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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百药

 拥抱寂寞与狐独 2017-08-05
  出仕为官
  李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客人听后大为惊叹。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
  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6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委以重任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636)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一论一赋
  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卷。他除擅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齐书》。
  作北齐书
  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卷,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卷,又撰纪传体《齐书》100卷。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0卷。
  北齐书
  背景
  《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从北齐到隋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纪传体齐书和王劭的编年体齐志。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孙、魏徵重写北齐史,长期没有写成。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扩充改写,636年(贞观十年)全书完成。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用语生动
  《北齐书》记载了不少当时口语,叙事生动活泼,如:
  卷十二《高俨传》:“帝(后主,俨之兄)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
  卷二三《魏兰根传》述魏恺迁青州长史,推辞不就,文宣帝高洋闻知大怒,对杨愔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待高洋见到魏恺时说:“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魏恺答:“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高洋对杨愔说:“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
  卷二四《杜弼传》:“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
  卷五《高阿那肱传》记北周军进攻北齐,齐将安吐根在齐后主面前夸口说:“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河中。”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几赞扬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由于《齐志》为百药所参考,所以《北齐书》采用不少口语,大约是受了王劭的影响。
  以史为鉴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李延寿《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北齐书》,但删去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在《尉长命附子兴传》、《任祥传》、《斛律羌举传》、《叱列平传》、《慕容绍宗传》、《薛修义传》、《封隆之传》、《高季式传》,共删掉《北齐书》中同传所载九次农民起义。另外,《北齐书》的《高市贵传》、《李元忠附李愍传》中所载五次农民起义,因《北史》未给高市贵和李愍立传,因而也失载。
  《北齐书》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有些规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传》载,天平初“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关注思想文化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了批判。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体例可取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分析。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传本北齐书大部分出于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分,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分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分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于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分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凭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
  敢于直书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丑事记载较多。这是由于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如卷九《皇后列传》述高澄妻元氏,“文宣(即高澄弟高洋)受禅,尊为文襄皇后,文宣渐致昏狂曰:‘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乃淫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乱交于前。”宫闱中的禽兽之行代代相传。武成(高湛)即位后,又逼文宣皇后李氏乱,并威胁说:“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卷八《幼主高恒纪》的记载反映出北齐灭亡之必然。后主高纬“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所任佞臣“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疋,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敝”。除“增益宫宛”外,“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上行下效,官僚、地主也奢暴惊人。
  卷二二《卢中传附子宗道传》载,卢宗道“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百药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齐,并累迁至高官,但百药却大量揭露了北齐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恶,并没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样曲笔掩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反映百药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唐皇朝视北齐和南朝各代为僭伪。暴露“僭伪”皇朝的“无道”,是希图反衬“正统”皇朝的“有道”。
  北齐流传
  《北齐书》自北宋时即亡伏约三分之二,现存李百药原书只有卷四、卷十二、卷十六至廿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五十,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然而,《北齐书》又毕竟是幸运的。这是因为,后人用以补成《北齐书》佚文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北史》中的北齐史部分。有趣的是,李延寿《北史》撰成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上距《北齐书》成书仅二十三年;其时《北齐书》尚属完璧,而《北史》的北齐史部分则多采自《北齐书》。由于《北史》在流传中没有遭到损失,故后人据《北史》以补《北齐书》,在文字上虽非尽属李百药原文,但在内容上则不失存其本相。唯其如此,我们今天读的《北齐书》,署为李百药所撰,应是毫无疑义的。《北齐书》的补表有:
  万斯同:《北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
  历史观
  思想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观点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
  例子
  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蝟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蝟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影响
  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①。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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