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之一，源远流长的赏石文化和绘画艺术也是在此期间达到了鼎盛和辉煌。 观赏石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华文化也蕴含有丰富的崇石情结，石之：“寿、坚、安、实”之品格，自古以来就被文人雅士所推崇。 苏轼 《怪石枯木图》 宋代步入中国古代赏石风气的鼎盛时代。北宋徽宗皇帝举“花石纲'，成为全国最大的藏石家。由于皇帝的倡导，达官贵族、绅商士子争相效仿。于是朝野上下，搜求奇石以供赏玩，一度成为宋代国人的时尚。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如米芾、苏轼等赏石大家，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舜钦等文坛、政界名流都成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收藏、品评、欣赏奇石的积极参与者。 宋 佚名 《霜柯竹涧图页 》 中国的赏石文化诚然与士大夫息息相关，宋代的蓄石、玩石、品石风气得以蓬勃发展，实与这时期积极推行的“重文轻武”政策有关；读书人可经历科举考试而进身士大夫阶层，谋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甚至民间画工亦可通过画学的考评而跻身宫廷画院取得官职。宋代自中央至地方的官员多由能书善画的文入出任，一时间文臣的数量陡增，冗员繁杂，他们又往往因政见不同而相互排挤，最终引发党争。部分遭逢挫折或有感怀才不遇的士大夫，纷纷寄情于书画文玩，以游历名山大川为韬光养晦之道，赏石亦成为他们保持豁达人生怡情养性的一种载体，苏轼与李公麟便是其典型。
宋 佚名 《绣羽鸣春图》 宋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文化繁荣昌盛，致使文人政客开始调节自己以适应变化了格局，与此同时赏石也大量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居住在繁华闹市中的文人政客以寻购奇石为乐。世俗的趣味与传统儒家的人伦观念相碰撞；形而下的享乐与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相磨擦；随波逐流与闲隐出世相矛盾；诸多因素的对立统一逐步形成独特的赏石审美观，也促使赏石文化内涵日渐丰富多彩。 宋 佚名 《岩桧图》 随着宋代的城镇经济和商业活动日趋发达，赏石亦逐渐与商品意识相融合。 《云林石谱》有不少资料说明了赏石当时已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如“临安石”有载：一块高数尺“四面嵌空险怪，洞穴委曲……岩窦中尝有露珠凝滴'的奇石，可“估值五百余千”；玛瑙石条载：“有人物为兽云气之状”纹理的石块，“工人往往求售博易于市”。 《云林石谱》中所罗列的不同产石地区，提及到一些当地人不知赏石乃是奇货可居之物，如密石条所载：“售价颇廉，亦不甚珍，至有村人以此石叠为墙垣，有大如斗许者。顷因官中搜求，其价数十倍。”又如澧州石条记：“土人不知贵，士大夫多携归装缀假山。'反映了一块石头是否有价，是取决于士大夫、文人对其赋予“赏”的价值。
宋代赏石在整个赏石发展中，显示出诸多特点。与唐代讲究“适意”。不同，宋代赏石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体验。宋代赏石文化体现出更趋内涵性的“反常合道”，追求“劲健瘦硬”的审美精神。“反常合道”是指从矛盾的因素中找到符合“道”的东西。宋代诗人经常描写丑石、苍老、破碎、拳曲、丑怪、瘦削的特点。 宋时期出现并逐渐兴盛的“理学”思想，对两宋赏石绘画的审美趋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理学思想总结了儒家学说，又吸收了佛、道两家理论，进而形成了较系统而全面的理学思想。其中“格物致知”的观念对绘画的影响最深。宋代绘画极重写实，表现手法严谨而工细，注重刻画对象的真实性、生动性；表现手法趋向于理性化、技法化。“格物致画”理论追求“尚真'的审美理念，这对文人雅士及院体画家的审美价值观产生了深刻而又直接的影响。宋代画家穷物之理，极度重视生活细节的刻画处理，着重在感受物象气质基础上逼真地描绘物象。 相传徽宗在作《祥龙石图》时，观察对象精细至极，连奇石上凹陷空洞中的植被都被详细的描绘出来，这就说明宋画家对于物象观察的细致入微。即使是像《枯木怪石图》等相对意笔疾书型作品，作者苏轼也是细观其内在气质，秉承写实之风，将古木怪石的纹理特质表现的酣畅淋漓。 宋徽宗所绘《祥龙石图》 与唐、五代相比两宋时期的绘画更趋于理性的写实化，遵循其形象自然化的演变。理学的“格物致知”、“尚真”论等观点成为两宋绘画审美的重要理论导向。而赏石入画题材的绘画作品，由于受此审美氛围的熏陶，可以说是从个体形象到题材内容都“尚真”得自然写实主义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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