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归三代之治 知识分子们对王莽“重制礼乐”这一浩大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忱和拥护，著名学者扬雄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患有严重口吃的扬雄，40岁那年离蜀入京，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历经三代皇帝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黄门郎，多年来一直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元始四年，扬雄已近六十岁。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他正在撰写新著《法言》，怀钱十万来到长安，希望他能够在书里拨几个字给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结果却遭到了拒绝：“商贾们没有仁义的行为，就如同圈里的猪羊，怎可随便载入书中！” 吝啬的扬雄，却罕见地在《法言》里为王莽留下了一大段文字：“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扬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眼里，王莽勤于王事，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和象刑，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一样的伟大人物，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 这番话确实是扬雄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下面这些人的肺腑之言：《春秋》权威左咸、《诗》权威满昌、《易》权威国由、《书》权威唐昌、《礼》权威陈咸、《乐》权威崔发…… 所以，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当汉平帝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岁末神秘病倒；当王莽效仿周公当年愿意代周成王去死的祈祷方式，表示愿意代平帝去死；当平帝最终神秘去世；当王莽严格按照周公时代的古礼为平帝操办了丧葬仪式之后—王莽的政治生涯的巅峰，和整个汉帝国儒家知分子们的政治理想国的巅峰，同时来临了。 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帝位。 整个长安城都笼罩在欢乐的海洋里，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击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胸口， “禅让”终于在当代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已然诞生，一个崭新的周公时代来临了！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被迅速组织了起来，被派往帝国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已经做了皇帝，以及他是如何地天命所归，无可推辞。 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也迅速拉开了序幕。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张邯和孙阳呈上来的一份提案。他们建议恢复上古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 《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描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都要平均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拥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却没有占有权，国家则向农民征收租税和摊派徭役。秦汉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竭力呼吁恢复井田制，因为土地私有制是导致兼并的万恶之源。董仲舒、孔光、何武、夏侯信、鲍宣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儒们，都是井田制的忠实拥趸。可惜武帝也好，宣帝也罢，都丝毫没有复古的意愿。 王莽刚刚做了皇帝，儒家知识分子们又马上抛出了井田制的提案，其心情之迫切可以想象。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言人，王莽没有理由不批准这份提案，这其实也是他“盛世梦”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份石破天惊的诏书很快出炉了：“天下的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则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于非议井田圣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 在再现三代盛世的光辉这个伟大理想上面，王莽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所以他坚信《周礼》的真理性。但对《周礼》的极端崇拜，也自然而然意味着，他主导的这场社会改造运动，是完全没有任何创造力的。 出炉的第二条新政，是关于解放奴婢的。 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汉末已高达380多万，占全部人口的15%。不过对王莽而言，奴婢数量对国家经济，尤其是对税收所产生的冲击并不是他解放奴婢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动力，其实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当中的人本思想。王莽早年曾逼着杀死家奴的儿子自杀，如今又极力推行奴婢解放，禁止买卖奴婢，可见他那些愤慨的指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显然是发自肺腑的。 第三条新政，是关于币制改革的。这次币制改革的另一笔政治账，同样来自西周盛世的成功经验。同时代的名儒师丹曾经说过：“古者以龟贝为贵，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师丹的这番高论确实无可理喻，但对王莽而言，却显然属于真理，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不就是龟、贝吗？所以，在退出货币体系数百年之后，龟、贝再次在新莽时代死灰复燃。 第四条新政，是关于行政改革的。 汉代的行政体系继承自秦代，而秦代政治早已被儒家知识分子们“论证”为亘古未有的暴政。所以，许多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王莽在空寂的皇城里燃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独自虔诚地翻阅着上古时代的那些儒家经典著作，寻找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官职和地理名称。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许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王莽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一一从《周礼》、《王制》这些古圣贤的名著里刨出来。 第五条新政，是盐、铁、布帛等主要工商业的国有化。理论依据仍然是儒家经典著作。如名儒鲁匡提议酿酒业国家控制的理由就是：“根据《诗经》的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控制在政府手里；孔子也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 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当饭吃 王莽虔诚地按照《周礼》的指导思想去治理这个混乱的国家，但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盛世没有来，乱世却更乱了。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破产，那些支持王莽登基的人群开始慢慢发生分化。儒家知识分子仍然鼎力站在王莽背后，但豪族们却悄悄退出了—王莽迫切地希望能够解决汉帝国积弊了近百年的流民问题，寄厚望于土地改革，但结果却是恶劣的，流民们仍然是流民，握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们却为了利益走到了王莽的对立面。 地皇四年的秋天，叛军逼近洛阳。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地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本末。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问毕，他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洛阳被乱兵剁成了肉酱，他留在史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供当地百姓练习脚法，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推翻新莽政权、剁碎王莽的乱兵，其一是无地的流民，其二则是以南阳刘秀为首的豪族。而儒家知识分子们与王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王莽的失败，后世多归结为其新政不合时宜，这种评价是极不公正的，因为王莽所面临的难题，在当时几乎无人可以和平解决—在西汉末年漫长的蝗灾与饥荒的背后，是人口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在土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没有明显提升的条件下，汉帝国的人口却较之文景之治时代增加了六倍。生产力无力负担生殖力的后果，是大面积垦荒潮的出现；无节制垦荒的后果，则是环境的大破坏；环境的大破坏随之引发大规模的蝗灾；大规模的蝗灾随之再度削弱生产力……整个汉末的农业生产生态，一直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不是王莽和他的“井田制”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是他的“精神文明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精神文明填不饱民众的肚皮。 王莽和他的新莽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新莽政权诞生的背后，承载着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这一政治理想，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帝制时代，最开明、最民本的政治理想，或者说是最有道统担当感的政治理想—当然，后人不免指责其政治理想依附于“天人感应”怪力乱神，这种指责貌似有道理，但当代西方之主流政治理念，又何尝不依于“耶教”精神，何尝不同属“怪力乱神”？ 新莽王朝的溃败，是儒家政治理想从此走向犬儒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此有着深度的认识：“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王莽改革的失败，遂使得后来的政治家们“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而真正将“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导入歧途的，则是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自王莽新政之后，儒家专注改良，不再革命 |
|
|
来自： liuhuirong > 《秦漢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