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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内容《孟子第八讲：修养没有止境》  从真诚到行善 孟子强调修养，也谈到了由低到高的阶段。 他曾对学生乐正子可能在鲁国执政的消息感到十分快慰，甚至“喜而不寐”（《孟子·告子下》）。 后来有人问他乐正子是个什么样的的人，孟子说：“善人也，信人也。”别人再问：“何谓善？何谓信？”孟子于是说出他所理解的“修养六境”。 他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 他所谓的六境是“善、信、美、大、圣、神”，我们要逐一予以说明。 首先，“可欲之谓善”，所说的不是人的身之可欲，而是人的心之可欲。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合理之言与正当之行即是心之所欲，这是人人相同的，因为人心生而具备“四端”，这四端所指向的“仁义礼智”正是合理与正当的言行。 因此，人只要真诚，听从心的指示，就自然会领悟什么是善了。 譬如，我见人孝顺，心中感觉可欲，则孝顺即是善。这个善是指“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其具体作法不能脱离社会的公序良俗与礼仪规范，但其根源则在于真诚之心的要求。 善排在最初的阶段，是因为人性向善与人心要求行善，还未到自己主动去实践的阶段。 其次，“有诸己之谓信”，意即：在自己身上确实做到了善，才是真正的人。 信者，真也。所谓真正的人，是说一个人在真诚时，不考虑外在的利害关系，由内而发主动去实践他应该做到的善。 譬如，我们说“行善最乐”，这句话必须亲自实践才能有所体会。这种快乐来自符合人性要求的行善，是由内而发对自我的肯定。我们分析孟子所谓“君子三乐”时，已经作过充分说明。 孟子陈述这番话，是因为有人问到乐正子，他对乐正子的评论是“善人也，信人也”。说乐正子是“善人”，其意为：他是“其为人也好善”。（《孟子·告子下》）“好善”是说他喜欢听取善言并实践善行。 孟子补充说：“好善优于天下。”光凭好善就足以治理天下了，何况治理鲁国？天下人都将为你提出善言，让你可以集思广益，推行善政。 说乐正子是“信人”，其意为：他也亲自去实践善行，因而是个真正的人。 可惜的是，在政治场合要做信人并不容易。乐正子促请鲁君见孟子，功败垂成（《孟子·梁惠王下》），他后来的表现也让孟子失望（《孟子·离娄上》）。 总之，孟子对他的评价是“二之中，四之下也”，在善人与信人之间游移，而难以更上一层。  努力成为君子 在“善”与“信”之上，是“充实之谓美”，其意为：完完全全做到善，由此彰显了人格之美。“充实”二字谈何容易！在孟子笔下，“君子”应是代表人物。 在孟子时代，“君子”一词已普遍使用，其义有三： 一是称呼统治阶级以表达某种期待； 二是学者自称以表现自信及期许； 三是专指德行修养有成的典型代表。 在《孟子》书中皆有用例。 譬如，孟子对齐宣王说：“君子之于禽兽也……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滕文公说：“君子创业垂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评论古公亶父说：“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昌言仁政时说：“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这是第一种用法。 其次，孟子自称君子以表现其自信及期许。他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下》）“君子……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他为自己与孔子辩护时说：“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下》） 然后，在此所谓的“美”，是用以指称作为德行典型的君子。这样的君子兼具“智仁勇”，自信而快乐，并且显示了往上提升的能力，以下分述之。 （一）君子兼具智仁勇。 君子爱好学习，依正确方法深入研究，领悟一套心得，并在运用时可以“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离娄下》）。他能看清别人的用意，不会被虚假的形式所束缚（《孟子·尽心上》）。他能判断情势，知道何时该做官与该辞官（《孟子·告子下》）。 这些出于智。 君子能够保存人性的基本要求，力行仁义；并且“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上》）。君子的最高目标是偕同别人一起行善（《孟子·公孙丑上》），他顺着自然的情感，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这些是合乎仁。 然后，君子立志行道，没有成就绝不停止（《孟子·尽心上》），他实践仁义忠信，也是“乐善不倦”（《孟子·告子上》），并且若是“声闻过情”，则觉得可耻（《孟子·离娄下》）。 这些是基于勇。 （二）君子在德行上充实，其快乐自然由内而发。 无论别人是否赏识，君子都悠然自得（《孟子·尽心上》）；他做到四善，不免手舞足蹈（《孟子·离娄上》）；他的手脚不必等他吩咐就明白该怎么行善（《孟子·尽心上》）。至于胜过当帝王的君子三乐，就不再赘述了。 （三）在“充实之谓美”之上，是“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若以君子代表“美”，则大人即是“大”，两者的差别在于后者增加了光辉。 以德行而言，两者不易分辨，或许可用“君子无位，大人有位”来说明后者何以彰显光辉。有些描写君子的语句亦可用于大人身上。 进而成为大人 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因此，“大人”一词所代表的修养成就，应比具有充实之谓美的君子更高。 在正式介绍大人之前，必须说明一点，就是《孟子》书中只有一次以“大人”指称政治上的权贵，此即“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意即：向权贵进言，要先看轻他，因为他所做的我不屑于做，而我所做的都合乎古代礼制。其他谈到“大人”之处，所指皆为德行完备者。 首先要肯定的是：正如人人皆可成为君子，同样的，不论有无官位，人人也都可能成为大人。这即是孟子所谓“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孟子·告子上》）。 在此提及“养”与“从”，可知它只是出发阶段，是为了说明此一可能性而已。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 首先，要保持“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 孩提之童的心具有“良知良能”，亦即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表现出来即是“无不知爱其亲”与“无不知敬其兄”，再推广开来即是仁与义（《孟子·尽心上》）。只要居住于仁德，顺着义行走，“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接着，大人的光辉如何彰显？ 孟子曾比较四种官员：一是事君人者，就是把服侍某个国君当做快乐的人；二是安社稷臣者，就是把安定国家当做快乐的人；三是天民者，就是保全天性，看到他的理想可以在天下推行才去做官的人；四是大人者，就是以端正自己来使别人端正的人。（《孟子·尽心上》）由“正己而物正者也”一语可知大人的示范成效。 大人在国君心思出现偏差时，可以清楚分辨并且导向正途。这就是“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如果德行、智慧、能力稍有不足，或者未能得到国君的充分信任，是不可能完成此事的。 大人的光辉可以照亮许多让人迷惑的情况。 譬如，“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下》）譬如，家族中有人年纪老而辈分低，他就不应以敬老为名而要长辈向他行礼；又如，朋友讲求义气，但助友报仇则未必合义。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我们在《论语》中读到孔子所云：“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现在孟子的说法更为完整，所谓“必”与“不必”，要以“义”来决定。 因为说话与守信之间有时间落差，做事与结果之间亦然；而任何时间落差都可能出现新的状况，就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们又怎能胶柱鼓瑟、墨守成规而不考虑“义”呢？ 孔子在叙述七位先贤的作风之后，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这是符合大人的标准的。 推崇四种圣人 在孔子心中，“圣人”以古代圣王为代表，所以他会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他自己也承认“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到了孟子，“圣人”概念较宽，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因此人人都可能修成圣人境界。 现在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可知圣人除了具有大人的光辉德行，还能产生教化的力量与作用。那么，谁是圣人呢？ 除了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之外，孟子列举了四种圣人：清者、和者、任者、时者。 （一）圣之清者，以伯夷为代表。 他洁身自爱，耳目不接触邪恶的事物。不侍奉不理想的国君，也不使唤不理想的百姓，天下安定就出来作官，天下动乱就退而隐居。 （二）圣之和者，以柳下惠为代表。 他不在乎国君好坏与官职高低，做官坚守原则，去职不抱怨，穷困不忧愁，与乡下人相处也随和而不忍离去。 （三）圣之任者，以伊尹为代表。 他不考虑治世乱世，也不挑剔国君好坏，一心只想以尧舜之道来照顾百姓，他自认为负有重任，要“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 （四）圣之时者，以孔子为代表。 他除了高尚的德行之外，还充分表现了过人的智慧。“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去而去。”（《孟子·万章下》）换言之，他是当清则清，当和则和，当任则任，所以孟子称赞他“集大成” 。 既然圣是“大而化之”，就须说明“化”的成效。 由于伯夷的示范，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了，懦弱的人立定志向了；由于柳下惠的示范，狭隘的人变得开朗了，刻薄的人变得敦厚了。 关于伊尹，孟子没有特别说法，但此三人中只有他得君行道，协助商汤治理天下，化民成俗之功载于史册。 至于孔子，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不也是化的成效吗？ 孟子又说，像伯夷、伊尹与孔子这样的圣人，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若辖有百里之地，都能让诸侯来朝而统一天下；但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换言之，仁政与王道都将在他们手中实现。 在四位圣人中，孟子特别推崇孔子，因为孔子显示了因时制宜与与时俱进的智慧。以射箭为喻，智慧有如技巧，圣德有如力气；能射到百步之外的箭靶区要靠力气，但是射中目标，就要靠智慧了。 清者、和者与任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偏，只有时者可以配合时宜，在一切情况中都做得恰到好处。孟子对孔子心悦诚服，其故在此。 保持开放心态 孟子的人生六境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此处所谓“神”，不是指鬼神，而是指人的修养所能抵达的神妙境界。这种境界不是文字与语言所能描述，甚至超越了人的理解范围，亦即“不可知之”。 既然如此超越，又何以知其存在？这正是儒家人性论的重要特色。 由于主张“人性向善”，肯定人若真诚即可引发内在力量，敦促自己主动行善，那么人在世间之时，此一“向”字一直在运作中，我们又怎能为其设下限制？若无限制，则其将来可能造就的境界自然是“不可知之”了。 其次，既然“善”是实现一人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那么天下的“别人”不但不可胜数，并且新的一代生生不息，因而使个人的行善要求永无停息之日。我们又怎能以理性去测度这种行善所造成广泛效果。 事实上，在上述六境中，从“充实之谓美”的君子往上，就有相贯通的可能。 孟子有一句话描写君子，他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 所谓“化”可以接上“大而化之之谓圣”；所谓“神”，可以接上“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那么，所不可知之者，应距“上下与天地同流”不远了。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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