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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龚克
对于曾经到访巴黎的游客来说，一个堪和铁塔香街凯旋门相提并论的“景点”，大概非“老佛爷”百货商场莫属。虽然已经在全世界开设了大大小小的分号，但位于奥斯曼大街上的“老佛爷”总店，仍然是各国游客的消费圣地。著名的天井布局和玻璃穹顶，也早已成为世界各地（尤其中国）新兴Shopping Mall的典范。
当各国游客在“老佛爷”商场里疯狂血拼时，真正的“老佛爷”却沉睡在巴黎的另一头。
事实上，这一称呼是La Fayette极具中国特色的音译，而在法国历史语境中，它指的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拉法耶特侯爵。不过商场如此命名，倒也并非情怀使然，纯粹是因为当年开张时，用了门前的“拉法耶特路”来命名。时至今日，即便法国人一提起La Fayette，脑海中第一反应恐怕也更多是这座富丽堂皇的商场。
然而，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是因为除了被作为金字招牌之外，总归有让人可追忆之处。
▍拉法耶特墓：渡尽劫波后的宁静
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同，在法国，与逝者为邻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状态。巴黎的几大著名公墓——拉雪兹公墓、蒙马特公墓和蒙巴纳斯公墓不仅都在市区内，而且像公园一样免费进出，随时供各色人等徜徉其间，寻找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或者静静思索自己的人生。
然而，拉法耶特长眠的皮克普斯（Picpus）墓园却与此不同。或者确切地说，这不是一处“公墓”，而是“私墓”，因为沉睡其间的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死于法国革命恐怖时期的人们及其家属，而这块墓地，正是由这些逝者的后人们集资购买并修葺。也正因如此，皮克普斯公墓不能免费进入，而要收两欧元门票，成为一个罕见的例外。
公墓隐藏在巴黎十二区的核心地带，一侧是罗斯柴尔德医院，另一侧是一所中学。从临街正门望进去，只能看到整洁庭院，完全看不出墓地迹象。只有穿过礼拜堂旁边的铁门，才能看到半个足球场大的墓园里鳞次栉比的墓碑。正因为被包在街区中心，墓地极其清幽，高墙那边偶尔传来学生们的嬉戏声，和墓地的宁静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照。童声并没有真正打破宁静，相反，站在墓园中才能真切感受到，它反而在一个奇妙的维度上强化了这种宁静。
而要追溯这座公墓的源头，却没有丝毫诗情画意。在法国革命一步步激进化后，从1794年六七月间，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1306名法国人，在墓园附近的“王座倾覆”广场（今天的民族广场）成批地被推上断头台。这场杀戮在7月27日划下休止符，并不是因为“革命敌人”都已伏法完毕，而是因为这一天正是著名的“热月九日”，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被推下神坛，恐怖机器才停止了运转。
▲大革命时期的处决场面。罗伯斯庇尔坐在最接近支架的手推车上，他拿着一条手帕捂着嘴。
这1306名“革命敌人”当中，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已经85岁高龄，所有有据可查者的名字，都被镌刻在公墓礼拜堂的墙上。其中并没有太多风云人物，却有几位身份颇不同寻常的人，包括一位阿德里安·德·诺阿耶女士的祖母、母亲和妹妹，而这位诺阿耶女士的另一个身份，正是拉法耶特夫人。换句话说，这位侯爵之所以魂归此处，是因为他的岳母和妻妹是革命恐怖的受难者，而他以家属身份来此处团聚。
诺阿耶（Noailles）家族是法国旧制度下最古老的贵族门第之一，这几位受难者，或许也是1306人中血统最高贵的一部分。纵然如此，所有受难者都被集体掩埋在附近一个修道院的花园里。为了配合这场死亡盛典，行刑者当时匆匆挖了两个大坑，把身首异处的遗体胡乱扔到坑里，草草填埋了事。而受难者家属在当时慑人的革命恐怖氛围中，不敢出面认领，只能暗中标出埋骨地点。在革命恐怖结束后，又花了多年时间互通声气，集资购买地皮建立公墓，并最终把所有受难者遗骸从乱葬岗中请出，一一甄别身份、迁葬入址。
相比大多数灵柩，位于最深处的拉法耶特墓显得格外鲜明，除了四季不断的鲜花之外，还有从政府到社团敬献的大大小小纪念牌，以及显眼的美国国旗，凸显出墓主的身后哀荣。作为先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革命的“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在生前最后一次访美时，特意带回美国的泥土，死后覆盖在灵柩之上。时至今日，这一抔来自大洋彼岸的黄土早已经和巴黎的土地融为一体，但侯爵的安息之处仍然吸引着发思古幽情的历史爱好者们（尤其美国），前赴后继地致敬。
▲拉法耶特墓
▍革命时代的悲剧英雄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构成了18世纪末期的“姊妹革命”，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举其大者来说，法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加剧了本国的财政困难；而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自由思想火种，又被传播到旧制度下的法国，成燎原之势。用斯塔尔夫人的话说，“所有被派往海外，受过华盛顿将军统帅的法国将士在回来之后，对自由都怀着一颗热烈之心，这使得他们很难安安稳稳地重新过上凡尔赛的宫廷生活，除了荣华富贵之外再别无所求。”
在这种历史节点上，拉法耶特侯爵成了极具象征的标志性人物。1777年，尚不满20岁的拉法耶特不顾法王禁令，孤身犯险，仅和几个亲信登上“胜利号”，横跨大西洋驰援北美殖民地。此后他作为华盛顿的助手，在历次战役中出生入死，直到参加最终的约克镇大捷，并作为特使游说法国倾力支持北美殖民地，可谓居功至伟。
▲华盛顿和拉法耶特侯爵在福吉谷(Valley Forge)
1782年，拉法耶特完成在美国的使命，载誉回到法国。彼时距离法国革命还有七年，但已经呈山雨欲来之势。拉法耶特参加了1787年的显贵会议，而且积极呼吁召开三级会议，以便让法国走出财政困境，并给整个国家带来新生。
最终，三级会议的召开掀开了法国革命的帷幕。在这场革命的最初阶段，拉法耶特以其在美国革命中积累的军事经验和道义感召力，成为当之无愧的头面人物之一。在巴士底狱陷落之后，拉法耶特被任命为国民卫队司令，掌握至关重要的武装力量。而在革命爆发之后一周年的1790年联盟节上，整个法国洋溢着乐观和友爱情绪，他作为国民自卫队司令宣誓，声望于此时达到顶峰。
然而，巨大的荣誉也蕴含着风险，在不同政治力量激烈角逐时尤其如此。在革命洪流汹涌上升时，最杰出的头脑和衷共济，都未必能够成功引导国家这艘航船避开暗礁，而更不幸的是，拉法耶特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风云人物——尤其是米拉波和“三巨头”（巴纳夫、杜波尔和拉梅特）——都被建功立业的雄心驱使，彼此龃龉不断，虽然他们政治立场相似，都属于所谓“爱国派”，但无法协同一致地推动政策。他们都试图争取宫廷的青睐，而王室又竭力利用这种竞争态势从中渔利，事实上却不信任其中任何人、一心坐等外国干涉。更不必提，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以及无套裤汉始终试图将革命引向更加不可控制的激进方向。（注：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当时法国贵族男子盛行穿紧身短套裤，膝盖以下穿长统袜；平民则穿长裤，无套裤，故有无套裤汉之称。原是贵族对平民的讥称，但不久成为革命者的同义语。）
虽然一度位极人臣，并被对手称之为“宫相”（法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宰相，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拉法耶特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在议会中比不过米拉波、在街头和俱乐部更是和马拉、丹东等人无法相提并论。不过，他也在革命进程中努力施展政治手腕，例如出资扶持报纸、建立俱乐部、迫使政治对手奥尔良公爵出使英国远离政治舞台等等，虽然并非总能如愿以偿，但并非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
与此同时，在重大策略问题上，拉法耶特尽量不树立敌人、努力弥合分歧。他出身贵族，对国王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忠诚；但作为参加过美国革命的自由派贵族，他又念兹在兹地期待在法国建立自由政体。今天众所周知的法国红白蓝三色国旗，也源于拉法耶特之手，在设计国民卫队的徽饰时，他选择了代表巴黎的红蓝两色，同时又加入了代表国王的白色。这一简单的配色，在其发端之时，也体现了拉法耶特追求妥协的立场。
▲拉法耶特的宣誓
然而，革命是一场巨大的板块震荡，仅凭拉法耶特一人之力无法弥合。激进势力指责他镇压民众的革命热情，而王室却怀疑他养寇自重，以此来获得政治筹码，对他所鼓吹的立宪政体怀有深刻的恐惧，二者都怀疑他有当凯撒或者克伦威尔的野心。在至关重要的两院制和国王否决权问题上，他试图折冲樽俎，找到一个各方能妥协一致的方案，却不为各方所接受，他私下在信中向朋友抱怨称，“我对双方都不能讨好，徒然陷于无益的懊悔与恼人的忧烦”。
另一方面，拉法耶特自身的经历也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他的行事方式。作为建功立业的军事贵族，又是国民卫队的统帅，拉法耶特必然强调尊卑有序、从严治军，这使得他在革命动荡时期各地接连发生的兵变、尤其是1790年8月的南锡兵变中，采取维护权威、严惩肇事士兵的强硬立场，这导致了激进派和底层民众对他的敌视。
而真正对拉法耶特威望造成致命打击的，是1791年7月17日马尔斯广场（位于今天的埃菲尔铁塔脚下）发生大规模民众游行示威，拉法耶特受命恢复秩序，在多次驱散人群未果、甚至自身成为袭击目标的情况下，他下令国民卫队开枪镇压，造成百余人死伤。尽管有历史记载称，在失控局面下，有军官准备拉出大炮轰击人群，拉法耶特竭力反对，甚至骑马站在炮口前阻挡。但流血事件本身，导致他原本光辉的形象江河日下。
在王政即将倾覆之际，拉法耶特扮演了一个裱糊匠的角色，东奔西走，亲力亲为，既驱散无套裤汉的街头啸聚，也弹压王党分子的武装反抗，却不被任何一方所认可。1791年11月，他试图参选巴黎市长，却发现几乎所有势力都站在吉伦特派对手佩蒂翁一边：巴黎市府、雅各宾派、甚至是他竭力保护的法国王室——后者认定采取“最坏选项”策略，即把一个左派推上市长位置，会加速局势恶化和外国干预，从而会对复辟有利。
在权力中枢斗争失利之际，正逢反法联盟发动军事干涉，战争爆发，拉法耶特离开巴黎，成为中路军统帅。然而，随着派别之争的激化、以及1792年的六月暴动，国内事态逐渐变得不可收拾。
忧心如焚的拉法耶特，从前线孤身返回巴黎，面见议会陈词利害，要求对雅各宾派采取断然措施，却无功而返；他铤而走险试图调动国民卫队、以强力粉粹街头运动，未能如愿；他恳请国王离开巴黎、来到麾下部队驻地接受保护，又被仇视他的王后所阻挠；在八月十日民众暴动发生后，他试图率领部队向巴黎进军，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掌控力，士兵抗命不从。随后议会指控他是“叛国者”，在走投无路之下，拉法耶特只能选择流亡，跨过边境，投向此前还在交战的奥地利一方。
▍后革命时代的老骥伏枥
在很多历史叙事中，拉法耶特通常作为革命时期悲剧英雄的形象被定格，此后便成了过气人物；然而他在后革命时代各个重大关头的抉择，更展示了这种浮沉际遇背后的定力。烈火燎原时，固然人人难以独善其身；但在一地灰烬之后，如何收拾残局，反而更加凸显出一个自由派贵族的英雄气概。
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起，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孕育，但到18世纪末法国革命爆发时，这种观念尚未达到壁垒分明的程度，况且欧洲贵族之间存在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末代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来自奥地利），因此，无论是此前大规模的法国贵族流亡潮，还是拉法耶特绝望之中投敌，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其实并不难理解。
即便如此，贵为侯爵的拉法耶特在被奥军捕获后，在长达五年的囚禁生活并没有收到优待，相反吃了不少监牢恶劣条件的苦头。在此期间，他夫人出身的诺阿耶家族在革命恐怖中遭受血洗，拉法耶特夫人的祖母、母亲和姐妹死在断头台上（如前所述），而夫人却幸存下来，并带着两个孩子辗转来到拉法耶特的囚禁地团聚，直到全家一起于1797年被释放。
▲拉法耶特一家团聚
拉法耶特能够获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尤其后者在康波-福米奥和约谈判中点名要求放人，但两位风云人物之间始终存在微妙而紧张的关系。虽然拉法耶特对拿破仑出手相助表示感激，但后者于1802年晋级成为“终身执政”、距离称帝仅差一步之际，拉法耶特却公开表示反对，此后还多次拒绝参议员头衔和荣誉勋章，以示不与拿破仑政权合作。
在帝国高压之下，拉法耶特在这十余年间远离权力舞台。拿破仑的失败让拉法耶特一度对波旁王朝重新燃起期待，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同复辟初期的氛围格格不入。他愿意效忠于路易十八，而波旁王朝复辟初期甚嚣尘上的反动氛围，使得他无所作为。不过从1818年起，拉法耶特开始担任众议员。在这个位置上，他多次发表演说，激烈抨击政府的滥权行径。他的名字甚至同一些民间秘密社团活动联系起来。
1824年，查理十世登基，成为波旁复辟时期的第二位君主。如果说此前的路易十八尽管立场保守，但也算审时度势，那么极端保守的查理十世则完全忘记了革命带来的教训，他的信条是，宁可去锯树杈，也不愿像英国国王那样统治（即君主立宪制）。查理十世竭力扩张权势、重建君主专制，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正统天主教传统回归，而且肆意干涉内阁运作，多次解散议会。在此期间，拉法耶特除了在1824-1827年间失去议员席位之外，始终坚守在议会中，严辞抨击查理十世的倒行逆施。
1830年7月，查理十世变本加厉地发布一系列敕令，解散众议院、修改选举法、提高选民资格门槛，这一昏招激起社会广泛抗议，触发了著名的“七月革命”，最终导致了查理十世的退位和流亡。
在七月末这场为期三天的革命中，起义者视拉法耶特为捍卫自由的旗帜，但他本人却对局势发展颇为担忧，以73岁高龄亲自到街垒安抚起义者。查理十世倒台后，拉法耶特拒绝参加临时政府，也拒绝担任摄政王，不过出任了国民卫队司令，四十年前，在同一个职位上，他的声望达到人生第一次巅峰，却在一年间急速坠落。在革命洪流上升时，他率领国民卫队试图维持首都秩序，却左支右绌、归于失败；而四十年后，革命余波荡漾，他重新担任国民卫队司令，为局势稳定作出了关键贡献。
在七月革命后的混乱局面中，拉法耶特力主由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继承王位。他说了一句看上去自相矛盾、实则意味深长的话，“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君王，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最‘共和’的事”。虽说奥尔良家族是波旁王朝的支系，但在实质上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七月王朝确立了更为典型的君主立宪制，以工商资产阶级的诉求作为政策导向，人权与自由作为革命遗产，开始得到切实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法耶特事实上确有“再造共和”之功。
然而，路易-菲利普对深孚众望、且掌握国民卫队的拉法耶特并不放心。他站稳脚跟之后不久，就指使议会通过法律，取消国民卫队司令职务。拉法耶特被迫辞职。但他并没有就此退出政治生活，相反以七旬高龄，成为议会反对派领袖之一，直到1834年去世，享年76岁。
纵观后革命时代的拉法耶特，无论在拿破仑时期、路易十八时期、查理十世时期、甚至是七月王朝时期，他几乎没有同哪个当权者有过长久的蜜月期。夏多布里昂评价拉法耶特称：“作为一个保王派，他在1789年颠覆了长达八个世纪的王政；作为一个共和派，他在1830年的街垒战中保存了王政”。对于拉法耶特而言，政治标签是次要的，而自由才是念兹在兹的根本。
同样，从纷繁复杂的革命史中，人们可以梳理出两条轨迹：一条是塔列朗式的轨迹，从革命政权到拿破仑再到波旁王朝复辟，这位长袖善舞的前主教和外交官，可以同任何体制安之若素地合作，同情者谓之忍辱负重，反对者谓之全无心肝；另一条则是拉法耶特式的轨迹，他并不以特定政体为敌，但仅以自由为友，很难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任何无上权威。任何一种戕害自由的体制，哪怕是他曾经亲手参与创建的，都将是他的敌人。
▍尾声：两个世界的英雄
在历史学家笔下，拉法耶特向来被冠以“两个世界的英雄”美誉。这一头衔往往被理解成他先后经历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被载于两国史册之中。
这种横向视角固然能够成立，但另一种纵向视角——即从旧制度到大革命再到后革命年代的古今之变，或许能更加凸显出拉法耶特的英雄气质。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拉法耶特的自由主义后辈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变得不可理解了。”一场“伟大革命”的成功，固然需要极多的条件，但像拉法耶特这样一代自由派贵族的存在，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生于旧制度下，通常家世显赫，备受恩宠，对君主制有着先天的认同感，但同时又饱受启蒙思想熏陶、加上美国革命的洗礼（驰援北美的法国自由派贵族绝非拉法耶特一人），因此热情地呼唤自由，而一旦革命真的降临，又倍感惶恐、怀着救国雄心却无力回天。
在法国革命的鼎革之变中，这个群体的新旧冲突、内心交战和自我蜕变，其实是一项比纵横大西洋两岸建立军功困难得多的事业。
▲拉法耶特肖像画
从历史回归现实，今天的“老佛爷”商场和拉法耶特之墓，这两个地点在巴黎市内的相对位置，某种意义上就像太极图的两个重心，一端是物欲横流的狂欢，另一端则是渡尽劫波之后的宁静。
革命风云之后两百年，不同肤色、不同阶层的法国孩子们嬉笑打闹着走出学校，从墓园围墙外经过，或许可以算是对当年这位“黑人之友”协会成员毕生事业的一种告慰；而从遥远另一端飞过来的游客，在这座以英雄命名的商场中欢乐地买买买，甚至因为“老佛爷”的名称，潜意识中满怀着慈禧太后般的珠光宝气幻想，这大概也算是历史对另一种“两个世界”所开的刻薄玩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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