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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执礼”指归与孔子的再认识 梁奇
内容提要 孔子早年执掌礼仪多为乡党丧葬之礼。之所以这样，或迫于生计困顿而以此为“衣食之端”，或出于朋友情深意笃而不得不为。适周问礼与孟懿子学礼增大了孔子的知名度，此后才有机会执掌朝廷之宾礼。这也是孔子在教授《诗》《书》后所执之礼，恰在“三十而立”后所为，为孔子执丧礼与宾礼的节点，以后不再从事墨、荀等所批判的以替别人相丧礼为“衣食之端”的“鄙事”。而真正使孔子立身名扬的是以执宾礼为主的朝礼，其内含“仁以为己任”、“弘毅进取”的新儒特质。邦国与异域的方言俗语要求孔子执礼时使用雅言通语。
《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成。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重要言论的古籍，《论语》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学价值，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然受时代、文化背景和时人思想所囿，前贤时彦对某些字词或句子的注释和翻译出现分歧甚至牴牾。详辨此类释义既利于阐释元典的文化内涵，亦可重新评判孔子乃至孔门。今在贤哲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述而》篇“执礼”一词的释义提出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执礼”述义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然“执礼”释义是历代学者争议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七种:第一种为“礼不诵，故言执也”。这一释义以郑玄、何晏、邢昺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先贤《诗》、《书》等典籍，可以毫不避讳地使用普通话去诵读，这样才能完全读出其真实含义。而礼不需要诵读，要“揖让周旋执而行之”，故称“执”。这一观点已为古代不少学者所接受。第二种为“执御”说。这一释义以宋叶梦得为代表，他认为“执礼”“犹执射执御之执”。《论语·子罕》篇“执御执射”是孔子的谦词，面对里巷人的夸奖，孔子对弟子说:我于‘六艺’都执守什么呢？“我还是赶马车(执御)好了。”孔子认为赶马车是“六艺”中最卑下的活计。第三种为“《礼记》之篇名——《曲礼》、《内则》”说。此观点以宋张栻、明刘宗周为代表。张栻《癸已论语解》卷四：“夫子常教人者，《诗》、《书》、执礼也。执礼者，人所执行之礼，所谓《曲礼》者也，以此三者教人使之涵泳践履、循循有序。”刘宗周《论语学案》卷四直言“执礼”为礼经之篇名，即《曲礼》、《内则》之类。第四种为“持礼书以诏人”说，此观点以明胡爌《拾遗录·论语》，他认为古人手拿礼书以诏人，故称为“执”。清朱彝尊《经义考·论语》同。第五种为“艺礼”说。首倡该说者为明代学者方以智，其《通雅·释诂》说：“執礼乃蓺礼也。……陆文裕公曰：‘即埶字。’埶、藝古通用，所谓游于艺也。执礼之文无再见，况‘子不语怪力乱神’与此章互相发，各是四者……《说文》‘埶，种也，从坴口’。引《诗》曰：‘我埶黍稷。’师古曰：‘埶音藝，鲁公仿右军东方朔碑改作艺。’”陈梦家《尚书通论》、袁津琥《〈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释商》同。第六种为“执掌礼事”说。清刘台拱《论语骈枝》:“执犹掌也，执礼谓诏相礼事。”翟灏《考异》所言更加形象:“古者学礼行礼，皆有诏赞者为之宣唱校呼，使无失错，若今之赞礼官。其书若今之仪注，于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杨琳《训诂方法新探》则直接解释为执行礼仪:“窃谓‘执礼’理解为执行礼仪，文意和谐，无须改字。”第七种为“行礼”说。杨伯峻《论语译注》:“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用普通话。”苏炳社《周代的“雅言”浅探》同。 以上七种释义都围绕“礼”而发微，虽然差别不大，有的甚至相互关联。但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前三种释义侧重于礼为何称执;第四种具体到《礼记》篇名;第五种从字形相近易误考察，认为应改“執”为“蓺”，“蓺”、“藝”相通，故“執礼”当为“藝礼”，从而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对;后两种释义都与仪式相关，前者认为是仪式的主持者和执掌者，后者则为在执掌者的指导下参与仪式。笔者认为，第六种释义较合理，但刘台拱等人的“执掌礼事”又有失于笼统之虞，此“执礼”的范围应当缩小为“执国君之礼”，即“五礼”之“宾礼”，亦即孔子“三十而立”后做摈相所执之礼，而非《墨子》《荀子》等典籍所批判的孔子早年以替别人相礼为“衣食之端”的“鄙事”。此从典籍中“执礼”的涵义、孔子执礼经历和行人使节须用雅言通语等方面考察可知。
二、执掌礼仪:执与执礼 甲骨文的“执”左边形似枷锁，右边是一人跪下并伸出双手，表示用枷锁束缚人。《说文解字·幸部》:“执，捕罪人也。”其为拘捕、管制之意。据杨伯峻统计，“执”在《论语》中共出现14次,其意义大致可归为四类:一为掌管、握着，如《雍也》“执其手”、《述而》“执鞭”“执礼”、《乡党》“执圭”“执绥”、《微子》“执舆”、《季氏》“陪臣执国命”等;二为持守、执守，《子张》“执德不弘”、《尧曰》“允执其中”等;三为擅长，《子罕》“吾何执……执御……执射……执御”等;四为做事，《子路》“执事敬”。《论语》中“执”均为动词，与本义“拘捕、管制”相比，这四类词义可谓后起之义——引申义，即“引申为凡持守之称”之类，说明“执”的本义与引申义已并行使用。这在其他典籍中也可找到类似的例子，如《左传·僖公五年》“执虞公”、《礼记·檀弓下》“而妻妾执”、《吕氏春秋·慎行》“使执连尹”等均为拘捕、囚禁之义，而《易·遯》“执之用黄牛之革”、《诗·周颂·执竞》“执竞武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执事之不闲”、《礼记·曾子问》“执束帛”、《少仪》“执君之乘车”、《韩非子·五蠹》“执干戚舞”、《荀子·儒效》“执道不殆”等等均为引申义。可知至迟春秋战国时期，“执”字的引申义“掌管、执守”等已与本义同时使用，且出现频率有高于本义之势。依此，《述而》的“执”当释为“掌管”，而“执礼”则为掌管礼仪。这在其他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如《礼记·文王世子》：
教育太子和学士时要按照四季变化来安排教学内容，所谓“因时顺气，于功易成也”。春、夏两季由太师教太子诵读《诗》、弹琴;秋季由执礼者在瞽宗教礼，冬季则由典《书》者在上庠教《书》。在此，“大师”、“执礼者”和“典《书》者”相对举，“执礼者”即掌礼官，而“执礼”当是掌管礼仪，与《述而》“执礼”意义一致。 《礼记》和《论语》代表先秦时期“执礼”意义的主流，也有个别例外，如《列子·汤问》说“造父之师曰泰豆氏，造父之始从习御也，执礼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执礼愈谨。乃告之曰：‘古诗言:“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汝先观吾趣。趣如吾，然后六辔可持，六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从。’”可知造父跟随泰豆氏学习驾驭马车时谦恭知礼。《盐铁论·崇礼》载“昔周公处谦卑士，执礼以治天下，辞越裳之贄……”，则指贤良强调周公执政时持守礼制。与《论语·述而》和《礼记·文王世子》相比，《盐铁论》和《列子》中“执礼”的意思有些偏移。前者为“持守”，后者是“在礼节上”之义。如果把《论语》和《礼记》中“执礼”的意义看作本义的话，后二者的意义则为引申义。到了后代，“执礼”又以本义居多，如白居易《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等三人同制》“某官王申伯:学优行茂，饰以辞藻，执礼定议，多得其中”、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二回“郑子产当国，执礼相抗，晋卿畏之”均为执掌礼仪。 分析可知，从先秦到明代，“执礼”大多为“执掌礼仪”，方以智等从字形的相近性释为“艺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仔细分析，至少有两处疑问值得商榷:第一，《尚书·夏书》有“工执艺事以谏”，说明执、艺并用的情况早已出现。由《论语》中多处使用“艺”字，可知“艺”在孔子时代仍广泛使用，那么，此处为何不写成“艺”？第二，如依方氏等人释为“六艺”的话，则与《论语》中其他“艺”的意义不一致。对于第一个疑问，因史料匮乏只好阙疑待考。而检索《论语》中其他“艺”字，可以解答第二个疑问。“艺”在《论语》中出现4次，分别是《雍也》“求也艺”、《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子罕》“吾不试，故艺”和《宪问》“若……冉求之艺”。这四例中，除了《述而》作“六艺”外，其他均为才艺、技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已包含“礼”，如果像方氏等人所说“执礼”为“艺礼”的话，岂不是重复的“礼”了？况且《论语》中“艺”多为才艺而很少有“六艺”之说，故“执礼”不应该为“艺礼”，方氏等人的“六艺”说不一定准确。杨伯峻把“执礼”解释成“行礼”，也有可商榷之处。古人行礼时只能跪拜而不能说话，有些地方至今仍保留这一遗俗。所以，“行礼”时不能讲雅言。相较而言，把“执礼”解释为“执掌礼仪”相当合理。这从孔子执掌礼仪的经历也可得到佐证。
三、礼亲邦国：凶、宾礼之辨 孔子时代人们普遍重视礼仪，丧事要请相礼专家，《礼记·檀弓上》记载“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以为沽也”，郑玄《注》曰：“沽，犹略也。”孔颖达《正义》曰：“此一节论丧须立相导之事。……孝子丧亲悲迷不复自知，礼节事仪皆须人相导。”杨天宇注曰:“宫，谓殡宫，即死者生前的正寝。”杜桥丧母，正寝中无相礼师而遭到时人讥笑。可见办理丧事请丧礼专家已是惯俗，否则会被认为卑贱、简略和不孝。时代的需求催生了一批习礼、相礼者，孔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今孔丘少好礼……孔子贫且贱”，《论语·子罕》《注》引包咸语：“我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正义》:“此章论孔子多小艺也。”°鄙事指为乡党助葬的小艺，即《荀子·儒效》“求衣食”者也。儿时的贫困促使孔子学礼、执丧礼，以便糊口。这尽管是些“小人儒”，却为日后成为“君子儒”奠定了基础。《论语·八佾》记载，“子人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注》引包咸语:“大庙，周公庙。孔子仕鲁，鲁祭周公而助祭也。”《正义》曰：“此章言夫子慎礼也。”如果包氏所言正确的话，这时孔子已身居要职且以知礼著称，仍向令长者问礼，可知他的虚心好学。孔子不仅努力向身边的礼学专家学习，还拜访名师，老聃是他的老师。《庄子》《史记·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大戴礼记》《孔子家语》《水经注》等皆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的记载，兹以《老子韩非列传》为准抄录于下：
儒、道等家典籍均载有孔子适周学礼于老聃，胡适《说儒》认为此老子为一盛气凌人的狂士，是后人心目中的老子形象。但从此处和《礼记·曾子问》等典籍中多次记载孔子用“吾闻诸老聃曰”回答曾子、子夏的问题，并向曾子讲述自己跟从老聃助葬巷党一事，可知受礼于老聃当有其事，且让孔子受益匪浅。 孔子最初相礼是从帮乡邻助葬的“鄙事”开始，《论语·子罕》载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礼记·檀弓下》载:“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注:“沐，治也。”孔子帮忙原壤修整棺椁葬母。《曾子问》记载“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此条讲孔子和老聃一起助葬于巷党，突遇日食而不得不停止灵柩等待天气变化。《论语·述而》有孔子“助丧家执事”的记载。孔子不但为乡人相礼，也帮临国助葬，《礼记·檀弓下》载“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子游吊焉……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敬子为卫国大夫，孔子相其葬礼，并带领子夏、子游等人前往相礼、吊唁，师徒然成为著名的国际丧礼专家。孔子相丧礼的过程中总结一些心得，认为丧礼要注重哀痛，《檀弓上》载“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人而哭之哀”，《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意，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子路加以解释说:“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此与《礼记·檀弓下》“丧礼，哀戚之至也”相一致，均要求行丧礼时要极度哀伤。为何丧礼时强调哀戚呢？亲人溢然离世，“正值抚尸而恸之际……这是迸发的、肝胆俱裂的伤痛”，即《诗经·桧风·素冠》中看到亲人的遗容，“劳心慱慱……我心伤悲……我心蕴结”。这是撕心裂肺的哀痛，应强调“礼不足而哀有余也”。为了表达哀痛，孔子在给别人治丧时未尝吃饱过。孔子不但为人治葬礼，还参加乡邻的驱疫活动，《论语·乡党》载“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何晏曰：“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参加驱傩时，孔子恐怕惊动先祖而站在东边的台阶上。 治丧也好，驱傩也罢，都是乡党邻人的活动。孔子早年之所以参加这些活动，或迫于生计困顿而以此为“衣食之端”，或出于朋友情深意笃而不得不为。这是继承“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的遗礼，以“凶礼”为主的“小艺”与“下艺”，颇受时人的轻视，连孔子都斥之为“小人儒”。而真正使孔子立身名扬的是所执朝廷之礼，即所谓的“大人儒”。这是以“宾礼”为主的“朝礼”，内含“仁以为己任”、“弘毅进取”的新儒特质。 孔子执“宾礼”的具体起始时间无法考知，但我们从一些典籍的记载可窥知大概。《论语·为政》载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他以时间为序说出自己一生中几次重要的转折。由此类推，“《诗》、《书》、执礼皆雅言”亦当按时序排列，即主持朝廷礼仪在教授《诗》、《书》之后。孔子20岁人仕途，为季氏委吏，21岁为乘田，51岁为中都宰，52岁为司寇，55岁弃官去鲁。孔子出仕前“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想去季氏家混饭而被阳虎赶出，更不用说为贵族执礼了，故执礼当人官之后所为。孔子初仕时的官职是委吏和乘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有本作‘委吏’”。《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尝以贫而禄仕委吏，主委积仓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刍牧者也。”可见委吏和乘田都是管理仓库粮草的无名小卒，只能靠微薄的俸禄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而不可能有机会为贵胄相礼。故而孔子相礼不应在任此职期间。《史记·孔子世家》 载:“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与？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索隐》:“至（昭公）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曰‘仲尼时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误也。”贾逵和司马贞所言正确，孟釐子卒时孔子三十四、五岁。孟釐子遗嘱儿子懿子学礼于孔丘在《左传·昭公七年》亦有记载，《论语·为政》有“孟懿子问孝于孔丘”的记载，可知孟懿子向孔丘学礼应有其事。孟孙氏为鲁国三大权臣之一，他的临终遗言以及懿子、南宫敬叔师孔子学礼定能扩大孔子的影响，“这时鲁国的统治者已注意到孔子的威望”。《史记·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二十年（前514年)孔子适周问礼，是年孔子30岁。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依据“日有食之”而确定孔子适周问礼的时间为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孔子此时34岁。二者相差4年，或许指的不是同一次问礼。而以此判断，孔子适周向老子学礼当在30岁前后，恰与孟懿子从孔子学礼的时间大致相当。师生间的声誉可互相影响，而此时的孔子兼而得之，既有名师，又有显徒，势必扩大自己的名望。也许从这时起，孔子才成为“享誉国际”的礼仪专家，才有机会为世族贵胄相礼，而这适为“三十而立”后。其后不可能再做为乡党主办丧事的“鄙事”，取而代之的是“圣人之大司”，亦即“人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之职守。再者，孟僖子让懿子从孔子学礼，肯定不会学习连孔子本人都看不上的“小人儒”，而应是经国治邦、交接诸侯之“大人儒”。 上文已经论述，孔子帮乡邻执丧礼是早年所为，若此时使用雅言，则可能被视为异类，乡党听不懂也不愿使用这样一位扭捏作态的礼仪专家。以此推测，孔子使用雅言“执礼”的对象当为士人。所以，孔子教授《诗》《书》后所执之礼当为朝廷宾礼。孔子执掌宾礼在古代典籍中可以找到佐证，如《论语·乡党》“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蹶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何晏曰：“君召使摈者，有宾客使迎之。”《论语·先进》《注》曰：“小相，谓相君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郑玄《注》曰：“相，诏王礼也。出接宾曰摈，人召礼曰相。”孔子执掌迎接宾客、交接邦国之礼最成功、辉煌的一次莫过于鲁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
《注》:“相，会仪也。”即这次会盟的司仪。齐强鲁弱，齐国时常攻伐鲁国，二国会盟预示着鲁国遭殃。而孔子担任鲁定公的傧相，面对莱人的攻击早有准备，最终靠“武备”维护了定公的尊严和鲁国的利益，被尊为“圣人之大司”。 《论语·乡党》篇记载了孔子作为外交官出使时行聘礼的状况：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辑，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正义》曰：“此一节记为君使聘问邻国之礼容也。”代表国君出使邦国，孔子谨慎恭敬，庄严矜持。这些事例说明孔子有为国君执礼的经历，基本可以坐实孔子“执礼”是执宾礼，而非早前的丧礼。宾礼代表国君，需要行为谨慎，语言通雅。
四、雅言通语:宾礼必备 周代的大宗伯以“八礼”接待邦国和宾客，《周礼？春官》载其“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祧曰视”。当时诸侯国间的言语不统一，甚至一国之内不同地域有很多方言存在，故宗伯行人、外交使节均需使用雅言通语。这在古代典籍中有相关记载。如《周礼》中象胥负责沟通夏与夷、天子与邦国之事务，是周朝常见的译官。《说苑·善说》篇载榜枻越人唱《越人歌》后，鄂君子皙不懂，“乃召越译，乃楚说之”。在越译的帮助下，子皙领会了《越人歌》的意思。此事发生的时间，《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均有记载，兹以《史记》为准抄录于下：
子皙即《说苑》之“鄂君子皙”，鲁昭公元年（前541年)出奔郑国，十三年(前529年)返国任令尹，是年五月十七日夜自杀。《说苑》所载子皙的派头很大，不像在郑逃亡的场面，当为返楚做令尹时的事情，即发生在公元前529年前后。这时楚、越方言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孔子出使这些国家的话，当使用雅言才能正常交流。事实上，即使在南方大方言区域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种姓和方言存在，正如《汉书·地理志下》颜《注》引臣赞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每一种姓有自己的方言存在，相互之间的沟通必须借助“越译”。 在战争中，有时可以借助语言扭转战局，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
《注》:“欲与晋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正义》:“请旧是东方之人，并有才能堪与彼魏邑二三有司说归秦之言者，吾与先行。”秦在晋国西边，故称晋人为东人，“二三有司”指与秦军隔河对峙的魏国官吏。在秦且与魏吏言语相通的晋人大概只有士会。寿余不直说让士会与自己同行，而采取曲折婉转的方式表达，是为了避免秦国的猜疑。杨伯峻认为“这是诱士会计策之关键部分”是有道理的。魏寿余之所以选择晋人与魏地官吏对话，且得到秦君的认可，说明当时秦、晋两国因语言差异而不能直接对话。《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子元欲蛊文王夫人媳妫而“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人自纯门，及迪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郑人效仿楚言，致使子元溃败逃遁，叵心未逞。魏国寿余靠方言欺骗秦国君主，郑人扮楚语击败子元，这些都说明语言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而吴王夫差却因征讨语言不通的齐国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吕氏春秋·知化》有载：
子胥认为吴、齐两国语言、习俗不通，即使靠暴力征服齐国，也不能长久统治，不能长久占有齐地，拒绝伐齐。而夫差却听信太宰嚭的建议执意伐齐，终落身死国亡的可悲结局。语言对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所谓“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可以作为《知化》篇的注脚。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楚国行人许行因语言与中原诸国不通而被孟子视为“鴃舌之人”：
楚人陈良游学中原，学“儒者之业”，终成豪杰过人之士。陈相、陈辛师从陈良学儒家之道数十年，见南楚来滕国的许行后，二兄弟弃陈良之儒道而学习许行的神农之道。许行被孟子痛斥为“南蛮鴂舌之人”、“伪者”，赵歧注曰：“今此许行乃南楚蛮夷，其舌之恶如鴃鸟耳。……鴃，博劳鸟也……伤害道徳恶如鴃舌。”《说文解字·鸟部》：“鴂，宁鴂也。”《尔雅·释鸟》：“鸱鴉，鸛鴂。”郭璞注曰：“鷓類。”《山海经·西山经》载鸱“一首而三身，其状如”。宁鴂即鸱鸮，属于凶猛的鸟，王逸说:“鸱鸮，贪鸟也。”洪兴祖认为“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喻谗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过也”。《诗经·豳风》之“鸱鸮”比喻贪婪邪恶的坏人。鴂因声音聒耳被斥为恶鸟、凶兆鸟，鸣叫声被喻为谗言，就像我们今天说“乌鸦嘴”一样，所以人们不喜欢这鸟。而孟子说许行“鴂舌”指其语言难懂，与中原诸国不同或者根本听不懂。可见行人使者出使他国时当用通语雅言，否则将成为被诋毁排斥的对象。故而《荀子·王制》明确提出“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杨偯注曰：“举，皆。”废除雅声以外所有的方言，这一举措对于雅言的推广起到莫大的作用，以至于人们以雅言为荣、“君子安雅”。而作为当时的邦国行人或外交使者，当带头使用雅言。由此判断，孔子在教授《诗》《书》、执掌宾礼时要使用雅言通语。 综上可知，早期典籍中“执”多为“执掌”，“执礼”则为执掌礼仪。孔子早年为乡党执丧礼，“三十而立”后为朝廷执宾礼。《述而》“执礼”当在教授《诗》《书》后所为，其范围应缩小到孔子任职后所执宾礼，即经国治邦、交接诸侯之“大人儒”。这是孔子在继承殷商遗礼的基础上而创建的适合时代需求的新礼，而非墨、荀等后期诸子所批判的俗礼。正确认识孔子的执礼历程利于全面了解孔子及儒学，能够纠正解读、阐释典籍时的偏颇。由于邦国异域中方言的广泛存在，孔子在执宾礼时必须使用雅言通语。这对于雅化方言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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