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宛如一个世界

“宇宙就是一本巨大的书”，十三世纪阿拉伯神秘主义学者穆希丁·伊本·阿拉比(Mohyddin Ibn Arabi)这样宣称。七个世纪之后，图书馆馆员兼作家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再次提出“宇宙(某些人称作藏书)……”这一概念。在这两人之间，出现了这种鬼斧神工般的发明：书。早在抄写人和印刷术之前，书籍的使命是由一种将千百段诗句牢牢记忆于心，并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的方法来完成的，或者，在更好的情况下，由一些转瞬即逝的载体上脆弱而飘忽不定的符号来实现。而现如今，藏书(bibliothèque)一词则四处泛滥。它发展得如此迅速，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方式扩张，以至于这一概念本身几乎可同时指称地点(存放书籍的房间、甚至于整栋房子)、家具(书架或书箱)、文学类别(蓝皮书库)、收集(雅克·杜塞丛书、绿色丛书和玫瑰丛书、思想丛书、七星丛书)，以及包括所有这一切的机构(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马扎兰图书馆等)。从这样一种词义扩散中，产生了一种现今时代的文化上的重要观念：“理想藏书”，也就是一种书单，其中包含了那些不可或缺的著名书籍，而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应该读过。这一数量是十?一百?还是一千?是否存在一种构成上的黄金数字?究竟选择哪些作者?哪些主题应该优先考虑?人们常常以一种悖论的方式提出问题：如果你困在一个荒岛上，应该带上什么书籍?却往往忘记了一点，搁浅在一个荒岛的人通常两手空空，肯定是不会有书的——除非，有时候，能有一卷《航海指南》。像鲁滨逊那样，遭遇海难时手头有好几个版本的圣经，就算是幸运者了!然而这个问题如此有趣，引起了很多爱好者的兴趣，诸如博尔赫斯、佩雷克或是格诺。藏书，事实上，是一个古老的玄学主题。而“理想藏书”，则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梦，但这无法阻止人们永无止境地反复重温它。在离2000年还有几年的时候重温此旧梦，为何不回顾一下数世纪以来为它寻求一个具象形式的那些数不胜数的变化和成果呢。

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现今已成为一个神话。其实，它在它那个时代早就是一个神话了，它吸引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博学者和求知者纷纷前来。它的藏书有七十万卷纸莎草书籍，相当于大约三万部著作，公元前47年的某一天，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被愤怒的凯撒罗马军团士兵用火把点燃，化为了飞灰。跟它一样，罗马人的那些大图书馆，奥克塔文图书馆、巴拉丁图书馆、乌尔平图书馆，也在野蛮人的入侵中以相同的方式被摧毁。对一个有文化的罗马人来说，一本“书”会是什么样子，现今幸存于博物馆的一些纸莎草的不完整残片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模糊的概念。他必须一读再读那些经典著作，荷马、柏拉图、斯多葛学派、伊比鸠鲁学派、奥维德、泰伦斯、维吉尔、西塞罗、提图斯·李维乌斯。他应该读那些“严肃”的东西：而小说，从公元1世纪佩特罗尼乌斯《萨蒂利孔》的出现，到阿普列尤斯《金驴记》的延续，虽显示其确为一种成功的文体，但长久以来却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庸俗读物。

书的载体，最早产生于古埃及：那是一种纸莎草的卷筒，脆弱，发出咔咔的折裂声，必须用两只手捧着来阅读(这就妨碍了做笔记)，并且消耗得很快。当时，人们习惯于高声辨读：如此，大约在375年，圣奥古斯丁看到圣安布罗修斯居然不张嘴就能阅读，将大为惊讶。一个有文化的罗马人博览群书，即是说，他们高声颂读并经常默记于心大量有建设性的语录。他们把这些纸莎草卷筒码放在卧房里帽盒一般的盛器中。一个卷筒意味着一章唱诗(或一卷“书”)。一个结实的书箱可以存放百十来个卷筒，相当于十来部大型著作。新书会在公开阅读会上被朗读，很像是我们现在的“首发式”。

装帧好的羊皮纸书的出现(约四世纪)赋予了书籍以现代的形式：书卷(volumen)被册籍(codex)代替，圆柱形被平行直角的矩形所替代。改革是彻底的：人们从此便能在文本上作注释，用加入书页的方法扩充书的容量，在页面边缘或整页地插入图案，将手稿堆放而不必担心它们会粉碎，在书脊上打上用于区分的特殊符号，将两个文本并排摊开在面前来做比较，等等。(这些手法很早以来就为我们所熟悉，但我们应该记住，它们是随着制书技术的发展而一点一滴地被“创造”出来的。)

这种载体——一种经鞣制、绷平和漂白后用于书写的动物的皮——已证明经得起任何考验，并且在刮去字迹后可以反复多次使用。僧侣大军们将在这珍贵的羊皮纸上不知疲倦地抄写古人和教会圣师们的作品。正当只有拜占庭的图书馆和阿拉伯的大型图书馆——在科尔多瓦和开罗——延续了亚历山大城和罗马的传统时，教会系统的修道院，之后则是西方的大学，接过了希腊罗马文化的接力棒。私人藏书，即便是王家藏书，都极为稀少：中世纪的法国国王们仅拥有一百至三百部著作。而某些修道院反而拥有更多的书籍。索邦神学院的藏书馆，拥有十三世纪欧洲的最大藏书量：足有一千多部著作，被加锁的链条牢固拴住并连接于书架和斜面阅览桌上。对神职人员和大学生来说，偷书已然成为一种巨大的诱惑。而博学者向往理想的藏书室：那里不再只有幸免于海难、抢劫、火灾、老鼠啃噬或霉变的文本残片，而是有赫拉克利特的全部作品，或是已绝对失传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第二书。

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藏书成为人们精神思辨的一个重要主题。纸的发明、印刷术的出现、图书交易的诞生、科学的发展、欧洲各阶层人民越来越壮大的对知识的渴求、各种重大发现，当然也不能忘记王公贵族们的文艺资助，所有这些因素会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著名图书机构的繁荣，而这些机构几乎全都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今天：布拉格大学图书馆、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维也纳的帝国图书馆、佛罗伦萨的罗伦佐图书馆(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特别是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

此后，私人也将拥有他们自己的图书室：首先是神职人员，然后是教授、大学生、法官、律师、公证人。最终，商人和手工艺者——呢绒商、服饰用品杂货商、皮革商、锁匠、食品杂货商……——也开始积攒书籍。这些藏书室通常很简单(有十五到二十本书);最富足的则有几百部作品：1550年，最高法院调查厅厅长布罗迪拥有七百本藏书。在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和教会圣师作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科技著作——数学、法律学、建筑学、弹道学、经济学，等等——而大多数藏书室都较为实用。

不过，一些“现代”作者的作品拥有众多版本：但丁、薄伽丘、维庸、拉伯雷……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完全实用和大众的文学：不计其数的著述“婚姻欢乐”的作品、历书、诗歌、笑话集和谜语。关于大众藏书和文人藏书的区分开始出现于十五世纪。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端人雅士的藏书室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庇护所、一个编制梦想的地方，它激起一种生活的艺术。“对我来说，我的藏书室就是一片相当大的公爵领地。”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普罗斯佩罗这样宣称。

十六世纪末，随着蒙田而来，一种认为智者的生活可以集中体现在其藏书中的观点大行其道，这种藏书室的构建启迪了一种生活方式，轮回于书籍，为了书籍，与书籍同在。在俯瞰圣埃米利翁地区葡萄园的高塔中，蒙田建立了他的“图书室”，图纸亦由他自己设计：“它的形状是圆的，只有在放我桌子和我椅子的地方是直的墙;一眼望过去，我的所有书全在眼前，被排成五层贴墙绕成一圈，呈一种弧度地朝向一个方向。”大师的目光落在时代所能掌握的全部知识上。这个房间的过梁和大梁上刻着五十七条格言箴言，取自希腊和罗马的作家：在蒙田看来，一个理想的藏书室首先应该由古籍典著构成，从孩童时期起，便执笔于手，把它们一读再读，反复推敲，随后，再由购置的新作丰富和扩充。

与此同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确定了将埃斯科里亚尔变为欧洲乃至世界文化中心的目标。最杰出的学者和教授们将在这个集宫殿和庙堂于一身的地方，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体现人类智慧百科全书缩影的图书馆，它藏有珍贵的书籍、手稿、地图和设计图纸，所有这些珍宝即便是梵蒂冈图书馆也无法与之媲美。其独特性在当时仍属独一无二：埃斯科里亚尔的图书反向放置，书脊(此处显示题目)朝向外侧。也许，腓力二世这个图书爱好者从中看出了一种象征，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码放和保存的方式。

在接下来的世纪中，我们又遇到另一个对书籍狼吞虎咽的人物：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藏书室中，年轻的莱布尼茨发现了维吉尔和贺拉斯，圣托马斯和路德。在莱比锡大学中，他阅读了笛卡儿、菲齐诺、卡尔达诺、培根、康巴内拉。在纽伦堡，他找到了炼金术士们和玫瑰十字会修士们的书。在巴黎，他继续阅读并且经常与阿尔诺、马勒伯朗士、惠更斯来往。最后，在汉诺威，这个他度过了其生命最后四十年中大部分时间的地方——他在那里担任了沃尔芬布特尔图书馆馆长——他阅读了当时在地球上所能读到的所有书籍，并且亲身写下了数千页的手稿。当他偶尔路过罗马时，人们也向他提供了做梵蒂冈图书馆馆长的机会——条件是他必须改变信仰。他拒绝了。莱布尼茨终生被一种对于图书馆藏书的思考所纠缠，导致他规定了图书馆学的艺术法则，这些法则将启迪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员，直到我们今天。

中世纪的文人才子给人这样的印象：“什么都”读过——不过条件是吞吃几千本集子。到了十八世纪，这样的一种确信便告结束。自印刷术发明后，数以万计的作品大量涌现;它们以所有的语言形式，涵盖了所有的学问领域、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实践活动，以及人类所有的疯狂举动。此外，还要加上来自中国世界的书籍，耶稣会教士们带着惊叹，开始发现了这不可思议的财富：这是前所未有的几千册作品的积累，包含了最奇妙与最不寻常的知识。

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是一种尝试在科学作品和新的哲学作品中引入秩序的行为。与此同时，建筑家艾蒂安-路易·布雷，也设想了一种如城市一样大的博物馆，以及超越理性范围的巨大无比的图书馆。但是在现实中，图书馆变得拥堵不堪;它们不再能控制它们的那些收藏，而不得不冒着窒息的危险，在这里或那里做着专业化分类的工作。阁楼、地下室、车库、仓库都被成千上万的卷册堆满了。图书馆的逻辑分类变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困扰。王家图书馆(我们现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早在1721年被安置于目前地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片堵塞的空间了。它还必须等到十九世纪的最后那几年才能成功出版它的第一卷目录!“我们这些巨大的图书馆，是才华成品和文字垃圾的共同汇集地，”狄德罗这样嘲笑说。从此，要成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一个后人所谓的“知识分子”，首先就得学会在这迷宫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懂得缩减那些无用的阅读，并构建出一个持久的理想藏书目录来。

整个十九世纪，绝大多数的作家，从雨果到左拉，中间经过了巴尔扎克、米什莱、波德莱尔和福楼拜，想这件事情都想到头脑发晕。在其理想国中，儒尔·凡尔纳更为理性地认为，人们可以掌控图书馆，正如《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和他的俘虏阿罗纳克斯教授间的这段对话所表明的一样：“您这里有六七千册藏书吧。”潜水艇的这位俘虏被迷住了。“一万两千册，阿罗纳克斯先生。这些书籍是我与陆地的唯一联系。不过，从我的鹦鹉螺号首次潜入水里的那一天起，人类世界对我来说就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天，我购买了我的最后一批书，最后一批小册子，最后一批报纸。从那以后，我就认为人类不会再有思想，也不会再著书立说了。”一个理想藏书室的建立总被认为带着一种有些疯狂的意愿。或是一种束缚。

于是，大约在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一种采访性的荒岛游戏。描述如下：“如果你的余生都将在一个荒岛上度过，你最希望带去的二十本书是哪些?”人们向作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提问。人们对照比较种种回答。这个游戏被千百遍地重复。每个人一生中至少回答过一次。而人们总是试图来一点小小的作弊。安德烈·纪德和皮埃尔·路易斯在中学时就玩过：“二十本书!我们觉得这对移民一个荒岛和装点整个人生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因此我们要求，不是二十部作品的题目，而是二十个作家的名字;我们在此指出，比如，歌德，仅这一个，就可以让我们免于在《浮士德》、《威廉·迈斯特》和那些诗歌中做选择……这样，我们的二十位作者的藏书就可以提供三百到四百本书了。”

瓦莱里·拉尔博再次提出了荒岛游戏，并把它转换为“凯尔盖朗岛总督的游戏”：“您不幸触怒了高层;但是考虑到您的功绩，他们只是满足于将您流放到远方，并任命您担任凯尔盖朗群岛总督的职务一年……三年……五年(这是最长的)，驻守于圣诞港，该殖民地首府。”拉尔博建议在种类上做出局限：只能选二十部法国小说……或是十部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喜剧……也允许带评注、辞典和工具书：“最终，这些调查的结果并不会比那些为选出‘十二本最基本图书’(那或许会是3817本书;又或许一本也选不出来)，或者选一种‘端人雅士藏书’目录的全民投票更加无用，或是更加模糊——而人们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它，将这种目录大致上构建起来，但条件是，这个所谓的‘凯尔盖朗总督’整个冬季的夜晚消遣都在农村度过，并且人们允许这位端士雅人，拥有以三十册书为基础的好几千册图书。但是，这一份端士雅人的藏书书目，难道不是已经存在了吗，它难道不就是当人们按照历史年代顺序写下一连串的作者名字时就已获得的那份书目吗?我们关于各种不同文学的历史的优秀教科书，不是已经用粗体字标出了他们的名字以示敬意吗?”

然而，对于拉尔博给予这些“优秀教科书”的信任，我们难道就可以投下赞同的一票吗?直到最近几年，不论是萨德，还是卡萨诺瓦，十八世纪的这些大作家，都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中。而且，教科书还经常在当代文学方面出错。

格诺这个拥有百科全书的思想(此外他还主编了七星丛书版的百科全书)的人，科学地进行了调查。他向他周围的人提问，或者让他们再问其他人，从而得出了一个有2009种图书的书单，对应着923位作者。没什么意外的：莎士比亚、《圣经》、普鲁斯特、蒙田、拉伯雷、波德莱尔、帕斯卡、莫里哀、卢梭、司汤达和柏拉图名列榜首。

然而，“理想藏书”有时并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或者一项关于文学的社会学调查。早在二十年代初，受托于女装设计师、文艺保护人雅各·杜塞关于构建一套理想藏书的计划，安德烈·布勒东和路易·阿拉贡就为他列出了一些名单，上面是该读或者该买的书籍。康德、莱布尼茨和黑格尔构成了哲学藏书的核心。在他们旁边，人们会看到马拉美、洛特雷阿蒙、兰波、雅里、维利耶·德·利尔-亚当。在那些年代中略显奇特的作家，则有萨德、拉斯奈尔、欧仁·苏、雷蒙·鲁塞尔。而在经典作家中，则有但丁、维庸、莎士比亚、帕斯卡……

乔治·佩雷克，说到他，则在书籍的排列问题上贡献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如同巴别图书馆的博尔赫斯式的馆员寻找着那本包含其它一切书的万书之匙，我们也摇摆在十全十美的幻觉和难以抓住的眩晕之间。以完美的名义，我们愿意相信有一种唯一的秩序存在着，它可帮助我们一下子达到学问本身;而说到难以抓住，我们愿意认为，秩序和混乱是两个同样的词，指的都是偶然。也有可能两者均是圈套，是用来掩盖这些书籍和这些系统损耗的障眼法。无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我们的图书馆还会被用作备忘记号、猫窝或杂物储藏室，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那一本“书”，想象图书馆中所有书籍的终结和完成，同样萦绕在马拉美和乔伊斯的脑际。那本书——失去的、无法读的、噩运的——和图书馆——迷宫般诱人的，时而如天堂、时而如地狱的——成为了真正的现代神话，而不仅仅只是一些文学主题。爱伦坡虚构了一些想象中的书籍，并细心地描绘了它们。洛夫克拉夫特在法兰西堡的Schoelcher图书馆中安置了一个地狱入口，这是一个杂铁铸成的阁楼，于1889年殖民地展览会后搬置过去的。他在1922年虚构了一本遭人诅咒的书——《内克罗诺米孔》(Nécronomicon)，“十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禁”。由于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像它那样的书了，读者们便从世界各地写信给出版商，要求得到这部作品(最后，终于有人在1977年造出了一本!)。雷·布雷德伯里在《华氏451度》中，想象了一个书籍被禁的社会。然而，在那样一个焚书的世纪中，他的书也只是一个虚构……

最终，博尔赫斯来了。博尔赫斯，这个成了瞎子的司芬克斯，既不能读书又无法远离书籍，相反，仿佛是为了证明文饰他作品的一种悖论，他被命名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我恰好把这看成是上帝赐予我的一个奢侈的讽刺，一方面，作为图书馆员，有千万本书要读，而另一方面，则是失明这个事实。这个命运并不仅只于我一人：我的两位前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后来都成了瞎子。”博尔赫斯经常把书或是图书馆作为一部短篇小说的中心主题。与爱伦坡和洛夫克拉夫特一样，他叙述了一些想象的书籍(《接近阿尔莫塔辛》)。或是一本代替其它所有书而变为无穷的书(《沙之书》)。或者是人们只读一本书：“现今已被废除的印刷术，曾经是人类遭遇的最大灾难之一，因为它导致无用文本的成倍增长，直至令人眼花缭乱。”(《一个厌世者的乌托邦》)或者，最后，世界只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在那里，一切都已按照偶然的法则写出：这就是著名的《巴别图书馆》。还是这个图书馆，以及它的瞎眼图书馆员，博尔赫斯的替身，将成为翁贝尔托·埃科的小说《玫瑰的名字》的中心。因此，书籍永远都在书籍中诞生，图书馆的生成运动也永远不会停止。因此，就会有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选择哪些不可或缺和基本的书来阅读，如何缩减这一无法承受的增殖?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尤其是对那些释读如命的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