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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独”只有两个字，但“真诚地面对自己内心”，却是一切学问和为政之道的开始。 “慎独”是《四书》中《大学》、《中庸》里面的说法。曾国藩的高明，在于他对这一古老真理做了一辈子的实践，既使自己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他在同治9年1月初2、初3日，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所以，内省就成了第一步的功夫，善念也罢，恶念也罢，首先要能够省察清楚；然后才谈得上第二步的功夫：“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心静”又是前提。一个人若是天性恬静，自知极明，则没有话说；若这一方面的禀赋有所不足，则不得不借助于静坐等手段，以牢锁心猿，紧拴意马。 一个人若要慎独，其前提是心静，假如欲火炽然，心粗气浮，则慎独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很深的理解。他在这一年10月27日的日记里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静坐目的在于心性修养上的提高。我们今天亦有许多人学静坐，且名之曰“气功”，但也多半是求一些身体上的效应，这是很低的一个层次，曾国藩能够很快从这一层次突破出来，与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高远的人生理想有关。 初学静坐，自然如初学骑马，或初学驾车一样，功夫很不容易上路的。我们且看看曾国藩蹒跚学步的足迹吧： 初3日：“一早，心嚣然不静……默坐，思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憧憧，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14日：“因心浮，故静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 19日：“饭后，会客一次，静坐不得力。” 25日：“昨日今日，俱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静坐功夫，须是习熟，若不勉强苦思，更说甚？” 28日：“起，杂思，静坐半时，不得力。” 11月13日：“树堂来，与言养心养体之法。渠言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所言皆阅历语。静中真味，煞能领取，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 14日：“起亦不早，焚香静坐半时。饭后……仍静坐，不得力，枕肘睡去，醒来心甚清……饭后，静坐半小时，颓然欲睡，可恨之至。细思神明如日之升，身体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 曾国藩静坐中的这一些情形，是任何初学者所必经的过程。一个人，当他心浮气躁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觉察出自己的毛病；一旦稍稍入静，就会恍然大惊，自己原来是如此不像话。这就真正开始有自知之明了，而这一觉悟，正是转凡入圣最关键的一步。 随着静功的深入，就不必特别借助于静坐，也能刻刻警觉，每一个不象话的念头，都难逃自己的洞鉴，而为善去恶，也就可以步步落实了。 曾国藩一生，立德、立功、立言，誉满天下，但我们从他的日记、家书和其他文字里，根本看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的骄矜自负之气，倒是自始至终，都是一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 这就证明了他静功的深厚，所以能一辈子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从不被自己的私欲所蒙蔽。 查查历史，具有这种功力的人可是寥寥无几啊! 曾国藩力求心静，所以他对自己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改过迁善的愿望也就特别迫切，人格境界的提高也就非常之快。我们读读他的日记，就不能不佩服他自我认识的深刻，以及自我批评的严厉： 道光22年10月初2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7日：“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都检点过不出来，自治之疏甚矣！” 初8日：“果然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未正诗成。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11月初9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初10日：“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27日：“……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个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 29日“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这是他初用功时的情形。但他的努力，实在是一辈子未尝稍懈，我们再读他晚年的几段日记吧： 同治8年(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9年3月30日：“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同治10年10月初1日：“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同治11年2月初1日(逝世前第四天)：“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 曾国藩齐家、练军、治国，所在功绩赫然，天下瞩目。 他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他刻刻慎独，心地干净，从而感动了他人。 当他感动了一个家庭的时候，便全家大小都自觉地遵循他的教训； 当他感动了整个军队的时候，便全军上下都自觉地服从他的约束； 当他感动了一带地方的时候，则地方官民都自觉地谨守他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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