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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跟胡瑗与孙复，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就社会影响力而言，三先生中以胡瑗名气最大，其次是石介，但因为石介是孙复的弟子，故在叙述三先生的文章中，都把石介排在第三位。 “宋初三先生”被视之为理学先驱，《宋元学案》中，黄百家引用了黄震《黄氏日钞》上的说法如下： 先文洁公曰：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震既钞读伊洛书，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其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者毋蹈或者末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 黄震说周敦颐、二程的兴起，实是受了三先生的影响，尽管理学观念到了二程变得精密，却不能磨灭三先生的启迪之功。而黄震在这里还引用了朱熹的话，以证其所言不虚，并且黄还称赞石介和胡瑗的学问为“笃实之学”。 朱熹的《朱子语类》中，有多处谈及“宋初三先生”，比如卷四十七中有朱子回答学生“本朝道学之盛，岂是羇缠”的问题时说到：“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子认为，宋朝理学大兴也并非突然发生的事，这要追溯到范仲淹，而后就是三先生，到后来才有了周敦颐、二程和张载。而二程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对三先生特别夸赞。 石介撰《石徂徕集》清同治五年福州正谊书局刻本，书牌 对于三先生的学问，朱子接着说到：“若如杨、刘之徒作四六骈俪之文，又非此比。然数人者皆天资高，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朱子认为三先生对理学虽有初创之功，却没有理学观念。可能后来朱子觉得自己的这句话说得有些绝对，故而《朱子语类》卷三中又录有他说的另一番话：“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真是凛凛然可畏。”朱子说三先生的经学思想虽然不精密，但在初始阶段能有这样的理念，就足以让后世敬畏。 看来，“宋初三先生”在他们的理念中已经有了感性的认识，但还没有提炼出纯粹的理学思想体系，贾顺先先生在其所著的《宋明理学新探》中称：“由于‘宋初三先生’在理学的形成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理论，只是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提出和解决了一些问题，所以《宋史》只将他们三人列入‘儒林传’而未列入‘道学传’。”贾顺先认为，由于三先生没有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是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基于这一点，《宋史》中将他们三人列在了《儒林传》中，而没有放入《道学传》。 石介的性格有如他的名字，年轻时特别的耿介。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二中引用了北宋张师正《倦游杂录》的一段话：“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渎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便以食还，王咨重之。”对于这段话，陈植锷在其所著的《石介事迹著作编年》一书中，将其系在石介23岁那一年。 这一年，石介在南京应天府读书，因为家里太穷，常常吃不上饭，王渎听到后就要请石介吃顿好的，石介却一口回绝，说道：好饭人人想吃，但是吃完后，明天就没这个待遇了。以人的性格，享受容易，吃苦难，由享受转入吃苦更难。所以他觉得自己吃了这顿好饭后，恐怕就再难咽下粗食，于是他坚定地回绝了。 石介撰《石徂徕集》清同治五年福州正谊书局刻本，牌记 石介的这个故事，如果仅读这一段，倒颇为励志，然而他的一生始终以这种姿态面世，正是因为这种性格，不但给自己，也给很多朋友招来了极大的麻烦，说得严重一点，宋朝著名的“庆历新政”，基本上就是毁在了他的一篇文章上。 石介的这篇文章叫《庆历圣德颂》，对于此《颂》的创作动机和经过，欧阳修将其记录在了《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中：“是时，兵讨元昊久无功，海内重困，天子奋然思欲振起威德，而进退二三大臣，增置谏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锐。先生跃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乃作《庆历圣德诗》，以褒贬大臣、分别邪正，累数百言。诗出，泰山孙明复曰：‘子祸始于此矣！’明复，先生之师友也。其后，所谓奸人作奇祸者，乃诗之所斥也。” 当时李元昊缔造了西夏国，最初跟北宋的关系还算不错，而后交恶，宋朝派兵征讨，但却没能战胜西夏。这件事情对皇帝触动很大，他决定要整顿朝纲，以此来重振国威，这就是有名的“庆历新政”。面对此况，石介很是高兴，觉得应该写一篇《庆历圣德颂》来歌颂盛世，同时他也想以此《颂》歌颂对“庆历新政”有贡献的大臣，以贬斥那些阻碍“庆历新政”的佞臣。但石介的这篇《颂》写出来之后，他的老师孙复却跟他说：你快大祸临头了。果不其然，马上有人就用此《颂》来攻击石介。 对于这件事，相应的历史记录还不少，比如当时的田况，在其所著的《儒林公议》中有如下记载：“范仲淹、富弼初被进用，锐于建谋作事，不顾时之可否。时山东人石介方为国子监直讲，撰《庆历圣德颂》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气类不同者恶之若雠。未几，谤訾群兴，范、富皆罢为郡，介诗颇为累焉。” 当时颇受皇帝倚重的范仲淹和富弼，正在努力地开拓新局面，他们的做法当然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击，而石介在其所写的《庆历圣德颂》中，却指名道姓地夸赞范仲淹和富弼。等到《庆历圣德颂》传诵开来，有人就以石介所写此《颂》为借口打击这二人，最终，范与富被赶到了偏远的地方。 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在当时流传颇广，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颂》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辞，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 石介撰《石徂徕集》清同治五年福州正谊书局刻本，卷首 苏东坡还在上小学时，有人把《庆历圣德颂》拿给老师看，东坡站在旁边偷看，而后他问老师此《颂》中提到的这些人名都是什么人物，老师跟他说：小孩子知道这些有什么用！东坡说：他们又不是神，有什么不可以知道的。老师觉得这个小孩子如此的有眼光，于是向他一一讲解，从此东坡就知道了韩愈、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样的人杰。 对此，陈植锷在《石介事迹著作编年》一书中评价到：“在蜀眉州眉山这样僻远的地方，连普通乡村学校一个七岁的童子都能诵习《庆历圣德颂》，足见其当时流传之广。” 那么，为什么这篇《颂》招来了这么大麻烦呢？我们先来看看石介为此《颂》写的一篇序言，该序中有这样一个段落：“皇帝退奸进贤，发于至聪，动于至诚，奋于睿断，见于刚克，陟黜之明，赏罚之公也。上视汉、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间非无圣神之主、盛明之时，未有如此选人之精，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尽，实为希阔殊尤，旷绝盛事。” 石介在此段之前，先回顾了近一段时间内朝中重要人物的更迭，他觉得这是皇帝的高瞻远瞩，夸赞这个举措是进入宋代以来最英明的决定，而后他在该《序言》中又直接点出了范仲淹和富弼的大名：“时君功德，以为无前之休，丕天之绩。如仲淹、弼，实为不世出之贤。求之于古，尧则夔、龙，舜则稷、契，周则闳、散，汉则萧、曹，唐则房、魏。陛下有之。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为宰相谏官者，陛下尽用之。此比云气、草木、蹄角、羽毛之异，万万不侔，岂可翻无歌、诗、雅、颂，以播吾君之休声烈光、神功圣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庙，存于亿万千年而无穷尽哉！臣实羞之。” 石介把范与富比喻成远古至隋唐以来最有名气的大臣，比如萧何、曹参、房玄龄、魏徵等，夸赞皇帝重用这样的贤良之臣，这样的英名决定，必能垂于万古。如果石介只是在这篇《颂》中夸赞一些人则罢了，但要命的是，他还在《颂》的正文中贬斥了一些人，王铚《默记》载有如下一段话：“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以斥夏英公、高文庄公，曰：‘惟竦若讷，一妖一孽。’后闻夏英公作相，夜走台谏官之家，一夕，乘马为毙，所以弹章交上，英公竟贴麻，改除枢密使，缘此与介为深仇。??后卒有投蕃将发棺之事。”这里所说的“夏英公”就是夏竦。 石介在《颂》中指名道姓地骂夏竦、高若讷二人是妖孽，这二人对石介简直是恨之入骨。后来夏竦上了台，当然要报复石介以及石夸赞过的人。其实不仅如此，高晦叟在《珍席放谈》中又称：“时石守道进《圣德颂》，公（竦）怏怏衔之深。岁设水陆斋醮，设一位立牌，书曰‘夙世冤家石介’。”夏竦在做法会时，专立一牌来诅咒石介，足见其痛恨石介到了怎样的程度。 于是，夏竦开始想尽办法进行报复，袁褧在《枫窗小牍》中称：“时韩魏公与范文正公适自陕来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閺者，手录此《颂》进于二公。且口道竦非，为诸君子庆。二公去閺，范拊股谓韩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当时韩琦、范仲淹从陕西返回开封，他们很快看到了这篇《庆历圣德颂》，二人都认为石介的这篇《颂》写得有问题，恐怕要惹大麻烦。 石介撰《泰山书院记》清光绪十五年问经精舍刻《孙明复小集》本，内页一 对于此《颂》，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中做了如下评价：“《庆历圣德颂》，后世莫能定其是非。按《烝民》《韩奕》《崧高》《江汉》，皆指一人为一诗，其词优游，无克厉迫切之意，故曰：‘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抑扬予夺，至此极矣。仲淹方有盛名，举世和附，一旦骤用，出人主意，比仲山甫宜若无愧，颂之可也。而介所讲未详，乃以二十年间否泰消长之形，与当时用舍进退之迹，尽于一颂，明发机键以示小人，而导之报复，《易》所谓‘翩翩不富’，‘城复于隍’，若合契符，宜其不足以助治，而徒以自祸也。”叶适认为石介太过夸赞范仲淹，这正是后来招来祸患的原因。 到了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在评价石介的这篇《颂》时称：“唐宪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颂》以纪功，是其职也。至于贤奸黜陟，权在朝廷，非儒官所应议。且其人见在，非盖棺论定之时，迹涉嫌疑，尤不当播诸简牍，以分恩怨。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 四库馆臣认为，石介称颂国家的功绩当然没错，但是却在《颂》中贬斥朝臣，这不是他应当做的事，而更为重要者，石介所贬斥之人，当时还在世，所以，石的这个做法违反了盖棺定论这个基本概念。后来司马光、苏轼等人引起的笔祸，都是因石介的这篇《颂》而发端者，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对于石介的这篇《颂》颇为反感。而对于四库馆臣的评价，陈植锷则认为：“这是以清代的文化政策去理解宋朝人，诚非确论。” 也正因如此，石介的所为让范仲淹等人认为是他坏了朝中大事，因此，后来余靖、欧阳修等人在向皇帝推荐石介时，范仲淹极力阻止。宋魏泰所撰的《东轩笔录》中载有此事：“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 但对于这件事，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记载，比如《儒林公议》卷下则称：“石介为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专以径直狂激为务，人多畏其口。或有荐于上，谓介可为谏官者，上曰：‘此人若为谏官，恐其碎首玉阶。’盖疑其效刘栖楚也。”看来，不想让石介做谏官的人是皇帝。皇帝了解石介的偏激性格，说如果让石介当了谏官，一旦遇到令石不合心意的事，说不准他会一头撞死在台阶上。究竟是谁阻止了石介任谏官，这件事变得很难判断，但有一点却是真实的，那就是夏竦想尽各种办法陷害石介。直到石介41岁去世时，夏竦仍不罢休，还想借此来打击富弼。 夏竦的做法，首先是命家中的女奴模仿石介笔体，而后篡改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再后来，夏竦借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之事，称在孔家搜出了石介的信。因此，夏竦说其实石介没死，而是被富弼秘密地派往了契丹，富弼则留在朝中做内应，以此来夺取天下。皇帝竟然听信了夏竦的言辞，将石介的妻儿关进监狱，而后皇帝又下诏，准备打开石介的棺木，验证一下他到底死了没有。死后不得安宁，这在古代是十分严重的事。在其他大臣的保奏下，石介的墓总算没有被挖开，但由此可见，石介的这篇《颂》带来了何等严重的后果。 石介撰《泰山书院记》清光绪十五年问经精舍刻《孙明复小集》本，内页二 庆历七年，石介的妻儿被放出了监狱，此时已经家徒四壁，靠韩琦和富弼等人的资助，石的妻儿才得以生活。而直到石介死后的第21年，石介才得以葬回家乡，在其儿子的请求下，欧阳修给石写了篇墓志铭。 从石介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性格之特别，不仅表现在那篇惹了大祸的《颂》上，他还最推崇本朝人物柳开。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一中说：“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极推尊之，其《过魏东郊》诗，上拟之皋夔、伊吕，下拟之迁、固、王通、韩愈，殊为不伦。”王在这里评价的是柳开的《河东集》，渔洋认为柳开的文佶屈聱牙，但石介却大力夸赞，石把柳比喻成司马迁、班固一流的人物，渔洋认为这种比喻不伦不类。 这位柳开虽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文名，却同时也是个酷吏，因为他喜欢生吃人肝。《四库全书总目》在《河东集》提要中说：“开字仲涂，大名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记其在陕右为刺史，喜生脍人肝，为郑文宝所按，赖徐铉救之得免。则其人实酷暴之流。《石介集》有《过魏东郊》诗，为开而作，乃推重不遗余力。绦说固多虚饰，介亦名心过重，好为诡激，不合中庸。其说未知孰确。”这样的一位残暴者，石介却大力夸赞，让人颇为不解。石介还写过《过魏东郊》，诗中夸赞柳喜食人肝事：“两手拿人肝，大床横斗肚。一饮酒一石，贼来不怕惧。”由此可见，石介不但知道柳开喜欢吃人肝，他还在诗中极力地夸赞，可见其与常人的观念相比，确实很另类。 对于石介的业绩，南宋魏了翁在《徂徕石先生祠堂记》中说：“先是天圣以前，师道久废，自先生从孙明复氏，执礼甚恭，东诸生始知有师弟子；自先生覃思六经，排抵二氏，东诸生始知有正学。”按照鹤山先生的这段说法，石介对学术界有两大贡献，一是他恢复了师道尊严，二是他排斥佛、道两家，推崇儒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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