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安︰论天人合一思想及其与《周易》和传统命理学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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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人合一思想及其与《周易》和传统命理学之关系

冯志安

（广宁中学，广东　肇庆 526000）

【摘要】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底层理论基础，孕育于远古先民的实践和生产，代表了中国哲学的萌芽。这种“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天道’即‘人道’”的天人观念，也为《周易》中朴素唯物论因素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并为中国传统命理学天命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是破除中国哲学中的神秘因素，对中国哲学的产生形成进行更深层论述的新思路。

【关键词】　八卦；《周易》；命理学；天人合一；朴素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5-12-15

【文章编号】 1673-7725（2016）00-0000-00

作者简介︰冯志安（1997- ），男，广东广宁人，主要从事《周易》、先秦哲学、中国传统命理学的学术化研究。

前言

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是一个非文字的历史起源，从上古时期已萌发出最早的天人观念。现今对这时期的哲学思维研究较少，然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和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大径相同，即从一开始就跃上了最高的境界，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是对这个境界的完善和扩展。受传统农耕文明影响，先民于自然界中进行哲学抽象，得出具有形而上的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继而萌发出“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形成一个独特的热衷探究“天人之际”宇宙观，促进中国哲学的萌芽和发展。“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总基调，将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之一，可以寻出新思路，开拓新境界，让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主义走向大众。

一、“天人合一”思想

（一）天人观念的萌芽

中国哲学思想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而产生^[1]，但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哲学的萌芽却产生在史前文明。任何哲学都产生于人类对实践的追问和思考。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古国，农耕社会很早就出现，由此引发上古先民对自然界、“天人之际”、宇宙本质的思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对世界存在与运动方式的基本理解”^[2]。先民从生产基础上，发现一些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生产知识，从自然界中抽象出世界的一般本质（形上之道），鉴于生产力水平底下，还不足以正确解释世界。经历了对“天”的敬畏而产生的“万物有灵”的思想，从而促使先民萌发“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和天命论来解释宇宙。由此可见，天人观念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萌芽于远古时代，主要体现在上古创世神话中，也代表了中国哲学的萌芽。

（二）“天人合一”观念的含义与演变

关于“天人合一”观的概念，解释纷纭，且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又附会新义。其大致内涵很早已出现：原始社会末期的伏羲八卦，先秦时期夏商周的天命观，《周易大传》、孔子（人道观）、老子（天道观）、庄子（《庄子》：“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不相胜”）等的天人观，北宋思想家张载在其《正蒙》中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首现完整的词语。对于“天”这一基本内涵，在不同阶段的认识和解释亦不同，“大致说来，所谓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由于不同的哲学家所谓天的意义不同，他们所讲的天人合一也就具有不同的涵义。”^[3]所以，探究“天人合一”思想的含义也需要从它的发展史中寻找。

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上古神话（夸父创世）可以充分体现当时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

“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绎史》卷一引三国吴人徐整《五运历年记》

“这神话虽然形诸文字较晚，也不见与先秦文献，但由于远古时期还没有文字，靠先民口口相传。依据吕思勉所说的：‘盖其说甚旧，故传之甚广’^[4]”^[5]，可见“夸父创世”的神话应出现在上古时期。将盘古于天地万物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将人和天联系起来。透过先民关于万物生产的猜想，我们看到这一神话传说蕴含着人和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盘古以自己的身体化生天地万物的观念为后来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资源。^[6]正如《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天地万物，一人之身，此之谓大同”一样。

这种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天道”即“人道”的天命观（认为“天”有意志，人事是天意的体现，天意能支配人事、“天”有一定的运行法则，且人事发展与其相似）的整体天人观念，就是最原始朴素的含义和根本的思想精髓，是将“天”作为最高原理的侧面反映，为以后中国哲学中所特有的天人宇宙观和中国哲学的形成发展奠定基础。在对其他经典的解读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也不断出现，“到今天，天人合一似乎又成为中国古代所有思想的核心，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赋予了它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等意义。然而这些意义都是今人附加的，不是天人合一的本义。”^[7]然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古代，不可能形成与大工业时代所造成的严重环境危机，便也不会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所以，现今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中引申出来的“天人合一”思维不是人与环境和谐的环保意识，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运用传统阴阳相生的辩证法的产物。

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新旧石器时代的历程中，伏羲氏创“八卦”，是对“天”（自然界）基本运动规律的概括，是对原始的天人观念的完善和充分体现。伴随阶级社会的形成，中国哲学开始系统化、理论化。周朝周文王将先天八卦演变为后天八卦，再推算六十四卦，再结合当时的社会产物、“五行”学说等而产生《周易》。在这个新的理论基础上，不断拓展形成新思想，这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工具的变革，促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取代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井田制”，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同时，“周革殷命，周人援‘敬德’说解‘天命’，建立了‘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天人关系，较之夏商给传统天命观增添了浓厚的道德属性；西周末期因周统治者失德引发的‘疑天’思潮，使‘敬德保民’为基本内容的人文天命观转向东周以‘天事恒象’的自然天道观”^[8]，“诸家诸派各自的哲学思想体系赖以构建的最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便是天人关系学说。”^[9]所以，《周易》完善的哲学观与“天人合一”思想共同为诸子百家的形成提供理论资源。孔子从人道观的侧面奠定了哲学天人合一观的人生论基调，由“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产物，肯定天（命）是至高无上的价值理想。并在此基础上将“仁”贯通于天人，即把“天命思想转化为主观观念的‘仁’”^[10]，强调通过修身以达“天道”，从而说明遵循“仁”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达到了规范道德的目的。老子从天道观的正面奠定了哲学天人合一观的宇宙论基础，提出“道法自然”，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将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命规律精辟涵括，发现万事万物的运行都遵守自然规律。孔、老两家奠定的天人观，后经过儒家孟子和道家庄子的阐发，成为先秦哲学中的两大思潮，同时夏商周以来宗教天命观开始向自然天道观转变。

西汉的《淮南子》进一步整合先秦各家思想，更完整地构建了一个天人宇宙体系。在天人关系上，以人为中心，在自然界中寻找人的一切依据。认为天和人事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将人作为天的子系统，把天、地、人（三才者）统一起来，也将人的身体构造与天的内容相对应，正如《淮南子·本经训》记载：“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提出“天人相应”“天人相类”的思想，达到天人整合的目的。且在融汇当时的社会意识与生产基础，继承先秦的自然整体观和天人统一观，融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基础上，首先配合《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将天地万物分界拆御为诸多上下四方相对应的类别，即方位、时节与人事一一感应，星宿与地域相对应的关联关系，形成一个天地相类的独特空间关联（在《淮南子·天文训》和《淮南子·地形训》中有体现）；而《淮南子·时则训》则是通过时间联系来分析事物，又推动了以四时、五方、五行相统一的“四时五方”的整体关联的宇宙论形成，由此构建了一个天人相应同构、架构宏大的天人学说理论。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改造和重新阐述儒学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战国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和民间信仰，建立神学化的儒学体系。并重点提出“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天人学说，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汉书》：“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且将天人观念发展为天人感应论，以“同类相召”为理论表明人和天的相互关系，用自然变化来对应人事，使阴阳五行具有神学色彩，这种天人关系给以阴阳五行论为基础的传统命理学披上合理的外衣。至此，“天人合一”观念在汉代发展成熟，并伴随董仲舒所改造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唐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明清哲学、近代新儒学，由此构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

二、《周易》与“天人合一”思想

（一）“天人合一”思想与《易经》中的朴素唯物论因素

《易经》中的朴素唯物论因素主要体现在它的基本要素“八卦”、阴阳观念和朴素辩证法思维中。

“八卦”的产生先于《易经》，但它的形成却是《易经》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起源，在《周易·系辞·下》中已有伏羲氏“始作八卦”的记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其实，不能认为八卦是伏羲氏一人所创造，从原始人类的智力发展水平看，“我们不能将‘伏羲’当作一个具体的人，只能作为原始氏族社会已发展到渔猎时期的标志来认识，才是科态度。”^[11]受原始天人观念的引导，自然整体观的确立，促使“伏羲”遵循从自然界中高度概括的原理（正如《周易·说卦传》中记载：

“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八卦的八种符号分别代表着天地中不同的物质现像，代表八种物质现象，是八卦的原始卦象）和“二进制”的数学思维（在《古易新编》中可以找到依据），创造出“八卦”，用“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推测事理，而《周易》的原始性质也是一部占卜的书。所以，“八卦”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哲学高度对宇宙本质的概括。按照原始天人观念的思路：“八卦”作为对“天（最高原理）”的概括，只需遵循其蕴含的规律，便可推测事物发展（包括个人命运），这种“合理性”使它奠定“神化”色彩，且具有“神秘性”，成为众多预测学等理论的依据，并由此确立了崇高的地位，成为命理预测学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

也有学者认为：伏羲根据“河图洛书”中所包含的哲学思维创造出“先天八卦”。虽然早在《尚书·洪范》中就可以找到依据，《易·系辞上》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伏羲）则之。”但在宋代朱熹的《周易本义》中才第一次现身，千古年来，真伪难辨。正如《古易新编》中说：我们现在看来最简单的东西，在初创时也是一场大变革。母系氏族社会的大酋长们，为使全氏族的人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往往宣布说这是神的意志，也就是最原始的“神道设教”。“八卦”符号源于“龙马负图”之类的神话，就是这样形成的^[12]。

八卦中每两卦（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都相互对立，周文王又将其重叠推演出六十四卦，每两个卦象中存在联结和对立的属性，并且卦辞含有物极必反的思想，如泰卦九三爻“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说明矛盾双方的对立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作为构成每一卦的阴（－－）、阳（—）两种符号，也是《易经》中阴阳观念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具有对立统一的矛盾性质，是《周易》中辩证观点的初步体现。

正是原始的“天人合一”思维诱发先民造就了这“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原始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促进“八卦”学说的产生，继而影响阴阳观念、辩证观点等理论的形成，构成《易经》中朴素唯物论因素的重要部分。因此，“《易经》的基本要素都是对世界客观存在的反映，就其本质来讲，是我们祖先对他们生活方式和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13]，“是中国人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第一个朴素唯物主义的思维模式”^[14]。

（二）天人思想与《易传》

“天人合一”思想对《易传》哲学观的影响是间接的。《论语·子路》中，孔子说“五十而学《易》”，而“现在学者认为《十翼》非一人一时所作，应该在战国晚期成书。”^[15]由于以天人合一学说和《易经》的哲学理论为基础的诸子百家，学术立场、研究侧重点等不同，导致在这焦点问题“天”的内涵与天人关系的论证上存在分歧。而《易传》作者又以各家理论为基础，特别是继承了孔子的人道观及解《易》思想和老子的天道观（自然）哲学，在合理整合的基础上，继续对自然界进行深度的哲学抽象，构建起比较完善的天人观和宇宙生成论，使《周易》从一部“占卜的书”改造为哲学人文著作，影响深远。

宇宙生成论是《易传》的核心部分。将太极之“气”作为世界本原，运用阴阳学说进一步说明太极之气生阴阳（两仪），阴阳两气相互联结交感而产生天地万物（《易传·系辞上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的宇宙生成论，助推《周易》中唯物辩证法的形成。

吸收老子的天道观哲学，善于从自然中探究。正如《老子》中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彖·豫》：“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又结合阴阳辩证思维，在自然界中发现物极必反、变易消长的法则，正如《系辞·上》记载：“易与天地准，故能弥论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彖·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周易》因此成为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生生谓之易（《系辞》）”的具有丰富运动变化和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典籍。

继承了孔子的人道观及解《易》思想，形成“三才之道”的系统观。把自然与社会、天与人的主体与客体联结在一起，探究人“天”与人的内在关系规律，实现天、地、人的统一，从这个整体思维入手，“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实现国泰民安，从而提出“继善成性”的道德论和“嵩业广德”的社会观。上述是“天人合一”思想对“人道”的具体表现。

《易传》从原有的天人关系基础上构成了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其以太极之“气”作为基础来演化万物，确立了《周易》中朴素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阴阳辩证法），又反作用于“天人合一”观念内涵的延续，从侧面使“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从太极之“气”的生成论上得到了逻辑上的证明，从此形成了一个天地人三才整体统一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大大促进了天人观念的完善和发展。其产生也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又折射了人们追求统一的思想观念。

三、“天人合一”思想与传统命理学

传统命理学，是统治者编造的一套有神论天命思想的一部分。以“四柱”作为媒介，将天与人联系起来，以“天人合一”思想作为最根本的原理，特别是以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和《淮南子》中提出的“天人相应”“四时五方”等为理论基础，并结合传统的阴阳五行辩证法思想，达到预测的效果。其大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家，完善于两汉，宋明成熟并发展。《渊海子平》和《紫微斗数》作为当前的主流典籍，分别代表“四柱预测学”和“星占术”这两个基本流派，其他相关的著作和支流派别所运用的预测理论依据基本一致，只在推演方式上略有不同。

《渊海子平》主要以“五行”“天干地支”为依据，其中“五行（金、木、水、火、土）”最早出现在《尚书》中，先民认为这五种元素是构成天地的基础。“天干地支”是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的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成的十二地支。十干和十二支重叠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六十花甲），形成一套干支纪法。“天干地支”主要是运用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八卦理论，将天、地、人事互相联系起来，而在《淮南子》中阐述天地阴阳交合的“空间”关联的独特天人理论，把时间和天地万物系联在一起，又是一重要思想基础。天干地支属于一定物象的反映，术士通过天干地支将人的出生时间（年、月、日、时）转化为四组干支（四柱），这是将人和“天”联系起来的第一步。然后，以干支阴阳五行的生克相化、刑冲合害为基调，推演出不同的预测组系，如从日干与其他干支的关系推定十神（比肩、劫财、食神、伤官、偏财、正财、七杀、正官、偏印、正印），也是对干支更深一层的升华概括，从而得出一个蕴含五行属性和干支组合的表（命盘），成为人与天联系的一个介质。但是，还要寻找“天”的运行法则，为人事发展提供参考。继续从可以“概括”宇宙万物的八卦和《周易》中寻找方法，并吸收其丰富的辩证法思维，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即宇宙万物这个整体性的变化发展是物极而反、流年复始、生生不息的，渗进了可行的唯物基础，依据五行、干支的相生相克原理或统计方式（即使经过实践，但也是不科学的，多数是概率上的巧合），从而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天”的推测结果的“参照系”（如神煞表例）。根据天人理论基础，用“命盘”的五行属性和与之对应的干支对照“参照系”而得出预测结果，便不会再感觉到其具有神秘性。

《紫微斗数》中最突出的是将干支与“星象”挂钩，依据“四柱”运算出一个星盘（性质同上）。在创造预测结果“参照系”中，主要运用星象性质而不是五行属性，依据《淮南子·天文训》中天象与地象相对应的理论支撑，把星象作为一个完整的“天”系统，与人事互相关联，互相感应。

可见，“天人合一”思想为传统命理学的天命论、先验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让它得以延续。虽然传统命理学蕴含辩证法思想、唯物主义性质，但其根本理论的性质是唯心主义的有神论、天命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唯物论与有神论统一，其出发点（以出生日期来与“天”取得联系）本就是错误的、不科学的，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维方式，以及封建专制统治对人们思想的麻痹，从侧面体现了天人观的念普遍性。

四、结语

“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哲学的每个环节都暴露出其踪迹，构成了包含“八卦”学说、《周易》思想在内的中国哲学体系，为《周易》中的朴素唯物论因素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并为传统命理学的天命论、先验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形成一个中国人热爱探究“天人之际”的独特宇宙观。以全新观点从底层阐述了中国哲学史的形成之路，为中国哲学的研究提出一条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10] 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