斯·奥罗修斯及其他史学大师所写的罗马人的历史和伟大业绩……我要采用他们的风格和构思来保存历史，为后世提供范式。”(13)这其实已有“述史如史”的意味，而其对人物之外古文物的重视，更是一种开拓性的眼光。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维兰尼的《编年史》引导了后来的历史编纂者对税收档案、商务档案、城市档案及各种统计材料的重视；在研究方法上，他运用经济统计数据分析、论述问题，将统计学原理应用于历史写作，是史学研究新方法的尝试，也给后来的历史学家以积极的启示。在他的影响下，史学遂逐渐走出中世纪编年史的阴影。汤普逊称他是“第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而西蒙斯则看重维兰尼著作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的运用。(14) 维兰尼的理念被素有“文艺复兴之父”盛誉的彼特拉克发扬光大。彼特拉克崇尚古代社会、遵从古代典籍、恢复古典文明和复兴古代文化的理念，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文化特征和人文主义者坚定的信念，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他的倡导下，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搜寻各类古籍手稿，利用古代典籍从事各种学术研究和创作活动。他本人就收藏了大量古典作家的作品，包括书信、手稿和抄本，使他在写作中左右逢源。(15)1330-1370年，在彼特拉克及其朋友的努力下，拉丁原著的恢复卓有成效，一大批散失的著作被重新发现，特别是对于西塞罗、李维、塔西佗、瓦罗等人著作的发现更是功不可没。(16)从1345年发现的西塞罗重要信札中，彼特拉克看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和文学生活的原貌，也认识了生活中和学术上的西塞罗。他决定以历史学的手法，真实地为西塞罗作传，但这部《西塞罗传记》直到彼特拉克晚年都未能完成。尽管如此，仍被视为“新史学第一项重要的成就”(17)。 彼特拉克的历史考证是开拓性的，他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真实客观地反映过去的人和事的写作方式，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在拥有古籍就拥有古代知识和学问的驱动下，搜寻古籍在学者中蔚然成风。尽管在彼特拉克时代对古典的崇尚和对古代典籍的利用，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对古典的引章摘句或是对某一主题的简单模仿上，但他和维兰尼对从实物到文献各类史料的浓厚兴趣，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就是最早受其影响的一位。由于他在史学方面的不懈努力，意大利史学率先在佛罗伦萨完成了由中世纪的编年史向人文主义叙事史的过渡，他也因此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的先驱。 布鲁尼从事了大量古典著作的收集、整理、翻译、抄录方面的奠基性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不断深化了其史学兴趣和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念，完善了文艺复兴时期按照原文意思进行翻译的新方式。(19)他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普鲁塔克、波利比安、普罗科皮厄斯、色诺芬、埃斯基涅斯等人的古典希腊著述译成拉丁文，为尔后的研究扫清了语言障碍。他把古典语言和拉丁语史的研究，重置于变更中的罗马社会的大背景之中，把握了古典拉丁语跌宕起伏、盛极而衰的动态历史过程。(20)他更不满于普鲁塔克的《西塞罗传》的拉丁译本，怀疑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偏见所致，遂决定将对历史学家著作的单纯翻译，转变为加以评注和阐释的历史写作。他基于这种史观写成的十二卷本的《佛罗伦萨人民史》(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就充分体现了他对古典作家的尊崇和他的古典修养。(21) 面对史料的不足，布鲁尼总是在精心考订不同史家提供的原始资料后广征博引。他善于用互证互补的方式作传或修史，任何引起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变化的人和事都不会被他忽视。(22)在《西塞罗传》的前言中，布鲁尼阐述了自己如何扩充、甄别和选择传记所需的原始资料。他以事实为依据，对各类史料认真鉴别、校勘、考证、修订后再作使用，正误参照、详略互补，“以收对勘互证之效”(23)。齐默尔曼认为，“他实际上已运用了史料对照批评”的研究方式。(24) 布鲁尼对史料的选用，除编年史外，还包括国家文献、城市档案、家族的私人信函等多方面原始材料，(25)这些成为构筑他的史学的基础。布鲁尼认为，要做好一个历史学家，历史评析必须公允。他对历史学家提出历史写作的责任，“只有两种方式写作历史：一是评论和叙述那个时代的事实，另一则是发现新的原始资料，再用某种自己适合的语言介绍其重要性”(26)。布鲁尼认为，如果历史是有用的，它首先应该是“真实的”(27)。 历史写作的实用性目的，将其导向实证史学和现实主义的轨迹。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罗马治学取向的推崇和治学方法上对档案的重视，也确有现实政治的推动，因为罗马早期与邻邦的斗争与当时的佛罗伦萨的处境有着相似之处。人文主义者提倡西塞罗式与共和主义式为服务共和国而积极生活的态度，提倡勇气与意志、雄辩术和公共精神这些特质；他们以被围攻的早期罗马共和国(而不是帝制罗马时期)作为典范，不仅重建西塞罗、萨鲁斯特与李维所说的公共生活伦理，以及服务国家所带来的荣誉与名声，也提高了从罗马成功击败对手中学习政治的可能。(28) 在写作方式上，布鲁尼参照古典的方式，仿效罗马时代的历史写作，在修史的目的、史著的结构、内容、方法、风格等方面无一不渗透着古希腊、罗马史学的遗风。正因对古典的高度推崇，布鲁尼及其所引领的历史著述开创了一种烦冗引证的风尚，布克哈特后来就感叹这样的集中引证使人不忍卒读。(29)然而，布鲁尼对古典知识的应用，也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组合，亦即将原创著作和古典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认识问题，考察历史。(30)他按自己对历史的认识重新选择史料，“审慎地组合各种权威典籍”，“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历史情节紧密地黏合在一起”(31)。其叙事体历史写作的创新，仍是成功的。威尔科克斯指出，尽管布鲁尼的著述渗透了古典学者的各类观念，但其仍引导出一个内容、思路和表述方式都已很不一样的新历史范式。(32) 稍年轻些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波吉奥·布拉巧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年)也有深厚的古典主义基础。延续着彼特拉克的取向，波吉奥也潜心搜寻古籍，在古典手稿的寻觅中感受惊喜的快乐，并将这种快乐延伸到对古籍的抄录。他在拓宽意大利人古典知识和传播古典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誊写抄录了搜寻的各类古代稿本，培训了一些职业誊录员，大批誉录古典稿本，对传播古典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戴维斯称他“给潜藏于中世纪的许多古代典籍带来了光明”(33)。在竭力搜寻和抄录古代文本的同时，波吉奥也大量地研读古典文献，并在历史研究中引用古典文献。对他而言，两者是互补的，故科克伦说“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为所有那些缺乏可靠性的知识提供证据”(34)。 在史料的利用上，波吉奥广泛收集拉丁古籍，又善于继承和借鉴古罗马传统历史学遗产。他既崇尚李维，又珍视并广泛引用了不同于李维的塔西佗的著作。(35)他将文物、古迹视为特殊的史料，并将其作为一部史书来阅读和理解，利用罗马古迹或历史遗物提供的材料来反证历史。波吉奥对史料的新认识，打开了历史学家对新史料选择和利用的思维空间，这方面他比布鲁尼进了一大步。在整个15世纪，更注重铭文史料的一种罗马写作类型业已复兴，(36)波吉奥是功不可没的。 另一位崇尚古典的历史学家是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年)。受布鲁尼和同时代人文主义史家的影响，比昂多也到古罗马作家那里寻求历史学写作的支持。他遵循着罗马最博学的古迹调研者瓦罗的足迹前行，其所著《胜利的罗马》，明显受到瓦罗《古代的风俗》一书的影响，被誉为当时古代罗马研究的典范之作。(37)同时他又仿效古罗马最后一位史家奥罗修斯按事件叙述的方式撰写历史，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38)这一回归不啻一项突破性的发展，因为当时博古学和史学是两个分立的领域，比昂多自己就可能获得博古学家的认同。而两者的一大差别，就是史学强调时间的顺序，而博古学则偏重分门别类、系统化地研讨事物。(39)按事件进行叙述，类似中国的纪事本末体裁，已可见博古学的风格；而以事件为历史分期的依据，更将博古学的思路融入了按时间叙事的历史写作之中。 在扩展史料来源方面，比昂多比波吉奥更进一步，完全打破了传统史学关于史料的思维定式，其利用的广泛史料不局限于书本和文字，包括铭文、古物和古建筑等异常广泛的方方面面。(40)十五六世纪正是“古文物”概念从文字向实物转变的时代，(41)比昂多本人就是这一转折的一个代表。在与现代考古学的衔接方面，他超过了所有先前的史家。比昂多用怀疑的眼光审慎地选用史料，尽可能减少叙事的偏见。(42)布克哈特对比昂多的审慎考证和客观倾向大为叹服，认为这揭示了深入古典对研究近代史(时人的近代)大有助益。在他看来，比昂多远远领先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史学。(43)汤普森也说，比昂多的批判眼光使意大利史学趋于写实，“与此同时甚至迟至17世纪，意大利以外的欧洲的历史写作却仍然充满虚构的故事”(44)。 在大的史学观念方面，比昂多也有划时代的影响。一般认为，把中世纪视为一个历史时代(410-1410年)，就是比昂多的贡献。(45)不过，从前引布克哈特对布鲁尼烦冗文风的感慨和他对比昂多的叹服，更多地反映出一种史学递进的理路。但在时人眼里，布鲁尼的史学地位要高于比昂多，揭示出那时的风尚所在。后来集大成的圭恰尔迪尼，就再次使人感觉到烦冗引证的可怕。同时，尽管从维兰尼和彼特拉克开始，史料的步步拓宽一直得到延续，而史料观念的转变也意味着史学方法的更新，但要书写更真实的历史，还需要在意识层面进一步提升对史料考证和甄别的认识。在这方面，出生于15世纪的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是一个转折性人物，也使15世纪的意大利史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修辞、档案与考据：实证取向的扩展 文艺复兴时期，部分学术因为神学的压迫导致了对古典的回归，而古典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传统的束缚。古典的权威对历史写作显然是一种羁绊，对于历史文献，史学需要“一种新的、大胆的批评方法”。面对时代的需要，瓦拉创立了可以称为文献校勘学的新批评武器。他一直潜心于古典语言学特别是修辞学的研究，在《论字的优美》这部名著中，“对拉丁文的形式和结构、语法与风格作了非凡的分析”。以深厚的拉丁文造诣为基础，瓦拉论证了一项被称为“君士坦丁圣赐”的著名文件(教廷的世俗权力大多以此文件为依据)是伪造的。(46)他首先通过校勘指出了该文献的拉丁文语法修辞极其粗劣。更重要的是，瓦拉证明其中使用的很多官方术语是后来形成的，在君士坦丁一世亲政的4世纪根本不存在，并进而考据出文件是教廷在8世纪编造的。(47)这项轰动一时的“辨伪”虽是为现实服务(瓦拉的庇护人西西里的阿方索国王正与教皇犹金四世交战(48))，但成为史料考证的一个里程碑。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回归希腊、罗马时，对修辞学都分外推崇。与博古学一样，修辞学也是在那时的影响大于历史学的领域。布鲁尼就被后来的一些史家归为修辞学派，波吉奥也被划为修辞学派史家。过去的研究或顺应时人的区分，更多地看到修辞学对史学的负面影响，如过分注重古典修辞规则的文风影响了史事的表述等。(49)但修辞学与史料辨析有着密切的关联，若认识到这一点，就更能理解布鲁尼、波吉奥等人的史学成就，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瓦拉的贡献。文献的用语应当与所处的时代相符，是修辞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典范。中国传统的考据和辨伪，就一向运用类似的方法。(50) 所谓文史不分家的中国旧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文艺复兴时代。一些今日我们视为“跨学科”的取向，在时人眼中可能是自然的关联。尽管文史两学都离不开必要的想象力，文学的灵动仍远过于史学。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偏向文学，但当思想已经解放而认识需要深入时，就可能被另一个更专业的研究形式所超越，这就是史学上升的机缘。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容易理解为何在复兴或新兴的各个学科中，总是带有文学深深的印迹，为何某些文学写作方式和修辞学规范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能产生那样持久不衰的影响，以及为何人文主义史学最初发端的史学流派是修辞学派。 瓦拉就认为历史学与修辞学是不可分割的。他善于辨析史料，匡正历史谬误，而其校勘和修订的对象，也包括史学著作。在当时的史学界，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家李维著作的经典性和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瓦拉通过美第奇家族找到了一部李维著作的抄本，这是彼特拉克曾用过的抄本。他查阅了大量文献，对李维著作进行校勘和修订，批判性地重建了早期共和国时期的宗教习俗、仪式主持等一些细节，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现代学者所接受。(51)瓦拉强调“历史就是真实的过去”，撰写历史必须与过去吻合。(52)在崇古之风盛行的15世纪，他以缜密精细的考证颠覆了圣人前贤无过错的神话，为实证史学和近代史学的批判性论证奠立了基础。 几十年后，圭恰尔迪尼成为意大利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只有依据真实可信的史料才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故特别注重利用档案文献、口述历史材料，将原始的档案记录作为他史著的主要资料来源。圭恰尔迪尼翻阅和收集了大量的佛罗伦萨公共档案。据说1530年他作为教皇选派的代表返回佛罗伦萨时，曾把十人委员会的档案(包括对外谈判的记录)带回家作为资料保存，而其著作中也大量运用了这些资料。他的《意大利史》叙述的是1490年到1534年之间的历史，其中的许多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他都亲身经历过。圭氏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和父亲曾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遗留了丰富的文字材料，这些至今尚存的家族档案，成为他撰写史书的一个主要材料来源。而世家背景或许提示并促使他尽可能地去寻求其他的家族档案，以供使用。圭氏自己也长期位居要职，对他那个时代的事情知之甚详。即使未曾经历过的事件，也总是向长辈、同僚或朋友、故交等当事人请教，收集文字或口述材料。(53) 当然，对档案资料的重视并非始自圭恰尔迪尼。在这之前，布鲁尼、马基雅维利等人在佛罗伦萨担任要职时都注意到了佛罗伦萨的公共档案，并且在修纂历史时加以利用。不同的是，圭氏把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公正而无偏见地讲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复原和书写“真实历史”提升到意识层面。(54)他对史料的应用非常审慎，将访谈记录和各类文献资料与档案材料逐一地比对、鉴别、核实；既非“先入为主”，也不“唯我所用”，而更注重所记录事件的真实性。诚如瓜里诺所言，圭氏善于运用档案资料来客观地述说档案自己的历史过程。这些档案资料的大量使用，使圭恰尔迪尼成为近代第一个复原历史的历史学家，而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讲述“过去”(55)。 正因以复原为准则，圭恰尔迪尼并不推崇那种“简明扼要”的历史，而试图模拟丰富的历史原状。他的著作虽多，但基本讨论1490-1534年这几十年的历史，且多聚焦于国际关系史，表现出密集叙事的风格。身任高官的经历使他更能理解政治决策的艰难，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类事务是反复无常的，“就像随风翻搅的海面”。圭恰尔迪尼认为，史学应专注于特殊事件及其独特语境，以捕捉变化世界中人、事、物间的联系。因此，他高度重视历史事件的每一细节，又尽量提出多元的历史解释。他“提供了各种解释，尽管这些解释绝大部分关联着各项动机、意图、盘算、误解、非理性的冲动以及短暂或持续的心理倾向；如果他能想出三个或更多的动机，那么他绝不会以单一动机来解释单一行动”(56)。 简言之，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圭恰尔迪尼写作“真实历史”的普遍原则。在他的史著中已展现出近代史学理性主义的端倪，也可以看到近代批判史学的萌芽。(57)然而，过分强调精准和多元化也可能影响了其史著的“可读性”。圭恰尔迪尼史著的整体风格，是借由叙事以及描述每个重要历史时刻的细节来进行解释。也正因为细节太密集，一般读者阅读起来并不容易。据说曾经有人让囚徒作选择，是要看圭恰迪尼的书，还是上船做苦力。犯人读了几页之后，毅然决定去做苦工。(58)这虽是笑话，却与前引布克哈特对布鲁尼等人历史著述的感觉不谋而合，显然事出有因，却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那一如既往的时代风尚。 而且，那正是意大利史学在欧洲引领风骚的时代。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很快就被译为多种语言，传到意大利之外，在欧洲引起广泛共鸣，被欧洲各国奉为经典。(59)法国的蒙田和博丹称圭氏的《意大利史》是“近代史学最伟大的著作”(60)。英国著名学者培根也深受圭恰尔迪尼的影响。(61)毫无疑问，圭恰尔迪尼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推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最后辉煌。此后的史学形同其他意大利文化一样，随着意大利的衰落而衰落。吉尔伯特将文艺复兴及其以前的史学统称为古典范式，认为这部著作横跨了两个史学时代，“既是古典范式的最后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近代史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62)。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与现代史学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实证倾向，此前并非无人注意到。不仅外国学者多有论列，我国学者也早就注意到了。谭英华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就指出，瓦拉和比昂多在“恢复古典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叙述体”时，已“具备一定的历史批判精神，排斥文献记载中的神话奇迹，开始重视原始资料和对史料真伪的考辨”(63)。不过，或许因为过去相对偏重分门别类的思路，而显得低估了实际的影响。如果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深入史学的内在理路考察，便容易看到博古、修辞等时代倾向对史料考辨和历史表述那不可磨灭的影响。时人虽不一定上升到清晰的自觉，却也未必就全无相关的意识。 如上所述，在崇尚和复兴古典的时代，博古学、修辞学和历史学各有独立的认同，且前两者当时都是显学，影响在史学之上。我们既不能对其各自的独立认同视而不见，也不能仅看见它们对立竞争的一面。实际上，当年史料的扩充正得益于博古学的影响，而史料的考辨也明显受惠于修辞学。我们认为，这恰是人文主义史学走向实证的内在理路——当学者试图系统地收集过去的遗物以全面恢复业已失落的文明的时候，便清晰地展现出一个历史观念的变化，即史料的多元化和多学科、多视角的历史研究。而借助修辞的分析，正是文本解读的必经之路。 在很长的时间里，那种热衷于收集考辨文献典籍的取向，被列在稍晚一些的时代，如汤普森所叙述的“博学时代”便是1600-1750年。(64)其实，博古和修辞倾向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曾流行。文艺复兴时期最明显的“复兴”，就是博古倾向的再度兴盛。而古典的复兴，当然也就重新振兴并推进了这些门类的学问。(65)古文献学和古文物研究，在希腊罗马时代曾是不可区分的，在中世纪或中断或分离，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又变得不可区分。比昂多等人文主义者延续了希腊、罗马古文物研究者“系统化重现制度和风俗的努力”，更因“复兴了古代的生活形式而受到欢迎”，提升了民族自尊心，“帮助这些民族重新发现了它们的古代传统”(66)。不仅如此，近代西方的古文献学，也是沿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方法来处理中世纪圣徒传的手抄稿本。(67)故博古研究与历史学走到了一起，并非像过去一些人以为的那样发生在18世纪，其融合过程早就开始了。 但人文主义者又不仅仅是复古，而是以古典文化为典范创造新文化。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影响，博古研究必然增强史家对原始资料重要性的认识。正如科斯敏斯基早就指出的：“精心收集资料，并对它进行哪怕形式上的某种批判尝试，已经是一个重大进步，向未来科学历史学的建立前进了一步。”(68)简言之，文献古物的收集本身，就意味着史学方法的革新。(69)而人文主义史学的开创性，更体现在史观的转变之上。半个多世纪前潘洛夫斯基就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启了一种以历史的视角看待往昔的崭新观点。(70) 中世纪将过去、现在、未来并置于一个体现上帝意志的单一序列连续时空里，而人文主义史学将过去与现在视为不仅先于现在，而且也异于现在的时空存在。另一方面，有别于后世史学将过去与现在断为两撅的倾向，人文主义史学继承了古典时代多元过去的观念，认为过去和现在之间曲径可通，即“过去”并非线性时间坐标上的某个之前的片段，而是可以通过学习、考辨、借鉴和模仿而超越的存在。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史学开启了“过去即外国”的史观，(71)不过这个“外国”并非异于今日而遥不可及的过去，而是可以企及的“活的往昔”。人文主义史学的特长即学习和模仿——不仅古时的经典可以通过比较、考辨、证伪一复其旧，也可以通过模仿经典的行文、结构、风格、技巧，来书写当代的历史。既然历史是可以模仿的，那么，过去与现在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历史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这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大相异趣，使二者在史观和方法论方面颇不相同。(72) 进而言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古研究，侧重的是风俗和生活形式，引导史家有意地认识过去的生活。(73)布鲁尼甚至以“人民史”(《佛罗伦萨人民史》)为写作目标，可以说是今日西方新史学那种“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取向的先驱，也是近年流行的日常生活史的早期尝试。或许正是这些今天称为“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使我们能够更确切地认识意大利史学那过去较少注意到的创新面相。 我们都知道，后来兰克史学的特色，是注重政治外交。但仔细考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家往往自身就是高官，他们的史著，除了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恰恰也是关注国际关系，有明显的为现实服务的特色。早年的史家也偶尔使用档案材料，但系统研究档案、大量依据档案材料来写作政治史，却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74)后来才为兰克史学所发扬光大。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档案解读和运用，因为修辞学的助力，还有使其超过我们既定认知的长处。 修辞不仅关涉表述，也与解读密切相关。过去都更关注前者的影响，而忽视了修辞学修养对文献解读和史料考辨的重要意义。中外解读经典，都曾借助修辞。顾颉刚先生有一条关于清人解经的笔记，名为“以修辞学定古书年代”(75)，正是前引瓦拉著名的“辨伪”所用的方法。著名史家格拉夫顿注意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与传统中国学者的考据方法，在文献收集、史料考辨、方法论困境等诸多方面都颇为相似。(76) 解读历史文献，最主要的就是要确定写作年限，明白作者想要说什么，并弄清楚其怎么说，以及为什么这样说。戴维斯的《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赦免故事和他们的讲述人》(77)已成名著，彼得·柏克(Peter Burke)认为，“这本书对历史方法的影响极大”，对历史事实如何“经由档案得来”提出了新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而言，那是对实证主义者(positivist)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她已侵入了实证主义的地盘；她展现的是，即使在实证的领域，若不转向研究语言及修辞，你将一事无成”(78)。 柏克所谓“侵入了实证主义的地盘”一语颇堪玩味，盖“历史事实是经由档案得来”正是一般人眼中实证主义的重要特色。不过，迄今为止大部分研究者仍是较为直观地从档案中寻求历史“事实”，而不是先剥离档案中的“创作”成分，然后探索其中或隐或显的事实。就此看来，戴维斯关于档案解读须侧重语言及修辞的分析这一点，可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柏克强调不这样做可能会一事无成，或许不是每位档案使用者都能同意，但我们也不必僵化看待“实证的领域”，从修辞解读档案，完全可以看作这一领域里的内在技艺，而不必视为外来的打击。毕竟，今日这一领域里的一些“新”风尚，其实早已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 而柏克关于致命一击的表述，提示出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zero-sum)思路。对于实证主义史学，很多人有意无意间容易联想到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一般说到实证主义，都会强调其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这一风气后来发展为主要在社会科学中蔓延。而与此同时，像狄尔泰、科林伍德等一些人，虽也在试图回应历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却多将修辞学、诠释学的方法运用于史学。双方的冲突，如冰炭不相容，曾被视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战争”(79)。其实双方之间，本不一定那么对立。 不少人在论述西方史学史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时，更多的是先想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然后考虑在此哲学影响下的巴克尔、古朗治等一批实证主义史家，并据此论述所谓的实证主义史学这一新兴流派。不过哲学毕竟外在于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当然有助于史家从长时段的历史和历史学研究发展的脉络中作思辨性的探索，将实证主义史学系统化。但是史学自有其内在的理路，仍会自然导发出实证主义的史学。 文艺复兴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学界的重视是不够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人认为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史学衰落中断，在之后的两百年里乏善可陈。实际上，人文主义史学研究过去、恢复古典价值，本身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一大新转变。中古教育看重法律、神学和辩证法，虽然也不偏废文法和修辞，却着意于《圣经》和圣训诠释以及经院哲学的辩词。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的叛逆在于将文法和修辞作为学术研究中质疑、批判和解析各类资料的工具，而这种工具被后来笃信无疑的史家多有利用，承袭延续，转换并打造成现代史学研究的工具甚或探究工具研究本身怎样作用于历史。 从14世纪开始，人文主义逐渐由文入史，从文学运动转入研究和模仿古典历史、诗歌和道德的风气。到14世纪中晚期彼特拉克对修辞的进一步强调，这一文史不分的理路对15世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80)这一影响其实并未终止，到近代反变得更加重要，不过表现形式不那么明晰而已。 十六七世纪之交形成的“新科学”派，特别是培根、笛卡尔等人，贬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斥其唯知将人禁锢于文学之中，而不晓积极研究科学问题；只空谈道德文章，而不求繁荣昌盛。在他们看来，相对于新科学进入自然世界，为人所用；人文主义的研究不仅方法上毫无可取，简直是枉费时间。但科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远较培根、笛卡尔所言复杂。它们不仅共存，而且合作和互动。1450年后的学者将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应用于分析科学文本，产生出诸如医学、天文学的研究。另一方面，科学家也进入人文主义的传统领域，撰写文化史或用文本解读的方法从事研究。(81) 无论如何，人文主义史家系统收集过去的遗物以恢复业已失落的文明，体现出清晰的实证倾向。若不计哲学思想而回到史学方法本身，实证与修辞不仅不会冲突，还相辅相成。如裒考克(J.G.A.Pocock)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塑造了现代史学”，并通过在当时欧洲尚属边缘地区的英格兰和再后美国的传播，扩大了其对后世的影响。(82) 综上所述，并不是说实证倾向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主流性的导向。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生活的异彩纷呈与人的解放互为因果，人的个性化发展决定了史学内容的多元性，亦由此衍生了史家的不同秉性和史著的内容、结构、方法、风格的诸多差异，也有因为史家认知不足、个人偏见、人格缺陷等因素导致史著的局限和偏颇。布鲁尼在崇尚古典史籍的同时完全接受了古典政治叙事史的修史传统，四任教皇秘书的个人经历，也使他特别关注政治事务，他以“14世纪40年代的银行业破产并没有在政治制度上引起任何明显的变化”(83)来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也成为他疏离于经济问题思考的理由。 圭恰尔迪尼虽然是在意大利的视野下修史，但他将佛罗伦萨作为基点或者轴心来俯览全局的一种潜意识始终存在，这就难免出现评人论事的偏颇，而受到众多城市国家的责难，(84)这是在城市国家的体制下写意大利史注定的悲剧。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实用性倾向亦很明显，可谓与实证倾向相悖并存。波吉奥与瓦拉、瓜里诺等人因学术上的意见分歧长期不和，他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学术活动中获得驳斥对方的历史依据。因此他长于雄辩术和修辞学攻略，在历史的编纂中不时带有个人攻讦的偏激情绪和实用历史的私心，加上力有未逮的认知，在论述和评议中常有失公正，他甚至抨击瓜里诺用拉丁史料与希腊史料相结合审视历史的新方式，指责他用希腊历史学家的证据去论述罗马历史。(85) 比昂多的历史著作也存在着一些历史成见和主观随意性倾向，甚至不顾客观事实的任意褒贬，现实的功用性与实证的客观性缠夹不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学术著作的价值定位和人们对他历史评价的期许。这是长期以来，尽管他成就斐然但学术声誉并不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弗莱德宁肯这样分析比昂多：“他是准备克服某些偏见的，但不管怎样，当他变得清醒时，却已犯了错误。”(86)实际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靡一时的“政治修辞派”本身，似乎就精妙地诠释了史学的实用性，他们热衷政治活动的考察，关注阶级、阶层、社团、政体、制度、政策、外交和国家行为，并从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出发研究历史。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家历史的实证与实用掺杂互汇，因此尊重事实和违背事实、理性和非理性心态是人文主义者两面性的写照，也是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必然产物。 还有，外部势力对亚平宁半岛的不断干预，催生了意大利人的近代民族意识，从比昂多著作中对传统的狭隘城市国家观念的挑战，到圭恰尔迪尼《意大利史》的问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完成了由城市国家的历史向近代民族国家历史的转变，特别是后者对意大利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叙述，自然引导了多维时空的延伸，引发我们对近代区域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史乃至全球史的遥望和思考。 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包容了个体间的一切差异，呈现出一种史学内在发展的清晰理路和趋同性，与彰显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契合；古典的、实证的、实用的、民族的、外延的等诸多因子的融汇，构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丰富内涵。而实际上，史学理路的很多方面都与现代史学文脉相通，我们只是根据“实证”这条经线，剥茧抽丝，通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梳理出一条显隐游移的线索，旨在便于对现代实证主义史学文脉的回溯。 文中一些资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同仁邹薇协助查找，谨此致谢。 注释： ①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232页。 ②H.E.巴恩斯：《历史著作史》(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多佛出版社1963年版，第245—246页。 ③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190页。 ④A.格拉夫顿：《文本的捍卫者：科学时代的学术传统1450-1800年》(A.Grafton,Defenders of the Text:The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 1450-1800)，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⑥H.C.朗威尔：《中世纪和现代哲学》(H.C.Longwell,'Medieval and Modern Philosophy')，《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28年第1期，第1—14页。 ⑦E.科克伦：《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的过渡：以意大利史学为例》(E.Cochrane，'The Transition from Renaissance to Baroque:The Case of Italian Historiograph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1980年第1期，第21—38页。 ⑧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219页。 ⑨A.格拉夫顿：《脚注：奇特的历史》(A.Grafton，The 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2页。 ⑩A.格拉夫顿：《与经典的交流：古代书籍与文艺复兴的读者》(A.Grafton，Commerce with the Classics：Ancient Books and Renaissance Readers)，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11)Z.S.希夫曼：《过去的诞生》(Z.S.Schiffman,The Birth of the Past)，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12)D.海：《编年史家与历史学家：8—18世纪的西方史学》(D.Hay，Annalists and Historians: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梅休因出版社1977年版，第80页。 (13)P.H.威克斯主编，R.E.塞尔福译：《维兰尼编年史：乔万尼·维兰尼〈佛罗伦萨编年史〉前九卷选编》(P.H.Wicks，ed.，R.E.Selfe,trans.,Villani s Chronicle: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First Nine Books of the Croniche Fiorentine of Giovanni Villani)，伊利伯恩出版社1906年版，第321页。 (14)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25页。 (15)G.海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在西方文学方面的影响》(G.High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84页；E.P.切尼：《一个新时代的黎明：1250年至1453年》(E.P.Cheyney,The Dawn of a New Era:1250-1453)，哈珀出版社1936年版，第267—268页。 (16)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E.B.Fryde,Humanism 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汉伯顿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17)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5页。 (18)唐纳德·R.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2页。 (19)莱昂纳多·布鲁尼：《莱昂纳多·布鲁尼的人文主义：文本选摘》(Leonardo Bruni,The Humanism of Leonardo Bruni:Selected Texts)，纽约1987年版，第9—10页。 (20)莱昂纳多·布鲁尼：《一封致弗拉维奥·比昂多关于拉丁语言的信》(Leonardo Bruni，A Letter to Flavio Biondo on the Latin Language)，莱昂纳多·布鲁尼：《莱昂纳多·布鲁尼的人文主义：文本选摘》，第229—234页。 (21)孙锦泉：《论布鲁尼的人文主义史学》，《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2)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E.Cochrane，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3)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41—45页。 (24)T.C.P.齐默尔曼：《保罗·乔维奥：历史学家与16世纪意大利危机》(T.C.P.Zimmermann,Paolo Giovio,The Historian and the Crisis of Sixteenth-Century Ital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5)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5页。 (26)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37页。 (27)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4页。 (28)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278页。 (29)布克哈特著，花亦芬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96页。 (30)昂纳多·布鲁尼：《佛罗伦萨人民史》(Leonardo Bruni,History of the Florentine People)第1卷，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31)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41、45页。 (32)D.J.威尔科克斯：《15世纪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史学的发展》(D.J.Wilcox,The Development of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99—129页。 (33)P.F.格伦德勒主编：《文艺复兴百科全书》(P.F.Grendler,ed.,Encyclopedia of the Renaissance)第1卷，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1999年版，第275页。 (34)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29页。 (35)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257页。 (36)J.科瑞：《剑桥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指南》(J.Kray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naissance Humanism)，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37)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11页。 (38)P.F.格伦德勒主编：《文艺复兴百科全书》第1卷，第231页。 (39)莫米利亚诺著，冯洁音译：《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章。尽管其主要讨论的是更早的时期，但也适用于文艺复兴时期，且其直接论及了比昂多。 (40)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11页。 (41)P.J.杰克斯：《博古学家与古代神话：文艺复兴思想中罗马的起源》(P.J.Jacks,The Antiquarian and the Myth of Antiquity:The Origins of Rome in Renaissance Though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42)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11页。 (43)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第299—300页。 (44)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06—707页。 (45)H.E.巴恩斯：《历史著作史》，第105页；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36页。 (46)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第708页。 (47)P.F.格伦德勒主编：《文艺复兴百科全书》第6卷，第210页。 (48)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17页。 (49)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10—11页。 (50)米辰峰：《劳伦佐·瓦拉的生平与思想》，《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米辰峰：《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的学术得失》，《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 (51)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18、89页。 (52)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149页。 (53)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126—127页。 (54)F.吉尔伯特：《马基雅维利与圭恰尔迪尼：16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和历史》(F.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n,Politics and Histor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诺顿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248页。 (55)G.A.瓜里诺：《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和〈佛罗伦萨史〉》(G.A.Guarino,'History of Italy and History of Florence by Francesco Guicciardini')，《现代语言杂志》(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66年第6期，第443—444页。 (56)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第284—285页。 (57)P.R.斯皮克德等：《全球历史学家的世界史》(P.R.Spickard,et al.,World History by the World s Historians)，麦格劳·希尔公司1998年版，第290页。 (58)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第285—286页。 (59)莫米利亚诺著，冯洁音译：《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93页。 (60)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305页。 (61)V.卢西亚妮：《培根和圭恰尔迪尼》(V.Luciani,'Bacon and Guicciardini')，《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47年第1期，第97页。 (62)F.吉尔伯特：《马基雅维利与圭恰尔迪尼：16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和历史》，第301页。 (63)谭英华：《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更新》，王挺之、孙锦泉主编：《川大史学·世界史》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64)汤普森著，孙秉莹、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7页。 (65)徐波：《博学好古研究与西方史学》，《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66)莫米利亚诺著，冯洁音译：《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93—94页。 (67)彭小瑜：《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源》，《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68)叶·阿·科斯敏斯基著，郭守田等译：《中世纪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0页。 (69)莫米利亚诺：《史学研究》(Momigliano,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哈珀与罗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70)E.潘诺夫斯基：《文艺复兴和诸文艺复兴》(E.Panofsky,'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肯庸评论》(The Kenyon Review)1944年第2期，第201—236页。 (71)在中国，“过去是外国”的见解可以上溯到《庄子》，自汉代以后，是训诂学中常见而持续的观念。罗志田：《往昔非我：训诂、翻译与历史文本解读》，《文艺研究》2010年12期。 (72)Z.S.希夫曼：《过去的诞生》(Z.S.Schiffman,The Birth of the Past)，第10—11、137—198页。 (73)E.布赖萨赫：《历史学：古代、中世纪和现代》(E.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aeval and Moder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74)莫米利亚诺著，冯洁音译：《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87页。 (75)顾颉刚：《以修辞学定古书年代》，《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卷，第166页。 (76)A.格拉夫顿：《与经典的交流：古代书籍与文艺复兴的读者》，第1—5页。 (77)N.Z.戴维斯：《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赦免故事和他们的讲述人》(N.Z.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8)爱瓦·杜曼斯卡采访，蒋竹山译：《当代新文化史家彼得·柏克访谈录》，陈启能、倪为国主编：《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79)P.伯克：《知识的社会史(二)：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P.Burke,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Ⅱ:From the Encyclopedia to Wikipedia)，政治出版社2012年，第74—81页。 (80)昆廷·斯金纳著，奚瑞森、亚方译：《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4页。 (81)A.格拉夫顿：《文本的捍卫者：科学时代的学术传统，1450-1800》，第1—2、4—5页。 (82)J.G.A.裒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3章第4页。 (83)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5页。 (84)E.科克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第302—304页。 (85)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71页。 (86)E.B.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第20页。 （原文刊于《世界历史》2014年第2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