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文字本身就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于每一个字的解释,都可以是从某一历史片段去窥看整个中华文化。对当下而言,学习《说文》的意义,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小学”范畴,变成一派“乾嘉考据”之貌,而是需要站在更广阔的视野,站在文化史的高度,通过跨学科协作,如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构筑一部“文化史”。 在人类文字的大家族里,有一位活了五千多年的长者:汉字。它从襁褓时期的甲骨文开始,历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时光的演进与历史的积淀,让汉字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思想、文学、历史、艺术,都仰赖于汉字才能传承有序。形、音、义三者熔铸出了这样的汉字:其形有图画之美,讲求造型线条布局;其声含音乐之美,严格于韵律平仄节奏;其义富于哲理思辨之美。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先举一个例子 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话听来似乎玄了一点,但汉字的深邃与学问却真的字字如经,意蕴万千,奥妙无穷。打开汉字学开山之作《说文解字》,且听: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 又,“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 《说文》在解释“王”这个字的本义之外,还对“王”做了推源分析,说明君王为什么被称为“王”。要解释“王”这个字,就得把“三”这个字也解释清楚。而解释“三”这个字的时候,所引用的“天地人之道”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又《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对“三”的认知可以看出,这个汉字不仅有“计数”的功能,更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将“三才说”“三生万物”的流源考据清晰,或能窥看先秦时期的文化思想。 《说文》通过“引通人说”的“训诂”方式,引用董仲舒的解释为“王”字作注解。而董仲舒利用汉字字形的特性,将“王”解释为贯通天地人三道之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的一种体现,也是解释“君权神授”历史合法性的“文字性证据”。 虽然这样的解释未必是“王”被创造出来时的本意,但就这一个历史片段,两汉时期对“王”字的理解,却大体上能够窥探两汉政治与哲学思想的一部分。 可是,再古老一点的文字中,一二三和王的写法与小篆是不一样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有些一二三是这样有“弋”字部的“弌”“弍”“弎”。对于这个也有两种诠释:或是因为“弋”是小木桩的意思,因此,一二三就纯粹是计数而已;而这个“王”也就跟那些天地人三才没有多大关系了。 甲骨文的王是这样的“ 对于“王”字源头与发展的研究还在继续,围绕这一个字的相关文化,上至原始文明状态,可与人类学、考古学相联系,又是先秦百家思想的另一体现,还可窥探两汉思想文化,整体上又纵贯了我国学术史。这一部“王的文化史”,足以成为陈寅恪先生“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论断的佐证。 汉字寻根 仓颉造字只是传说,考古发现则提供了较为有力的证明。清代王懿荣于1899年在“中药”的“龙骨”中发现甲骨文以来,各地考古均有发现。就目前的学术考证而言,殷墟甲骨文是较为成熟的汉字文字系统,此前有漫长的历史。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9000—7800年)出土的“贾湖刻符”,一些在龟甲上的符号,被部分学者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认为 “应该是一种文字”。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较为客观的称“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由殷商甲骨文开始,汉字经过如下几个阶段:
许慎《说文解字》所解读的汉字主要是甲骨文之后、隶书之前的文字,以大小篆、籀文为主,集中诠释东汉时期发掘的先秦典籍所记载的文字。 这个文字的发展史是简单的以字形为依据,并没有包含和解释:发音的变化、字义与结构的变化发展等。字的发音一般分为上古音(周秦至两汉)、中古音(魏晋至唐宋)、近古音(元明清)以及现在的普通话标准音。这一区分的主要原则是依据韵书(规范发音的书籍)的发展情况、社会文化相关考证为标准。 许慎所考据的基本属于上古音, 因为没有规范的韵书, 书中对于单字发音有很多不同的标注法。 许慎怎么理解 “文”与“字” 与现代人理解的“文”“字”有所不同,许慎认为“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而写出来“著于竹帛”的称之为书。 《说文解字》中的文与字都是“汉字”,所谓“文”是“独体的字”,他们比较早被创造出来,不能分割,多数是象形字,比如“日”“人”这样的,也有一些原始的指事字,比如“上”“下”。很多“独体字”被用作了部首。而“字”则是“合体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合而成。因此,所谓“说文”是直接讲述独体字的构造、本义;“解字”就是分析、分解合体字的结构、解释这个字的本义。 汉字寻根 要将汉字的起源探究清楚,势必要运用到考古学和人类学。说起来,甲骨文的发现是那么的偶然,1899年秋,年过半百的王懿荣患病,一位老中医开了药,其中一味药是“龙骨”。王懿荣无意中发现龙骨上有许多规律的符号,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字体非籀非篆。 “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王懿荣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古老文字。这些被当作中药的龙骨其实是从“殷虚”挖来的,1880年左右,安阳小屯村的村民从泥土中挖出刻有明显符号的龟甲和牛骨,称之为龙骨。他们发现这些龟甲和牛骨有止血作用,治疗外伤疗效尤佳,因此收集起来卖给中药店。这些中药,其实承载了目前为止最早的成熟的汉字系统。 王先生若无足够的金石考据功力,若无大胆推测小心求证的精神,可能我们依然会坚信“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 研究要跨学科,而不是固守一处。章太炎先生始终不认可甲骨文的真实性,或许永远也无法完整写就一部“王的文化史”。 1983~1987年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的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这里便是著名的“贾湖遗址”,C14、释光测年结果显示其距今约9000―7500年。遗址出土了“舞阳甲骨”(又称贾湖符刻),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比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早2000年。从部分契刻符号的形体来看,个别与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字形近似,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它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而《说文解字》并没有对甲骨文做出训诂,解读甲骨文的方法就一定要仰赖考古学、符号学、人类学相关的知识,与《说文》相互佐证了。训诂之学发展到今天,绝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工具学科“小学”,而是必须融汇各种学科的专门研究。
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说 “任何一门学科离开其他学科的帮助便将一事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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