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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在“道”和“德”没有了之后，“仁”“义”开始显现出来。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王的时代，“德”也没有了，就用“仁”，夏商周三代是以“仁”治天下。“失仁而后义”，而到了东周时期，春秋战国的时代，“仁”没有了，则是以“义”来治理天下。在没有了“仁”之后，“义”显现出来。我们看到，在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很多的“义”士。“仁”“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在儒家五常中是极为重要的，是修身、齐家、治国之本。
一、仁者爱人，义者循理 什么是仁和义？在《群书治要·周易》上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就是说仁义是做人之本，“不仁不义”的人，就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人。而古圣先王的教化，其核心也在“仁义”二字，如《群书治要·列子》上说：“圣人之教，非仁则义”，说明圣人教化天下，不是仁，就是义。 仁义是什么意思？在《群书治要·荀子》中讲到：“仁者爱人，义者循理。”“仁”的意思是爱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义”的意思是循理，做事要符合道理和规律。圣人用仁和义来阐明人道，所教导人们的无非是行仁义而已。 在《群书治要·孟子》中，开篇即说道：孟子见于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把利益带给我的国家吧？”孟子答道：“大王！为何一定要谈利益呢？只要讲求仁义就足够了。”我们读圣人的经典，往往未能明了经典的深意，孟子教我们讲仁义，并不是说讲仁义就没有利益，相反，讲仁义必定会有大利。这个大利，我们看周朝，周文王、周武王，他们以仁义立国，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所以，《大学》上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实际上，有仁义必定会有大利。只讲利而不讲仁义，反而会失去利益。 在《群书治要·新语》中，陆贾讲到，“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说明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上策，处理事情要以仁义为根本。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中，更是指出：“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说明乱国的君王，只图扩大其领地而不行仁义，追求地位尊贵而不修道德，这是抛弃所以存在的理由，而趋向所以灭亡的途径。
二、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是众善之首，仁爱思想是儒家的主要思想，也是贯穿《群书治要》始终、最重要的主体思想。魏徵等人在节录经典时，节取了大量关于“仁”的嘉言和故事，强调治国者要修习仁德，推行仁政。 如在《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说道：“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说明为政之道，在于得到人，而得人的方法，在于为政者能修养自身，以德行感召人。修身必须依据“道”，修道要依据“仁”。所谓仁，是指人性以爱自己的亲人为最重要。所谓义，是指事事合宜，以尊敬贤德的人为最重要。 在《群书治要·傅子》中，对仁说得更为详细：“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沟壑然。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欢矣；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无冻馁之忧矣。此三者，非难见之理，非难行之事，唯不内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哉！”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从前，圣人崇尚仁政，是用以来为天下人兴利，利民之事如果尚未兴办，就必须以仁政普济天下。若有不得其所的人，应看作是自己把他们丢弃到沟壑一般。仁爱的人，都将心比心以待人，所以己所不欲，不施于人；推想自己之所求，延及天下之人。推究己心之好恶来尽孝于父母，并延及天下的父母，那么，天下的子女就不会丧失侍奉双亲的准则；把自己对妻子、儿女的爱护推广到天下，天下做丈夫、做父亲的人就不会失去家庭的欢乐；用自己忍受不了飢寒的心情去想天下人之心，天下生灵就不会有冻馁之忧。这三点不是难懂的道理，也不是难办到的事情，只是不能推己之心以宽诚待人。连这些切近的事都不去思考，哪里还会有什么远虑呢？《群书治要·傅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把仁的含义阐发得淋漓尽致。 所以，古圣先王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一颗仁爱之心。在《群书治要·说苑》中说道：“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意思是：“唐尧心怀天下，用心去周济贫民，痛心于百姓的苦难，忧心于众生不能顺利生长。有一人挨饿，他就说：‘这是我使他挨饿的。’有一人寒冷，他就说：‘这是我使他受冻的。’有人犯了罪，他就说：‘这都是我造成的。’他仁爱昭着而正义树立，施恩众多而教化深广。所以即使不加奖赏，百姓也会努力；不施刑罚，民众也会安定。先推己及人，然后施以教导，这是唐尧治理天下的方法啊！” 三、治国之道，贵在仁义 大到一个国家、政权，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其兴盛衰亡，都和其是否能够行仁义有关。《群书治要·汉书》中节录贡禹在其奏疏中讲到：“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从周代成王、康王以来，几乎将近一千年了，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复兴，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抛开古圣先王治国的法度，而听凭自己的心意去做，才使得奢侈畅行而仁义荒废啊。在《群书治要·六韬》中，姜太公还说道：“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即道义胜过私欲，国家就昌盛；私欲胜过道义，国家就衰亡。 在《群书治要·孟子》中说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家（原注无家字）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内（原注无之内二字）；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说明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他们丧失天下，是因为不行仁政。诸侯各国的衰落与兴盛、生存与覆灭亦是同样道理。天子如果不仁，就保不住天下；诸侯如果不仁，就保不住国家；卿大夫如果不仁，就保不住宗庙；士人和百姓如果不仁，就保不住自己身体。 《群书治要》中多次提出，为君者能够行“仁”，百姓自然就能“行仁”，在《群书治要·礼记》中孔子说：“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告诉为君者，如果他能够崇尚仁德，那么下属就会争先恐后地去做仁德之事。在《群书治要·礼记·大学》中说道：“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尧舜用仁爱统治天下，民众就随之实行仁爱；桀纣用凶暴统治天下，民众就随之逞凶施暴。 在《群书治要·新语》中，还记载了一个周文王行仁的故事： 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朽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 这个故事讲的是，周文王建造灵台，修建池沼的时候，挖地挖出了一具死人骨头，管理修建的官员把这事报告文王。文王说：“给他改葬。”官员说：“那是无主的尸骨。”文王说：“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人的主人；拥有一国的人，就是一国的主人。寡人本来就是他的主人，你还到哪儿去找他的主人？”于是叫那位官员备办寿衣棺木给他改葬。天下的人听到这件事，都说：“文王真是贤君啊，连朽骨都受到他的恩泽，又何况是活着的人呢！”有人得到珍宝但给国家带来灾难，文王得到枯骨，以此表明他仁爱的诚心，因此天下人心归向啊！ 因此，《群书治要·孟子》讲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说明只有仁德的人应该处于统治地位，没有仁德的人如果处于统治地位，就会将其不良行为传播给民众。
四、失仁后义，义者循理 夏商周三代，是以“仁”治理天下，到了春秋战国的时代，大部分人都不讲“仁”了。“失仁然后义”，义就是循理，依照道理和规律来办事情，在春秋战国时代，王道不行，但是人们还讲道义。虽然出现了臣弑君的事情，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讲“义”的。 什么是义？《群书治要·荀子》中讲道，“义者循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言行合情、合理、合法，这称为义。《吕氏春秋》中说道：“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之所在也。”意思是：义是万事的准则。君臣、上下、亲疏都是因它而起，它是治乱、安危的关键所在。 在《群书治要·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鲁昭公十五年，晋国荀吴率领军队攻打鲜虞，先包围鼓城。鼓城人请求举城背叛鲜虞投降（晋国），可是荀吴不答应。这时，左右部将就说：“不费一兵之力，就能得到一座城池，将军为何不同意呢？”荀吴说：“我听叔向这样说过：‘如果你的喜好与厌恶没有错失，民众就知道他们该向何处去，这样，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若有人带着我们的城邑叛变投降，这是我们极其憎恶的；别人带着城邑背主来降，我们自己却为什么喜欢呢？如果赞赏我们很憎恶的，对所喜欢的该怎么办呢？如果不加赏赐，这就是我们失信，用什么来庇护民众？力量可以就进攻，否则就撤退，总之必须量力而行。我们不可因为想得到城邑便趋近于奸诈，那样所失去的更多。”于是荀吴就派使通知鼓国人，先杀死谋反的人，然后加强守备。晋军一连包围鼓城达三月之久，鼓城人又准备开城投降，并且派投降代表拜见荀吴。荀吴说：“看鼓城人的面色，就知道城内还有食粮，你们暂且加固、守卫你们的城池！”这时，一位晋国军官（很不理解地）说：“能获得城池却不接受，偏偏在这里劳民伤财而按兵不动，如此又怎样奉事君王呢？”荀吴说：“我正是以此奉事君王。假如得到一座城池，却使百姓变得怠惰，那要这座城池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得到城邑招来怠惰，还不如保持原本的状态。招来怠惰不会有好结果，抛弃原来的状态就会不吉祥。鼓国人能事奉他们的国君，我也能事奉我们的君主。遵循正义而不违背，端正好恶而无差失，城池既可得到，又能使民众明白正义之所在，从而拼死效命于晋国而没有异心，这不是很合适吗？”后来鼓城人告知晋军说，城内粮食已吃完，百姓力气已用尽，晋军才占领该城。荀吴攻取鼓城后率军凯旋而归，没有杀死一个鼓城人。 我们从这里可见，当时虽然处于乱世，但是仁义之道并没有失掉。在《群书治要·国语》里面，还讲到一个故事： 晋武公攻打翼国，杀死哀侯，劝阻栾共子（不要抵抗），说道：“如果你不死战，我把你封为上卿，执掌晋国政务。”栾共子辞谢说：“我听说：‘人为三个人而活着，侍奉他们始终如一。’父母生育他，老师教诲他，君王给予他爵禄。只要是这几件事，就应以死相报，这是做人的原则。臣岂敢为了私利而抛弃做人的原则呢？您又用什么来教导人呢？如果我跟随君主却有二心，您怎么会任用我呢？”于是战斗至死。 在《群书治要·论语》中，夫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就是说，志士仁人，不为保全生命而损害仁义，宁肯牺牲生命以成全仁义。 实际上，像栾共子这样的义士，春秋时期有很多。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仁人志士，更是层出不穷，如南宋时期的文天祥，就用生命为仁义做了最好的注解。他的绝笔文写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正是有无数这样的仁人志士，中国文化才能够传承几千年来，薪火不断。 五、以仁为本，以义治之 魏徵等人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是仁义，其次才是法律制度。 在《群书治要·司马法》中讲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古圣先王治理天下，真正以仁爱为怀，以道义来治理天下，因此天下太平。 在《群书治要·文子》中也讲到：“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见其终始，可谓达矣。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末后本，谓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辅义；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仁义者广崇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意思是：有学问的人，能够明白天和人的职分，知道治和乱的根本，能预见事物的发展和结果，这就可以说是通达了。治国的根本是仁义，其次才是法律制度。先根本后其次的人，称为君子；先其次后根本的人，称为小人。法律的产生，是为了辅助道义推行的；如果重视法律而抛弃仁义，这是重视帽子和鞋，却忘记了自己的头和脚。仁义宽广高大，不增加仁义的厚重，却只扩张其广度的做法，会毁坏仁义；不扩张仁义的基础，却仅增加其高度的做法，会使仁义倾覆，所以没有大的栋梁，就不能承担重负。 《群书治要·文子》里面还说道：“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有罪有仁义（有仁义原作不失仁心）者，必见信。故仁义者，事之常顺也，天下之尊爵也。虽谋得计当，虑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其事有离仁义者，其功必不遂矣；言虽无中于策，其计无益于国，而心周于君，合于仁义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当，不若舍趣而审仁义也。” 意思是：有功但却丧失了仁义的人，就会被怀疑；有罪却不丧失仁义之心的人，一定被人信任。所以仁义，是事物的自然之性，是天下最为尊贵的品德。即使计谋得当，事先考虑如何预防祸患而祸患也得以消除，想使国家得到发展时就能实现发展，但如果所从事的事有违背仁义的地方，其功业是一定不会圆满实现的；出言虽不能提出好的策略，计谋也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一心为君主着想，而且符合仁义，他就一定能有安身之处。所以说，与其要求每次言语都得当，不如根据仁义来选择自己的做法。 同样是行仁，不同的人动机却不一样。在《群书治要·礼记》中就讲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利仁强仁，功虽与安仁者同，本情则异也〕。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功者，人所贪。过者，人所避〕。”意思是：孔子说：“仁爱有三种情况（指安仁、利仁、强仁），三种仁爱之举的外在功效虽可能相同，但其内在心情（动机）却各不相同。即使与仁爱者有同样的外在功效，其施行仁爱的内在心情（动机）却难以知道。等到与仁爱者出现同样的过失之后，其施行仁爱的动机便可以知道了。真正的仁爱者是安适自然地去施行仁爱；聪明的人是知道施行仁爱对自己有利而去施行仁爱；畏罪的人心存畏惧，也会勉强地去施行仁爱。” 因此，在《群书治要·论语》中，孔老夫子多次提到“仁”，说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要自己想要仁德，仁德就会到来。又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己，约身〕。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日犹见归，况终身乎〕。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善在己，不在人〕？”意思是颜渊问怎样实践仁德，孔子说：“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合于礼，这就是仁，一旦自己能在一天中克己复礼，整个天下就会回归到仁的境界。实践仁德完全在自己，难道还靠别人吗？” 中华文化之所以几千年绵延不息，正是因为有无数的仁义志士前赴后继、为之献身的结果。在《群书治要》中，许多明君忠臣都堪称“仁义”的模范。《群书治要》一书处处散发着仁爱思想的光辉，尤其对于明君贤臣的仁义之举和古人阐发仁义的言论，节录很多，深刻体现了魏徵等人以“仁义”治国的政治主张。（邵阳后学肖祥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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