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罗洪的一个世纪

女作家罗洪的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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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27日，女作家罗洪（1910-2017）以108岁的高龄离世，至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闪耀并震撼中国文坛的女作家全部作别世界。我和罗洪有过一段交往，她和蔼可亲的大家风范令我终身难忘。罗洪是松江人，但与苏州颇有渊源，在苏州求学成长，第一篇作品发表在苏州人创办的刊物上，与苏州的关联自然离不开“档案”两字，苏州市档案馆馆藏教育档案里有着罗洪和她的先生朱雯的“青春留痕”。

　　与朱雯的《恋人书简》

　　罗洪出生松江，作为家中长女，自幼深得祖父母、父母喜爱，下有妹妹与弟弟，家庭和美融洽。她的父亲曾到日本读过两年大学医科，还翻译过有关医药方面的书籍。罗父留过洋，思想开明，又喜爱文学，家里有了不少诸如《红楼梦》之类的中外名著，罗洪自小“生吞活剥地读了一些”。从江苏省立二女师毕业后，罗洪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文学的她喜欢名为《白华》的旬刊，时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朱雯是负责人之一，于是她与编辑部联系订阅时，就与同为松江人的朱雯联系上。《白华》因经济问题而停刊，朱雯转而为《苏州生活》编辑文艺副刊，罗洪也将自己创作的三篇散文寄给他，请他指点。朱雯对其中一篇《在无聊的时候》评价很高，说“我倒喜欢那篇《在无聊的时候》，因为其中很有许多是超脱的话，我有几个女友，也能写文章，可是写出来的文章，一望而知是女性的，全然不脱那副忸怩的体态，很有许多脱不出少女的风情。而你却别具天才，能把超女性的思想融入文章里，真使我佩服之至”。朱雯把这篇文章推荐到常熟人曾朴创办的《真善美》月刊上，这也是她第一次用罗洪之名发表的文章。她用罗洪的笔名纯属巧合，写好文章后，就想取个笔名，因为喜欢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就取个罗字，那天刚巧桌上放着画家洪荒的画册，便取个洪字，从此以罗洪行世。
　　因为文学，罗洪与朱雯开始频繁通信，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朱雯在一封信中说“知道你几年在苏州，而我亦差不多同时来的，却到今朝才得拜见芳颜。呜呼，老天之作弄人也亦云‘惨’矣”。他们的通信始终贯穿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与交流，恋情因文学而燃烧，也因文学而升华，可以说文学与爱情伴随着他们的一生。《恋人书简》见证了他们“从文学到恋爱”的浪漫旅程，收录了他们自1930年3月4日到8月9日的109封书信，五个月的时间里鸿雁密集，频传于苏州、松江两地，倾诉着他们的文学梦想和思恋之情。苏州无疑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朱雯在信中经常说着苏州的好。朱雯、罗洪夫妇与钱钟书、杨绛夫妇之间也因与苏州与文学的缘分而结下深厚友谊，钱钟书曾在苏州桃坞中学读书、杨绛则在苏州完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钱钟书称罗洪为“真奇才”的女作家。2011年，已届百岁的杨绛热情地为《恋人书简》题写书名，还给罗洪写了一段俏皮话：“你写得一手好笔，却要我出丑。我学着猪八戒说‘独把老猪出丑’。我的阿姨小吴见了我的字……不断地指责：‘太死’‘带草点行么’‘太呆板了’‘字大小不均’，后来她说，‘算了，也写不好了！’。你说气人不气人，你听了必大笑也。祝你一切都好。我今年一百岁了，你属鸡，一百又加一，你准比我长寿。”杨绛一语成谶，她确实比罗洪早走一年。罗洪也为时隔八十年再版的《恋人书简》留下了“青春留痕”四个字。青春，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充满幻想、萌动爱情的美丽岁月；留痕，每个人在行走世界时留下的印迹，“青春留痕”回响着两个少男少女的青春咏叹调。1932年春季，罗洪与朱雯步入婚姻的殿堂，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等好友参加婚礼。他们从文学知音结为终身伴侣，开始了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

　　刻画为衣食奔走的“芸芸众生”

　　婚后，朱雯和罗洪回到家乡松江，经岳父介绍，朱雯进入松江中学任教。他要求罗洪暂时不要工作，说“时间宝贵，应该投入到阅读、写作上去，同时要管理家务”，希望罗洪“不要沉在家务里，家务事应该请个人帮忙”。这样贴心周到的考虑，自然使罗洪大为感动，也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与才华，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春王正月》于1937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在《春王正月》这部小说里，罗洪塑造了乡村大地主程之廉转型为民族资本家的形象，程从盗匪丛生的松江乡镇迁移到上海开设绸缎店铺，走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之后他又投身投机市场，企图从买空卖空的交易中获得暴利，结果遭遇破产的命运。当他与另一个民族工业家合伙购买路边农田，企图开辟公路谋利，作最后一搏时，却被南京政府官员玩弄于股掌之中，输得一败涂地。作者以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抬头为时代背景，讲述程之廉转型的艰难与失败，描写了那些因程之廉绸缎店破产而导致损失的小市民储蓄户形象，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本小说还没有全面发行，怎奈抗战全面爆发，他们带着朱雯的母亲和妹妹及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路内迁。由于做好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他们不怕艰难险阻，总是情绪昂扬，文思“汹涌，只要停留下来，即使没有桌子，我们也会在木板上、手提箱上，书写起来。这段时间，写的都是散文”。罗洪的作息时间随孩子安排，孩子白天休息，她也跟着休息一会，晚上孩子入睡，她就开始写作。当年最小的孩子才半岁多，试想克服多大的困难才能做到，没有对文学艺术热爱之情恐怕很难做到。罗洪夫妇从上海到长沙，又辗转到桂林，直至局势稍微稳定，重回上海。
　　朱雯继续在松江中学教书，而罗洪在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家务之外，依旧沉醉在文学创作之中，她说：“安排好家务，在这方面少花时间，以便有时间写作。这些位置不摆好，心里不会平衡，成果也出不来”。她统筹安排家务与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后死者》，发表在钱君匋主编的《文艺新潮》上。之后又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上发表小说。罗洪是典型的内敛的江南女子，文静而秀气，理性而温厚，战争中失去了年幼的女儿，她经受磨难，在孤岛上海挣扎生活，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依旧不忘拿起手中的笔，观察生活，记录历史，刻画为衣食奔走的“芸芸众生”，有批评有颂扬，那部写于抗战期间的《群像》小说选表达了一个爱国女作家的爱憎分明、是非善恶。
　　1948年，赵景深看到罗洪的《鬼影》《这时代》两部短篇小说集时，称赞她“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认为她的写作经历了“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的过程，希望罗洪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写出更多的社会小说。罗洪的另外一个好友施蛰存在《罗洪其人及其作品》一文中评论她的小说题材在战前战后有所区别，但创作方法仍然一脉相承，评价她是一位“侧重于性格塑造的现实主义作家”，擅长用细致的笔调刻画人情世态，她的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正好说明了文如其人这一条古今中外的文学原理”。
　　罗洪因文学而与朱雯走到一起，她的一生似乎为文学而活。自从她发表《在无聊的时候》一文后，她的文学激情高涨，才思喷涌，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等三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夜深沉》一部，《逝去的岁月》《儿童节》等十二部短篇小说集，《流浪的一年》等四部散文集，其中《往事如烟》散文集是她与朱雯合著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是他们从文学到恋爱再到文学的见证。2009年，罗洪创作了短篇小说《磨砺》，称其“老树新花，宝刀不老”一点不为过。
　　“我这个人一生一世就不淡泊，名啦利啦，不看重，无所谓”，罗洪如是说。或许正是因为她的内心如此恬淡，其生命才如此绵长，跨越了一个多世纪。1930年她在给朱雯的信中幻想未来的生活：“我们一起相对着写作，读书，以及做许多工作；余下的时间，一同漫游，任性作一切有味的事。我俩是同心同意，全不缺少一颗孩提的活泼的心，有各种兴致来使我们的生活有生气”。罗洪与朱雯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平凡的家庭生活因文学而丰富多彩，相爱的人也因共同的志趣更加幸福，而今他们“双燕又还家”。
　　苏州是她难以忘怀的地方，她曾在给我的信中感叹因为年事已高无法再旧地重游。但她始终关心苏州的文艺工作，当得知陆文夫先生过世后，就来信询问《苏州杂志》的近况，便告诉她杂志已由女作家范小青负责，相信会越办越好。在一次文化活动时巧遇范小青，向她转达了罗洪对《苏州杂志》的牵挂。不久又收到罗洪的书信，说收到新出的《苏州杂志》，感觉还不错。她还对我的一篇所谓小说提出宝贵意见，肯定小说“叙述语言简洁清新，善于处理故事情节”，同时也指出其中某个人物“给读者形象方面的感受似乎少了点”。她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后辈的教导令我难以忘怀。如今罗洪带着一个多世纪的故事走了，再次翻阅她的书信，见字如“面”，斯人远行，唯有道德文章传千古。
　　▲文/沈慧瑛图/陶开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