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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所走过的道路是源于宗教 所有的论者都承认，无论是争取独立、对外关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产业创新、教育发展、改革开放、环境保护，印度所走过的道路，无一不独出心裁、特色鲜明，无一不令人神秘莫测： 1、争取独立。印度人创造了“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道路； 2、对外关系。印度人既能在冷战双方之间，开辟一条和平、中立、不结盟的新道路，又能借力打力，实现在南亚称王称霸； 3、经济建设。无论是仿效苏式计划经济还是仿效美式市场经济，都脱离不了独具一格的印度官僚主义特色； 4、政治建设。印度人居然能让源于英美的民主法治，同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长期并存，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产业创新。印度人创造了绿色革命、白色革命、蓝色革命，又创造了举世瞠目的IT产业，最近又宣布了新绿色革命。在制造业成就平平，基础设施极度落后的条件下，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成为世界上唯一有可能，以服务业引领工业化的国家； 6、教育发展。印度人在不知道知识经济为何物的年代，超前半个世纪发展大学教育，长年累月地制造一批又一批毕业就端盘子的知识精英，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迎来知识经济； 7、改革开放。印度人竟然后来居上，在一大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与中国并列的“金砖四国”，在应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又成为仅次于美中的复苏动力； 8、环境保护。印度改革开放时，虽然难免污染，但极少发生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人为事件，在发展中国家中堪称独一无二。 在上述所有方面，印度都独辟溪径。人人都说印度是个神秘的国度，但究竟神秘在哪里，却很少有人说得清？一直到读了 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11亿人口几乎人人笃信宗教，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教派。吴永年说：“若要了解印度，首先应该研究印度宗教，印度宗教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医学、天文及地理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宗教已深入到印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灵魂。印度人一生的各个方面都烙上宗教的印记。否则，我们就难以认识印度，了解印度，也无法看到一个完整的印度、真实的印度、真正的印度。” 粗线条的宗教史，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婆罗门教的创立及衰亡和佛教的兴起与社会进步。 婆罗门教源自信仰自然神的吠陀教，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人分四等种姓：婆罗门为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精神祭祀；刹帝利次之，从事国家管理和对外战争；三等叫吠舍，普通平民百姓；四等叫首陀罗，贱民。种姓世袭，不可更改。佛教针对婆罗门教教义，提出消灭种姓，主张人人平等，因而一度成为印度次大陆上最强大的教派，佛教徒统一了北印度，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千年大帝国——孔雀王朝，其经济文化繁荣在阿育王时期达到鼎盛。 二是佛教的衰亡和印度教的兴起及社会的发展。 佛教的衰亡让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痛心疾首，为了提高佛教地位，印度独立时决定采用阿育王的敕柱——四面狮头柱作为国徽图案。佛教衰微原因有三，其一为自身衰败，教规松弛、巫术迷信；农民要种地，佛教不事劳作只求施舍；猎人要捕猎，佛教又非暴力护生灵，样样都碍手碍脚；其二为吠陀、婆罗门先入为主，深入人心，特别是高种姓者对之念念不忘。新兴的印度教把此二者与佛教教义融为一炉，便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其三为印度教在一切宗教中最富宽容性，能将各派教义精华兼容并包，使佛教反而无立足之地。 三是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印度社会伊斯兰文化的兴盛。 伊斯兰教虽为外来宗教，武力征服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大帝破例奉行宽容政策，主张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和平相处。西来的伊斯兰文明与印度教文明相得益彰，共建繁荣，创造出土生土长的印度伊斯兰灿烂文明。 四是基督教与印度教的改革运动。 1498年葡萄牙人登上了印度次大陆，后来英国又成为殖民统治者，开办学校医院，吸引低种姓阶层入教，并通过立法使之享受基督教徒的继承权，迫使印度教徒进行宗教改革，把西方理性主义、平等、博爱精神引进印度教的神学体系，成立了梵社和圣社等宗教改革组织，革除陋习，引入种姓平等、性别平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创造了思想条件。 这四个时期，都可以在现代印度政治生活中，找到清晰的痕迹： 通过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获得独立，需要无数人自觉自愿的英勇献身，却居然在印度取得成功，使人民免受刀兵之苦。 和平、中立、不结盟运动，在冷战时代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指明了一条自立于两大阵营之间的道路，不仅吸引了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最后连新中国也加入其中，至今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但印度自认为是英国在南亚全部权益（甚至包括我国西藏）的继承者，又导致了它的霸权主义，和中印边界冲突。 印度官僚主义的起源，要以追溯到婆门教时代的刹帝利阶层，绵延数千年，可谓根深蒂固。 印度教的兼容并包，使之能够与英美式民主共存共荣，为东亚儒家文化所不及。尽管这是早产的、时至今日也不成熟不纯粹的民主，但居然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投票率居高不下。民主政治没有使印度实现最好的，因而错过了许多发展机遇；却避免了最坏的。 产业创新，使印度在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从英迪拉·甘地的绿色革命，到拉吉夫·甘地的IT软件革命，尤其令全球刮目相看。二者都源自西方理性主义的普及。 而成就产业创新的教育超前发展，则应追溯到婆罗门教——头等人是知识精英，二等人才是行政管理者。中国儒生要做官才能成为上等人，印度婆罗门本来就高于权贵，可谓“天爵胜人爵”。 改革开放的后来居上，仍然是婆罗门教“崇尚知识、敬重人才”的产物——出奇制胜，IT产业先行。 环境保护，又同佛教和印度教顺应大自然的坚定信念有关。 所以印度宗教的功能不仅是麻醉剂，还更多地是智慧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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