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族房前修族谱所载：“雍生二子，长伦、次柔”，这是没问题的。但“伦生重耳”，显然与《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所载“柔生弇，弇生昶，昶生暠，暠生歆，歆生重耳”不符。前者所载李重耳是李伦的儿子，而后者所载李重耳成了李柔的六世孙，到底谁对谁错？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载：“柔生弇，字季子，前凉张骏天水太守、武卫将军、安西亭侯。生昶，字仲坚，凉太子侍讲。生暠，字玄盛，西凉武昭王、兴圣皇帝。十子：谭、歆、让、愔、恂、翻、豫、宏、眺、亮。歆字士业，西凉后主，八子：勗、绍、重耳、弘之、崇明、崇产、崇庸、崇佑。重耳字景顺，以国亡奔宋，为汝南太守。后魏克豫州，以地归之，拜恒农太守，复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后魏安南将军、豫州刺史。生献祖宣皇帝熙，字孟良，后魏金门镇将。生懿祖光皇帝，讳天赐，字德真。三子：长曰起头；次曰太祖；次乞豆。”另据两唐书《高祖本纪》，李虎是高祖李渊的祖父，虎生昞,即李渊生父。在这一世系中，也就是说李重耳是李歆的儿子、李暠的孙子、李昶的曾孙、李弇的玄孙、李柔的六世孙，是李熙的父亲、李天锡的祖父、李虎的曾祖父、李昺的高祖父、李渊的六世祖。前后清清楚楚，如果真有李重耳这个人，显然《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所载李重耳为李柔的六世孙是正确的，而我族前修族谱所载李重耳为李伦的儿子是错误的。现在问题的焦点是：李渊的祖上到底有没有李重耳这个人？这也是包括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内的许多学者对《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所载李唐先世为凉武昭王李暠提出质疑的关键点。
《册府元龟》、两唐书、唐太宗御撰之《晋书》及李百药《北史·序传》等典籍，都有关于李唐世系之记载，其中以《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序言者最为详备。对《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提出质疑的人都认为，在这一世系中，最关键的人物当数凉武昭王李暠，其次为西汉名将李广、先秦思想家老子李耳及据说是商纣时期的理徵。如果李唐先世确为李暠、李暠是李广后裔、老子李耳同时代的李氏为一家、以官得氏为理者只有一人，则这一世系可以成立。然而，李唐先世与李暠的关系，实为子虚乌有。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主要是以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考证为依据。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序言中关于李唐先世的记载，李渊的七世祖为李暠，暠生歆，歆生重耳，西凉灭亡后降宋，为汝南太守。后复归魏，拜恒农太守。然后为宋将薛安都所陷，任魏豫州刺史。重耳生熙,熙生天赐，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则是天赐第三子。西凉亡于刘宋永初元年（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即公元420年）。后魏进攻宋豫州之年为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即公元450年）。李重耳如果确实曾为宋汝南太守，则应在此30年之内。然而，这一时期前前后后宋之汝南太守其姓名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为郭道隐、徐遵之、陈宪诸人。“故依据时日先后，排比推计，实无李重耳可为宋汝南太守之馀地。”又，后魏克豫州，重耳“以地归之，拜恒农太守。”即重耳投降北魏后任恒农太守。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时任北魏恒农太守者为李初古拔，其子为李买得。李初古拔亦为宋将薛安都所擒（即上引《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所陷”）。其子李买得亦为后魏金门戎主(即镇将)。据此，可以断定，所谓李重耳、李熙父子，实即李初古拔与其子李买得。《唐会要》卷1《帝号》云：“献祖宣皇帝讳熙（凉武昭王暠曾孙、嗣凉王歆孙、弘农太守重耳之子也）……葬建初陵（在赵州昭庆县界，仪凤二年五月一日追封为建昌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建初陵）。”“懿祖光皇帝讳天赐（宣皇帝长子）……葬启运陵（在赵州昭庆县界，仪凤二年三月一日追封为延光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启运陵）。”《元和郡县图志》卷17及《旧唐书》卷39《地理志》，《新唐书》卷39《地理志》赵州昭庆县条，也都记载境内有建初陵和启运陵。这说明李唐先人世代葬于此，也说明，这里就是他们的世居之地。种种事实表明，李唐先世实与凉武昭王无涉，而很可能是赵郡李氏子孙甚微之一支，“或者虽不与赵郡李氏之居柏仁者同族，但以同姓一姓同居一地之故，遂因缘攀附，自托于赵郡之高门，衡以南北朝庶姓冒称士族之惯例，殊为可能之事。总而言之，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
陈寅恪先生以上观点及其通过论证后得出的“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结论，也遭到了较大的质疑。质疑之一：如果李唐出自赵郡，为何赵郡李氏对此无动于衷，例如《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赵郡李吉甫都未提出过类似于陈先生的疑问？而反过来，为何唐太宗也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质疑之二：陈寅恪先生的证据之一是宇文泰曾下令功臣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重撰谱录，故李唐虽出自赵郡但改为陇西（李虎就曾由赵郡公改为陇西郡公），但为何入唐以后许多氏族都改回原望，而李唐不改？特别是研究李氏家史的资深专家、陇西李氏祖籍临洮联谊研究会副会长李风华先生，在《驳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一文中严正指出：正史明确记载的李唐先世，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不能推翻。他认为：陈寅恪先生坚持李唐出自赵郡李氏，判断称家于武川是附会伪托这两点，难得通解。陈先生认定李唐为赵郡李的依据，主要是《唐光业寺碑》，碑文为开元十三年宣义郎前行象城县尉杨晋所撰。县尉是从九品下的最低级品官，他的撰文中“维王桑梓”一句，是否能作为“其家世居住之地，绝无疑义”的证据，似尚不宜遽断。而建初、启运二陵，虽是李唐开国时设定，起先偶有祭祀，以后李唐皇室诸帝并不怎么把此二陵当一回事，唐玄宗时也只有杨晋这样小到不能再小的官员来一下；且建初陵的主人李熙，即李渊的高祖，李世民的五世祖，是死在武川，“终于位”上的，并不死在昭庆。推测应是在六镇起兵失败后，李虎也被安置往冀、定、瀛州时，将父、祖迁葬附近的赵州昭庆，或仅是设衣冠冢以祭祀，因此二陵所在之地，并不能肯定便是世居的桑梓之地。接着的问题是陈寅恪也有疑问的：“李唐岂真出于赵郡李氏耶？若果为赵郡李氏，是亦华夏名家也，又何必自称出于陇西耶？”并对疑问进行回答：一是李唐先世并非赵郡李氏大户，而是“破落户”或“假冒牌”；二是“盖贺拔岳宇文泰初入关之时，其徒党姓望犹系山东旧郡之名，迨其后东西分立之局既成，内外轻重之见转甚，遂使昔日之远附山东旧望者，皆一变而改称关右名家矣。此李唐所以先称赵郡，后改陇西之故也。”这两点固不失为一种解释，然而却无法解释唐太宗为何一贯敌视山东士人，为何“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为何要敕撰“专为摧抑中原甲姓之工具”的《氏族志》？为何要讲“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这样很生分的话？而且用定为“禁婚家”的办法，惩治包括晋赵郡李楷在内的最高门七姓十家。如果李唐果真出自赵郡李氏，唐太宗敌视山东人的情绪和下诏限制打击“禁婚家”，岂非和自己过不去。这是李唐出自赵郡说不可解之重点。上述两点得不到完满解释，李唐出自赵郡说恐卒难成立。李唐只能出自武川，更早的情况说不清楚，李初古拔与李唐即或有渊源关系，但至少从李渊高祖李熙就职武川开始，“遂家焉”。《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和两唐书《高祖本纪》等正史上明确记载的这李唐先世出自武川的定论，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是不能推翻的。
至于提出李唐先世是否有李重耳其人，陈寅恪先生在据史书上只有恒农太守李初古拔曾为薛安都所俘,其子李买得战死这一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李重耳此人可疑是令人难以信服的。湖北籍族人李风华先生认为：李重耳即是李初古拔,二人为一人。其一，据年龄来分析，李重耳与李拔应为同龄人，且生平履历惊人一致。其二，从历史环境来分析李歆之子国灭奔宋后又降魏，是符合历史与其家族史的。其三，李重耳奔宋时应不止孤身一人，应该和李宝一样率兄弟子侄举族而南逃。李重耳应不止一子，除李买得战死，应有李熙、李抚诸子。据唐书载，为彰显李晟再造大唐的功绩，德宗将李晟的容像，列于凌烟阁。李晟去世之日，德宗手诏“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宪宗元和中，诏其家与属籍，以晟配飨德宗庙廷”、“以睦宗亲”。后天下动荡，僖宗逃避蜀地，命令“袁皓采晟功烈，为《兴元圣功录》，遍赐诸将，表励之”，希望他们都以李晟为榜样，无私无畏，效忠大唐。由此可见宪宗不仅承认与陇西李晟的同宗关系，而且将李晟附属籍，入宗正寺，以宗亲而睦之。因此，李重耳即是李初古拔是可信的。既然李重耳与李初古拔同是一人，那么，李唐即陇西之李，而附宗之论则为无稽之谈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载的李唐世系是可靠的，我们追溯李氏之源流，仍不妨以《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为主要依据。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唐朝对李氏宗族的考证和详细记载，才有今天天下李氏宗谱的完整存在，象李姓这样将其族源详细载入正史的，并不多见，这与其他姓氏多为家族传抄家谱、记载族源相比，自然更为可靠、详细。既然如此，从李雍到李重耳的直线世系应为：雍--柔--弇--昶--暠--歆--重耳。
另据正议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赐紫金鱼袋张彧所撰《忠武先庙碑记》载：“……唐元臣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李公名晟字良器……始公之远祖出自颛顼，至咎繇为理官赐姓理，殷末有理徵以抗直获罪于纣，其子利贞逃难伊侯之墟，食李而免，改李氏。周有伯阳，为柱下史，秦有信为将军，汉有广为前将军，广十六代孙是凉为武昭王暠，暠生歆，歆生重耳，苦沮渠蒙逊，奔江南仕宋，为汝南守。归魏，为弘农守。生抚，以大名之后，因为武川守而终于位焉。公即武川之系孙，今为陇西狄道人也……我公器备之用，即以公之大王父皇左翊府中郎将讳芝，赠陇州刺史，为庙之昭也。妣张氏，赠清河群夫人配焉。曾王父皇同陇右节度副使左卫大将军讳嵩，赠泽州刺史，为祖之穆也。配刘氏赠彭城群夫人配焉。大父皇洮州剌史冀门军使讳思恭，赠幽州大都督，为孙之昭也，妣高氏赠齐国夫人配焉，考皇左金吾卫大将军讳钦赠太子太保，为亲之穆也。妣王氏赠代国夫人配焉。以公先夫人张氏赠萧国夫人付祖姑而配焉。公肇自大王父阐之，曾王父演之，大父修之，烈考府君田之，而太尉公周之。一门荷宠于圣朝。四代追荣于幽穸……”张彧为唐大历时人，与西平王李晟（李晟是公元727年出生的，其父李钦是左金吾卫大将军，官三品，与玄宗的大哥同为十八卫大将军）为同时代人，故其所撰《忠武先庙碑记》关于李晟先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而从其记载中，不仅可以得知李重耳还有一子名抚，是李晟一支的先祖；而且可以确定，李晟的父亲是李钦，李钦的父亲是李思恭，李思恭的父亲是李嵩，李嵩的父亲是李芝。则李重耳至李晟的世系为：重耳--抚……芝--嵩--思恭--钦--晟（此处李嵩至李晟的世系，也可参阅《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上》：“陇西李氏，后徙京兆。嵩，岷州刺史，生思恭；思恭，洮州刺史，生钦；钦，左金吾卫大将军，生晟；晟，字良器，相德宗，生愿、聪、揔、愻、憑、恕、宪、愬、懿、听、惎、慇”）。其中李抚至李芝之间的世系尚不明了，因张彧《忠武先庙碑记》只载“公即武川之系孙，今为陇西狄道人也”，也就是说，李晟为李抚的系孙，至于李抚历多少代至李芝，中间有哪些子孙，没有记载。但与唐皇族世系“重耳—熙—天赐—虎—昺—渊—世民—治—旦—隆基”对比，李抚与李熙为兄弟，属同时代人；李钦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大哥同为十八卫大将军，属同时代人；李晟在公元727年即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五年出生，也就是说，唐玄宗即位17年后李晟才出生，那么李晟至少比李隆基晚一代。因此，根据李熙历九世到李隆基推算，李抚至李钦也应历了九世，由此可知从李抚历六世至李芝，也就是说，李芝为李抚的六世孙。以此推之，李雍至李愬、李宪的世系为：雍--柔--弇--昶--暠--歆--重耳--抚（六世孙芝）--芝--嵩--思恭--钦--晟--愬、宪（此段世系，自柔而下的，还有嘉庆二十四年《西平李氏族谱》、乾隆十七《新化李氏族谱》、乾隆己卯《湘乡桥头李氏族谱》等众多谱牒资料可资佐证）。
而据《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上》载：“丹杨房：晋东莞太守雍长子曰伦，五世孙文度，西凉安定太守，与族人宝入后魏，因居京兆山北。”其世系为：雍（晋东莞太守，生二子，长伦、次柔）--伦（五世孙文度）--文度（西凉安定太守）—权（后魏河秦二州刺史、杜县公）--崇义（后周雍州大中正、广和复硖殷五州刺史、永康县公，生二子，长诠；次伟节，隋司隶州刺史）--诠（隋赵郡太守、临汾襄公。生四子：长药王，即李端；次李靖，字药师，相太宗；三客师，左领军大将军、幽州都督、丹杨公；四正明，右卫将军。此处有不少族谱记载“诠传四世孙端”，应是族谱记载错误，笔者以《唐书》为准）--药王（梓州刺史、永康县公、代国公。生二子：长修志；次修行，汝州刺史）--修志--元慎（洺州刺史）。元慎之后到底为谁，他是否是李芝之父，在《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找不到记载，而诸多族谱所载“元慎生芝”与张彧《忠武先庙碑记》所载“李晟为李抚系孙”显然不符。故我族前修族谱、民国十年《新化李氏续修通谱》、民国十六年桥头河五修仲芹谱、民国二十年五修季八郎谱等诸多李氏族谱中所载“文度—权—崇义—诠—药王—修志（此处有的为修仁，但与《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上》记载不符，显然不是修仁而是修志）--元慎—芝—嵩—钦—晟—愬、宪”世系，是值得可疑的，可疑的关键之处就是李元慎与李芝的父子关系。
综合以上考辨分析，从李雍至李愬和李宪的直线世系图有如下两种可能。其一为：雍--柔--弇--昶--暠--歆--重耳--抚（六世孙芝）--芝--嵩--思恭--钦--晟—愬、宪。其二为：雍--伦（五世孙文度）--文度—权--崇义--诠--药王（即李端）--修志--元慎—芝—嵩—钦—晟—愬、宪。但笔者更倾向于世系表一，因世系表一中，有张彧《忠武先庙碑记》所载“李晟为李抚系孙”这样有力的证据，只是李抚与李芝中间的世系，因手中缺乏资料而无法考证，暂时只能缺之。世系表二，虽为我族前修族谱、新化李氏续修通谱、桥头河仲芹谱、季八郎谱等诸多李氏族谱所采用，表面上也似乎很清晰明了，但实际上李元慎生李芝是没有史料依据的，而族谱上的记载，很难令人确信。比如我族前修族谱和民国十年《新化李氏续修通谱》世系所载“雍—伦—重耳--抚--文庆--权--崇义--诠--药王—修仁--元慎--芝--思恭--钦--晟--愬”，其中就有三处错误：第一，李重耳不是李伦之子，而是李柔之子；第二，李文庆是李伦的五世孙，而不是李抚的儿子；第三，李元慎的父亲是李修志，而不是李修仁。这些，有《新唐书》为证，前面已论述得很清楚了。既然错误这么多，在找不到史料依据的情况下，谁能相信其所载李元慎生李芝是正确的呢？所以笔者认为世系表一更为准确可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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