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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在古代官场中，其实是官员的助手、参谋及办事员。他们多隐伏于幕后，却又能借助高官的权势充当“权利倒爷”。每一拨“秘书帮”的瓦解，不仅牵涉个人仕途之沉浮，也不光影响派系集团之荣辱，更关乎国运之兴衰。 有清一代,“师爷政治”呈全盛态势。官员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距中枢越近,则其幕友参与政务、共享权势、影响政局的机会越大。 身为权倾咸丰一朝的重臣,肃顺“轻满员”,唯独“重汉人名流”,故其身边围绕了一干汉族“大秘”,时人将核心成员称为“肃门六子”。这六位师爷分别是曹毓英、李寿蓉、尹耕云、郭嵩焘、王闿运和高心夔（音kuí读“魁”）。 此六人各有专长,各司其职,一道组成了肃顺的智囊团。 曹毓英实际上是肃顺的朝中耳目,他在肃顺的扶植下入值军机章京。曹表面谦恭木讷，实则腹中计谋多端，专门负责给肃顺监督其余军机大臣之言行，随时通风报信。 李寿蓉是财政专家。肃顺任户部尚书时，凡遇财政问题，多向李征询意见，对其甚是倚重。尹耕云则为肃顺的军事顾问。郭嵩焘是肃顺的经济智囊兼湘军联络员。 “湖湘狂士”王闿运堪称肃顺的头号文字秘书。王博学多才，但屡屡名落孙山，迟迟不得功名，不得不靠给高官子弟“做家教”来赚取外快。恰好一回他任教于肃顺家，肃顺一见倾心，甚至要按照八旗习俗，与王结为异姓兄弟，其对王之厚爱，可见一斑。而肃顺的最大心腹，非高心夔莫属。除了文才，高心夔的活动能力亦是一流。 众师爷虽各有分工，但又能联手办大事，几位师爷彼此配合默契，火候把握恰当，做局环环相扣，不露丝毫破绽。师爷之手段，简直堪称逆天！ 清代“绍兴师爷”之集大成者汪辉祖，曾将幕友的职业道德概括为六个字：“慎交”“自立”“择人”。说得通俗点，即社交活动要慎重、做人做事有原则，宾主关系当适度。毕竟“当师爷不是自己为官，而是要辅佐别人，等于寄人篱下”。不过，理论但凡落到现实，往往知易行难，师爷们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就如同吸毒成瘾，拼命攥住不放，终致跌入深渊。“肃门六子”的亲身经历，便再度印证了这一道理。 李寿蓉负责核对户部一案的账目，公事之余，却知法犯法，徇私贪墨。当时朝廷银库规定只收银号银元，而京城银号普遍存银不足，店主只得上交大钱抵偿，按例户部当一概不收，李却利用职权之便，收取银号老板好处，将大钱归入银库。东窗事发后，肃顺为了避嫌，挥泪斩马谡，亲自奏劾李寿蓉，将之押入大牢。 尹耕云的日子也不好过。尹不仅口德不佳，还颇有点好为大言、以邀时誉的毛病。这种伎俩，偶一为之尚可，经常施展难保不翻船。1858年，英军逼近天津，尹连续上书九封，力主抗战，甚至与郑亲王端华在朝堂争得面红耳赤。尹本想借此塑造刚直清流的形象，孰料令权贵之极大反感，迅即被革职遣返。 王闿运与郭嵩焘，虽都是湖南人，却脾性迥异：王张狂，郭内敛，王极端，郭中庸。如此差异，一起共事，时有摩擦发生。王闿运极力主张严刑峻法整治衰世，被肃顺采纳，而郭嵩焘一直对王的这套帝王之术持保留态度。 曹毓英为了利益驱使，甚至狠狠摆了肃顺一道。起初他依附于肃顺，便是希望大树底下好乘凉。随着形势发展，曹隐隐感觉肃顺集团与恭亲王奕訢集团渐成水火，遂暗地转而投靠恭王，而肃顺竟丝毫没有察觉。 待到咸丰殡天，军机处班子大调整，肃顺、载桓、端华三人在未同群臣商议的情况下，内定了军机处的人选。曹毓英本以为自己妥妥地入围，谁知由他人染指，一怒之下，铤而走险，联合南书房及枢部中层干部，以肃顺等人挟制两宫为由，草拟密函，传遍京师。奕訢集团拿到曹的书信，喜出望外，自此便师出有名，正式启动太后垂帘计划。曹毓英的反水，实为慈禧恭亲王叔嫂诛杀肃顺之导火索。 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逝，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仅六岁的载淳。权力欲望都极其强烈的慈禧和肃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谋取大清国的最高统治权。一场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妃与以肃顺为代表的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一触即发。在这场权利博弈中，最终，慈禧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了政变，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官职，并处死肃顺、载垣和端华。 肃顺等人伏罪后，“肃门六子”之境遇，堪称悬殊。 曹毓英因辅佐太后有功，授军机大臣，后迁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可谓荣极一时。郭嵩焘由于脱离肃顺较早，故成功洗掉“肃党”标签，官至广东巡抚、驻外大使。 其余四人则被视为“肃党”骨干，注定半生蹉跎。尹耕云虽再出山为官，始终未能进入“部级干部”序列。李寿蓉蹲了两年大牢，虽后来复官，已锐气全无，郁郁而终。王闿运先后入丁宝桢、曾国藩诸大吏幕府，但因其与肃顺的关系，无人敢委其以重任。 当年肃顺最倚重的高心夔，晚景最惨。据说高晚年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左宗棠发迹后，念念不忘当初高心夔的救命之恩。左出任两江总督时，承诺安排高赴江南任职。可是，就在左宗棠抵至瓜洲之时，高心夔却溘然长辞。 自古靠利益维持的群体，都难以长久。“师爷政治”横行之处，便是暗箱操作、潜规则遍布之地，进而渎职贪腐滋生，派系斗争泛滥，最终将完整的政治机体侵蚀殆尽。因此，每一拨“秘书帮”的瓦解，其背后不仅牵涉个人仕途之沉浮，也不光影响派系集团之荣辱，更关乎国运之兴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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