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羲之以书法闻名于世。不过，在当时书法不能当饭吃（没有书法协会这个单位）。王羲之也不是闲人，他有“正经事”要做。王羲之要做的正经事，和当时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就是当官。 王羲之活了59岁，他23岁出任秘书郎，53岁辞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之职，可以说大半辈子都在当官。 书法家王羲之当过哪些官职？ 他是否胜任这些岗位？ 在王羲之所经历的王导与庾亮、庾冰之争，桓温与司马昱、殷浩之争等等政局激变的漩涡中，他是如何折冲樽俎、保全自己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王羲之当官的故事。
魏晋之世重视出身，不仅看家族门第，父祖的名声、事功也很重要。王羲之虽然出身显赫的琅琊王氏，但其父祖都没当过太大的官，他这一枝在琅琊王氏的大家族里是较弱的一枝。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经历尤其曲折艰难。王旷曾任丹杨太守，到任才一个月，就遇到陈敏之乱，替前任背黑锅的王旷弃官而逃，好在时逢乱世，没人顾得上追究他的责任。王旷逃归故郡，投入琅琊王司马睿的平东将军幕府，对推动司马睿渡江起了一定作用，后又应东海王司马越之召，任淮南内史，领兵北抗匈奴，兵败，不知所终。 话说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期间，匈奴人支持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处于敌对关系，在司马越打败司马颖之后，匈奴主刘渊遣其子刘聪以及王弥、石勒等大举南下，于永嘉三年（309年）七月攻入上党郡，包围了军事重镇壶关。并州刺史刘琨与之交战，不敌，被围困在壶关。司马越命王旷统率施融、曹超等率兵北救，施融提议先沿着黄河观察形势，再择机开战，王旷不听，渡河与刘聪相遇，战于长平，兵败，施融、曹超战死，王旷失踪。 王旷兵败之后，史书明载施融、曹超战死，却不记作为主将的王旷行迹，甚至不知其生死。这一点很有疑问。王旷很可能是被俘或投降了，因其子王羲之在后世享有盛名，特别是得到唐太宗的推崇，故而在唐代修晋史时为其隐讳。 王旷兵败时，王羲之年方7岁，这一事件对王羲之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王羲之在《誓墓文》中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可见王羲之的少年时代过得并不愉快。当然，王羲之作为琅琊王氏大族的一员，物质生活应不至于太拮据，其亲伯父王廙官至侍中、骠骑将军，对王羲之母子亦有所关照。王羲之的痛苦和抑郁，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幼讷于言”，这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父亲仕途不顺导致的家道中落才是王羲之少年时性格内向的根本症结。虽然王敦、王导等有头有脸的人物对王羲之不无赏识关爱，但其他的俗人、凡人能否友好地对待少年王羲之就很难说了。王羲之成年后的作为多有狷介、放浪、叛逆之处，大概也是由于父亲的原因，其少年时经常受到身边人们的轻视和冷眼，遂形成其特立独行的性情。 王羲之与王述交恶，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王述经常嘲笑王羲之的父亲，否则王羲之为何偏偏与王述一人不共戴天？而且在受到王述欺凌被迫辞官时要跑到父母墓前起誓？可见王旷的失败给王羲之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给王羲之留下了终身的阴影。 王羲之虽然出身琅琊王氏，但却属于家族内较弱的一枝，幼年失父的变故，更使得王羲之经历了艰难的少年时代，产生了与家族的隔阂。 王羲之因幼遭凶变，性格老成持重，且不务清谈，有实干之才。王敦、王导等王氏宗族领袖对这个优秀的侄子都很看重。王敦曾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主簿即阮裕，时为王敦大将军府主簿，素有盛名。王敦将少年王羲之与阮裕相提并论，大有为王羲之延揽美名之意。王导曾写信给王羲之，谈到家族内人才凋零，说：“虎豚（王彭之）、虎犊（王彪之），还其所如。”意思是王彭之、王彪之就像他们的小名一样，如同猪牛，言外之意是称赞王羲之，希望王羲之发挥才能，为维护家族利益做出贡献。 然而，王羲之对其伯叔辈的关照并不买账。王羲之曾自称“素无廊庙志”，又曾致书殷浩说：“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王导曾多次安排王羲之出仕，但都被王羲之拒绝，甚至发誓决不当官，使王导不得不放弃。 王羲之一再拒绝王导的好意安排，这体现出王羲之和王导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王羲之与王导的关系为何不正常？ 我有一推测：王羲之之父王旷兵败之后，并没有死，而是在刘渊手下或为囚虏，或为降臣，此时，王羲之当然希望朝廷早日北伐，击破匈奴，才有可能救出父亲，但是，王导等人考虑的首先是巩固其在江东的偏安地位，所以口头上号称“恢复神州”，而实际上无意北伐，因此，于公于私，于国于家，王羲之都对王导的政策很不满意。王导大概也觉得自己的政策对王羲之父子来说不太公平，因而积极推举王羲之当官，以弥补亏欠。可惜，王羲之不买这个账，拒绝了王导的示好，直到他找到了郗鉴这个新靠山，才开始步入仕途。 郗鉴出自儒学世家高平郗氏，其曾祖父郗虑是汉献帝时御史大夫。永嘉之乱时，郗鉴率宗族乡民千余家数万之众保据峄山（今山东济宁），司马睿署其为兖州刺史。永昌元年（322年），郗鉴退守合肥，入朝为尚书令，但仍控制着江北的流民大军。王敦之乱，郗鉴引刘遐、苏峻等流民势力入卫建康，对平乱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敦死后，琅琊王氏专掌重兵的局面被改变，王氏势力开始衰落。此时，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相互对立，争夺朝廷和地方藩镇的主导权，而高平郗氏则周旋两家之间，三角关系十分微妙。 郗氏既处折冲之地，遂成为王氏和庾氏都想拉拢的对象。因此，王导辟郗鉴之子郗昙为司徒掾；郗鉴要选女婿，王导说：“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最终，郗鉴选中的是在东床坦腹而食的王羲之。郗、王联姻，是足以影响当时政局的大事，更是两家的大事，王羲之却于选婿之际依旧放浪形骸，显然不以家族大事为念。然而，郗鉴看中的正是这种独立的性格和其特殊的家族地位，王羲之可谓歪打正着，拥有了家族之外的政治靠山。 在郗鉴的推举下，王羲之起家出任第一个官职秘书郎。秘书郎隶属秘书省，秘书省是中书省的分支机构，负责呈递尚书奏事、管理文书图籍、编撰国史等事务。秘书郎在秘书省内部属较低层级办事人员，品级不高，但职责重大，经常有机会接触皇帝、宰相等权力中心，是高级士族子弟进入仕途的常选。王羲之出任秘书郎的时间是太宁三年（325年），王羲之时年23岁。作为琅琊王氏族中出类拔萃的“佳子弟”，23岁才进入仕途算是很晚的了。 王羲之在秘书省工作了三年时间，于咸和三年（328年）调入会稽王府，任会稽王友。咸和三年正值苏峻之乱，王羲之却能离开岗位，可见他在秘书省并未担负特别重要的职责。“友”是王府的高级官员（《晋书·职官志》载：“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甚高，相当于王府的三师三公，一般多以才学出众、品行高洁、声望卓著的人物担任。 当时的会稽王是司马昱（时年约8岁）。司马昱是晋元帝幼子，深得宠爱，年仅3岁就封琅琊王，8岁又徙封会稽王，其王府官员自然是要经过精心挑选的。王羲之能进入会稽王府任官，足见其品行才干在当时已受到相当高的评价。王羲之任此职直到咸和九年（334年）。也就是说，在司马昱8岁至14岁的6年时光里，王羲之任会稽王友陪伴在司马昱身边。对司马昱来说，这段时间正是人生成长最宝贵的时期，比司马昱大18岁的王羲之对司马昱来说就像是亦师亦友的大哥哥，由此可以想见两人的关系。 王府的事务多由常侍、郎中、中尉等负有具体职能的官员处理，师、友、文学等只是随驾扈从，应答顾问而已，工作相当清闲。因此王羲之在这段时期能够有较多空余时间练习书法，这一期间想必正是王羲之书法水平进展较快的几年。当然，就王羲之后来的政治经历来说，在会稽王府任职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了会稽王司马昱并与之结下情谊，后来司马昱执掌朝政，为王羲之出任军政要职提供了契机。 苏峻之乱后，庾亮引咎出都，为平西将军、都督宣城江西诸军事、假节、领豫州刺史，镇芜湖。咸和九年（334年），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军事的陶侃病死，其势力范围被庾氏接管，庾亮进号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庾亮的军府不但升格，而且管辖范围更大，事务相应大大增多，增加工作人员也是势在必行。王羲之就是在此时被庾亮相中，调入征西将军府担任参军。魏晋时期的军府一般设有士、仓、户、贼、铠、兵等诸曹，参军就是曹的负责人，相当于军府的中层干部。但史书没有明记王羲之是担任哪一曹的参军，有可能是历任两个以上的曹，史书为避免繁琐就仅记为参军了。 王羲之为何会被庾亮相中，这个要从庾亮和王导的关系说起。庾氏出自颍川，是魏晋时期的高级士族，但在西晋末年，庾氏有意远离政治中心而避祸，因而政治影响力不及积极经营的琅琊王氏。随着王氏势力坐大，晋元帝有意起用其他士族抗衡王氏，与王导同样具有名士之誉的庾亮为晋元帝所看中，庾亮之妹被聘为太子妃。晋明帝即位后，庾妃升为皇后，庾亮开始进入政治舞台施展身手。晋明帝死后，晋成帝幼冲嗣位，庾太后临朝称制，庾亮以元舅之尊辅政，加之庾氏门中才俊辈出，终于成为掣肘王氏的最大势力。 庾亮辅政有个特点，因苏峻之乱，庾亮引咎出都，先后出镇豫州（治芜湖）、荆州（治武昌），他是居藩镇以图掌握地方兵力，遥制朝政，与朝内的王导以及在地方的王氏势力相抗衡。当时的琅琊王氏因王敦之死，已失去拥有压倒性兵力优势的地位，只能由王导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周旋各方势力，利用庾亮其人不在建康的劣势，与之形成相持之局。 庾氏成为唯一能够与琅琊王氏分庭抗礼的士族，两家的斗争极为激烈。但就在此时，王羲之却进入庾亮征西将军府任参军，一年之后又升任长史，这是颇值得玩味的。在魏晋时期，长史是幕僚之长，非幕主亲信难以为之（按我理解类似于后世的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侍从领导、掌管机要的职务）。王羲之在庾亮幕府里当办公室主任，自然是得到了庾亮的高度信任。 王羲之与庾亮之弟庾翼的交往也十分密切，两人常常交流书法心得，俨然互为知己。因为庾、王两家虽然争夺政治领导地位，但同为大士族，还是有很多利益与共的地方，王羲之在庾亮的荫庇之下历任重要职务，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政治人物，体现了两家利益一致、相互协同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庾亮为何选择王羲之而不是王氏族中的其他人？庾亮看中的也许就是前面所述的王羲之在王氏家族内若即若离的特殊地位，王羲之不会完全听命于王导，也不会积极地为王氏谋求利益，因此，庾亮以王羲之入幕，既联系了与王氏的感情纽带，又不至于使王氏得到实质利益。 王羲之在征西将军府工作了两年多，于咸康二年（336年）被任命为临川太守。王羲之担任征西将军长史，虽然掌握重权，但其品级并不太高（一千石）。而太守则为二千石，且是独当一面的主官，权力比长史更大了。但遗憾的是，王羲之在临川主政期间也没有留下太多资料。这大概是由于王羲之在临川的两年多时间正是东晋政局相对比较安稳的一段时期，王羲之不过安抚民生而已，并没有特别的作为。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王羲之实际并未到临川赴任，只是“遥领”太守一职。魏晋时期，在地方开府的军府长史有时会兼任驻在郡的太守，那么兼任其他郡的太守自然也不成问题。王羲之有可能就是以征西将军长史兼任临川太守，这种“遥领”只是名义上的，王羲之仍然是在征西将军府做长史的工作，这样，王羲之就不需要到临川赴任，因此也就不可能留下事迹。 至于王羲之为什么要“遥领”临川太守，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原太守调离或病故，暂时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于是从上级机关派一名要员暂时兼任太守，以表明朝廷对临川这个地方很重视，并非不闻不问；另一种可能是为了给王羲之解决行政级别问题。军府长史虽然职权甚重，但品级不高，只有一千石，在庾亮的势力范围内，要升至二千石，则唯有出任刺史或太守。以王羲之与庾氏兄弟的关系，为了将其品级升至二千石，庾亮安排王羲之兼任如临川之类的偏远小郡的太守，是完全有可能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