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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王朝的强盛与兴衰固然有其内部与外部的因素，但与最高统治者在用人方面能否知人善任、广纳人才有着极大的关系。本文试就成吉思汗这一历史人物在用人方面的所作所为，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还其本来历史面目。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 金大定十一年（1171），成吉思汗的父亲、蒙古尼伦部首领也速该被塔塔儿部毒杀，孛儿只斤氏势力大衰，丧失了对尼伦部的统治权力。成吉思汗为了家族的复兴，深知能否正确发现与使用人才是关系到自己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为此他每时每刻都在注意发现来自不同阶层的人才，以便在自己身边聚集一批冲锋陷阵和出谋划策的勇士及谋臣。所以在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中，他以广阔的心胸争取了很多同盟者。成吉思汗在培养发现人才方面的特点就是不限于某国某民族及门第高低，实行了一条任人唯贤的路线。在他的文臣武将中既有贵族和儒士，也有平民和奴隶；有他亲手培养起来的将帅，也有俘虏来的敌方勇士。 要想用人，首先必须有知人之明。成吉思汗的第一个伴当是他在患难时结交的博尔术。他发现博尔术“志意沉雄，善战知兵”，并能“语及政要”，于是委以重任，任命他终身为怯薛长。他跟随成吉思汗“征伐四出，无往不从”{1}，功封为右翼万户长，成为其最亲信的将领，为大蒙古国的开创立下汗马功劳。成吉思汗曾这样评价过他：“今国内平定，多汝等之力，我之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2}博尔术的发现与使用足以证明成吉思汗具有识才之慧眼。成吉思汗最杰出的将领应是奴隶出身的札剌亦儿人木华黎。他随成吉思汗屡立战功，每次战斗均“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入阵”，往往使敌人“僵尸百里”{3}，后因功被封为左翼万户长，深受成吉思汗和蒙古将士的敬佩。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对他又“昭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并“赐誓券、黄金印”，并下谕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4}把经略中原的重任委托之。木华黎为蒙古帝国驰骋疆场，攻城拔寨，给予金朝以毁灭性打击，并在安定北方人民生活和恢复社会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胜利西征和迅速统一中国北方，这与木华黎的功劳是分不开的。可以认为，木华黎是大蒙古国时代仅次于成吉思汗的另一英雄人物。博尔术和木华黎的发现与任用，充分体现了成吉思汗在发现人才方面的特点；他培养的幼苗，不但阻抗了漫天风沙对自己的侵袭，而且自己也品尝到了果实的甘甜。 成吉思汗知道，要征服蒙古诸部，必须有一支忠诚于他的军事骨干力量，为此他特别注意从小培养绝对忠实的勇士。他把从敌营盘里拾到的幼儿送到母亲处教养，以便成为他日后“白天的眼睛，夜里的耳朵”。{5}著名的最高断事官失吉忽秃忽和猛将博尔忽、曲出、阔阔出等人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从小发现与培养人才是成吉思汗用人的一个特点。 所谓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首先在于他能够知人、用人、不拘一格地发现和使用各种人才。它不仅培养发现本民族人才，而且眼界开阔，对其他民族的有识之士也四处网罗，引为己用。所以在与他共同创业的战友中，有西域人和西夏人，还有大量的汉人及契丹人，他们为大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成吉思汗战功卓著的文臣武将中，塔塔统阿、阿剌瓦而思、哈剌亦哈赤儿鲁、燕真、塔本、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札八儿火者、曷思麦里、铁哥术、孟速思、岳璘帖穆尔等人是中亚人；昔里铃部、察罕、也蒲甘卜、小丑等是西夏人；耶律阿海、耶律留哥、石抹也先、移剌捏儿、高奴、耶律秃花、耶律楚材等是契丹人；郭宝玉、张柔、史天倪、刘柏林、石天应、张拔都、刘敏、张荣、谢睦欢等是汉人；还有拓跋人按札儿；女真人粘合重山等。史称成吉思汗“猛将如云”和“谋臣如雨”{6}，正是由于成吉思汗和他网罗来的不同阶层、民族的大批勇将谋臣一道奋斗，他才能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绩”{7}。 一个人不仅有识才之能，而且还能量才用人，用其所长，方可称为善任。成吉思汗对他手下战将谋臣的长短之处了如指掌，所以使他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使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成吉思汗在使用人才方面最典型的一例是任用哲别。哲别原与成吉思汗为仇，并在阔亦田之战中射杀了成吉思汗的良马，后归降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能容人之过，对其加以重用。史载：“汗知其勇，命为十夫长”，后“以功历擢为百夫长、千夫长，终为万夫长”{8}。哲别机智善战，所向无敌，是个攻无不克、百战百胜的将军。他一生先后攻乌沙堡，破乌月营，克大水泊，袭野狐岭，战会河川，取居庸关，夺东京城，灭西辽国，败俄罗斯联军。由昔日的宿敌而变为今日搏杀的猛将，这是成吉思汗正确使用人才的结果。“四狗”{9}之一的速不台也在统一战争中颇有建树，这是由于成吉思汗充分发挥了他攻城善战的特点。速不台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使敌人闻风丧胆，尤其是他同哲别率蒙古铁骑所向披靡，纵横驰骋于欧亚大陆，使他与蒙古族的威名震动了半个世界。 成吉思汗选拔将帅有一特点就是量才录用，根据其人的才干而委以不同的职务，以便充分发挥其作用。唵木海善以火炮攻城，成吉思汗既利用之。史载：“唵木海……与父孛合出俱事太祖，征伐有功。帝尝问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对曰：‘攻城以炮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故也’。帝悦，即命为炮手。岁甲戌，太师国王木华黎南伐，帝谕之曰：‘唵木海言，攻城用炮之策甚善，汝能任之，何城不破’。即授金符，使为随路炮手达鲁花赤。唵木海选五百余人教习之，后定诸国，多赖其力。”{10}张荣是归降的汉族将领，当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征花剌子模“至西域莫兰河，不能涉时，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舟。……荣请以一月为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济河。太祖嘉其能，而赏其功，赐名兀速赤。癸未七月，升镇国上将军，炮水手元帅。”{11}这种量才用人的方针，实现了成吉思汗预想的一切军国大计。 打天下不仅需要善战的猛将，也需治天下的英才。成吉思汗在注重选拔使用军事将领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使用文臣儒吏。杰出的历史人物耶律楚材可谓是最典型的一例。耶律楚材是辽朝皇室后裔，为金朝官吏，1215年蒙古军攻占金朝燕京时，成吉思汗发现被俘的耶律楚材是个“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下笔成文”的人才，即“一位深明汉土经义的学者”{12}，这就引起了他的特别器重。耶律楚材才华横溢，有一套经邦治国的谋略。善造弓者常八斤曾对成吉思汗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深刻指明：“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治天下匠”一语，道出了他的政治抱负，更加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敬重，认为他是一个应予重用的难得人才，如成吉思汗曾当着耶律楚材的面对三子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13}应当指出，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多有建树。在蒙古统治者面对新征服地区中的生产方式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他为大蒙古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政令，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大蒙古国的社会形态及时跨入封建社会的大门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可称为蒙元一代社会制度的奠基人。史书记载：“耶律楚材为相，定税赋、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14}还有记载：“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15}这就是他的功绩所在，但其中的一份重要功劳理应归功于发现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成吉思汗。又如，当成吉思汗得知维吾尔俘虏塔塔统阿是个“乃蛮大敭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的人才时，就“令居左右”加以重用，自此大蒙古国“凡有制旨，始用章印”；当成吉思汗又看到他“深知本国文字”时，就“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16}，并且“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吾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17}从此蒙古族开始有了自己使用的文字，使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再如，郭宝玉是唐朝中书令郭之仪之后裔，他“通天文、兵法，善骑射”，不但为成吉思汗骑马打天下，而且还出谋划策，制定了许多律令。他向成吉思汗建议：“建国之初，宣颁新令。”国家“于是颁条画五章，如出军不得妄杀；刑狱唯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军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军；汉人有田四顷、人三丁者起一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台与军户同；民匠限地一顷；僧道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者悉行禁止……”{18}史实证明郭宝玉的功绩就在于他使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逐步健全并规范化，从而为大蒙古国向封建社会的迅速过渡创造了基本条件。 成吉思汗认为选拔使用将领除机智、勇敢和忠诚之外，还需爱护军士，珍惜马力，否则不能委以重兵及专征之任。如他评价者勒蔑之子也孙帖额说：“诸将之勇，无过也孙帖额，终日站而不疲，不饮不食而不饥渴，然不可使为将，以其视人犹己；士卒疲矣，饥渴矣，而彼不知也。”{19}因此之故，“不可使将兵”。他认为，“凡为将者必须能感饥渴，推己及所将之士卒，应使军行有节，爱惜士马之力。”{20}成吉思汗对将领的认识与使用，充分体现了他的任将标准：“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趫捷者，使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21} 这种任贤使能、量才用人、不问出身、不计个人恩怨的用人政策，使成吉思汗周围出现了一批替他攻城略地、出谋献策的武将文臣，在统一战争中，他们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正是由于成吉思汗对人才能够正确使用和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他才获得了统一蒙古草原的最后胜利。 二 人才确实可贵，所以用才也须惜才；善用人才者，也必然是惜才者。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也是颇为突出的。 成吉思汗十分关心将士，在战斗中将士负伤，他常亲自探望并付以善药。史载：他的部将朔鲁罕“与金人战于野狐岭，中流矢，战愈力，克之。既还，拔矢，血出昏眩，帝亲抚视，傅以药……”{22}在自己的将领生命遭到危险时，成吉思汗并不保全自己，而是跃马陷阵，以解战友的险情。如猛将不鲁罕罕劄“以其军与太赤温等战，重伤坠马，帝亲勒兵救之”。{23}这种关心伤员、亲付善药、临阵救急的精神，使他得到了将士们的信赖与支持，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成吉思汗对将领的功过是非，并不简单从事、轻率处理，而是让其从胜利中总结经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失吉忽秃忽是成吉思汗抚养的义子，很受他的喜爱与赏识。1212年蒙古军西征时，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一支主力军在八鲁湾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成吉思汗闻败讯，怒而不形于色，仅语忽秃忽，谓其狃于常胜，未受挫折，今遭此败，当以为戒。”尔后，“成吉思汗即下令整军疾驱，……至八里湾战场，汗以不善择地切责之”{24}，帮他找出了失败的原因。成吉思汗就是这样从胜利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将领们的军事指挥才能。 成吉思汗从不视将士的性命为儿戏，为减少伤亡，每次“用兵之前，必须检阅其队伍，审视士卒之兵械”{25}，并亲临前线，视察阵地，以制定出正确的作战计划。如在进攻中亚撒马耳干城时，“成吉思汗花一两天的时间，亲自巡视城池，观察城垣、外堡和城门”。{26} 成吉思汗爱惜人才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从大事着眼，对一些小事也时刻注意。如1217年速不台追击蔑儿乞部时，他再三告诫：“……跋山涉水，往遥远的地方去，要爱惜乘马，要节省给养，要先有充足的准备！如果马匹损伤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给养不够了，节省也晚了。遥远的那个路上，野兽是很多的，不要只顾捕猎野兽，忘记了行军……平常行军时，军士骑的马匹，要把鞍輶脱去，要缓缓地前进。”{27}正是由于他的及时告诫，才使蒙古铁骑横扫一切，踏破了欧亚大陆的此疆彼界。 成吉思汗虽然爱惜人才，但绝不一味姑息迁就，他执法不阿，绝不徇私枉法。如成吉思汗击灭世仇塔塔儿部时，他的叔父阿勒坦、答里台和堂弟忽察“三人违反了军令，抢夺财物，未能实践誓言，未能遵照军令，成吉思合罕使哲别、忽必来二人去没收了他们抢掳的牲畜和财富”{28}，并惩罚了他们，以肃军纪。别勒古台是成吉思汗的兄弟，在一次战斗中不慎泄密，使军队遭到损失。事后成吉思汗秉公处理，当众宣布：“此后，不准别勒古台参加大会议，……会议完毕，饮酒以后，别勒古台……才可以进来。”{29}成吉思汗没杀过一个功臣，也没有一个将领谋臣背叛过他，这在中国历朝开国史上是决无仅有的。 正是由于成吉思汗这种任人唯贤、赏罚严明的工作作风，使蒙古军队具有铁一样的纪律，并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史载：“军队的检阅和召集如此有计划，以致他们废除了花名册，用不着官吏和文书。”{30}严明的军纪，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而成吉思汗关心将士、爱惜人才的作风，又培养了部下为他尽职尽忠的精神。 历史告诉我们，成吉思汗的统一战争，深受广大军民的支持与拥护，这主要表现在将士们对他的关心及爱护上。如成吉思汗一次“遇泰亦赤兀人十二骑，铁木真独与战，敌骑十二矢并发，伤其口喉，痛甚昏坠马。不儿古勒（博尔术）燃火热石，投雪于石上，引铁木真口，以蒸气熏之，及凝血出，呼吸遂通。”{31}同时一些敌对部落的人们也常为他传递情报。例如1210年，札木合纠集了一些部落，欲进击成吉思汗，可是“豁里歹去把这个消息报告了住在古连勒古山的成吉思合罕”{32}，使他有准备地大破札木合联军。又如王罕之子桑昆欲谋袭成吉思汗，但牧马人巴歹和乞里黑不顾个人安危，“夜里驰往成吉思合罕那里去，……禀报给成吉思合罕”{33}，使他又一次免于灾难。成吉思汗之所以经常处于广大军民的支持与保护下，是因为他的统一大业符合广大军民的利益与愿望，也是他关心将士、爱护人才之必然结果。 三 成吉思汗虽然执行了一条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但它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这是颇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此问题展开之前，我们先论述一下成吉思汗用人路线产生的历史背景。 “星天旋转，诸国争战，连上床铺睡觉的功夫也没有，互相抢夺、掳掠；世界翻转，诸国攻伐，连进被窝睡觉的功夫也没有，互相争夺、杀伐；没有思考的余暇，只有尽力行事；没有逃避的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34}这就是12世纪末蒙古社会情景的真实写照。出于对财富和奴隶的贪欲，蒙古各部那颜贵族互相攻杀掠夺不已，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同时金朝女真贵族对蒙古各部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灭丁”{35}，蒙古各部面临着灭亡的危险。蒙古社会正处于一个各部分散、混战和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大变革时代。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动乱时期，成吉思汗看到的只是战争和劫掠，“子不从父教，弟不从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富不济贫，下不敬上”{36}，人与人之间只有猜疑和利害关系。近亲之间因利害冲突可导致分裂和仇杀，相反利益一致又使异族结合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完全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与此相适应而出现的那可儿制度，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物。成吉思汗洞察了蒙古社会各种现象与因素，最后决定利用当时最具活力、最重要的力量--那可儿（亲兵、伴当之意），以此来达到统一蒙古的目的。12世纪蒙古社会里的那可儿与主人是“共履艰危，义钧同气，……鱼水之契，殆若天授……，颠沛造次，脱主于难”{37}；正如苏联史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讲：“古代蒙古首领的那可儿，与首领共同生活，同患难，共安乐，是他们的家人”。{38}所以拥有那可儿多少是古代蒙古各部贵族权力地位大小高低的标志。为在统一战争中稳操胜券，成吉思汗在自己周围招纳了众多的那可儿。蒙古历史证明，成吉思汗就是凭借这支力量，最终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及对欧亚各族人民的统治。所以他的用人路线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成吉思汗出身于显赫的贵族家庭，这使他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及影响，故有条件聚集一批那可儿为其效劳；同时他本人也有人君之度，能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能束其众以抚其下，“视其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39}，这也是他身旁那可儿众多的另一重要原因。需要指出：出身于不同阶级、民族的人们看到“他是奴隶的主君、赡养者和军队的拥护者，……他是有国家，让军队吃得饱，把兀鲁思管得好的人”{40}，并能为他们夺取到牧场、牲畜、奴隶、美女和骏马，所以他们纷纷聚集在他的身边。成吉思汗与那可儿的相互利用，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草原军事集团。 历史科学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时空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总是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因而事物本身也就必然带有当代深深的社会烙印。所以成吉思汗的用人路线也必然是12世纪末蒙古社会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他鉴于蒙古各部组织松散、思想不一的客观形势，为了维护由来已久的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他在政治上加强贵族的权力，在思想上对臣民灌输绝对忠君的认识。在他看来，那可儿、属民、奴隶必须无条件地忠于主人，不得有丝毫的越轨和背叛，否则为大逆不道，理应惩处。为此他积极推行“效忠主人”的思想，以便维护、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保持贵族阶级剥削属民及奴隶的特权。这就是他用人的基本前提。 在这种“效忠主人”的用人思想支配下，成吉思汗对忠勇之士，不论敌我，百倍赞扬；反之，对叛逆者极端鄙视，无情镇压。如王罕部将合答黑吉把阿秃儿为掩护主人与成吉思汗拼杀三天，后力竭投降，而成吉思汗认为他“不抛弃自己的主人，为了救护主人的生命而力战的丈夫，谁可斥责？这是可以做同伴的人，恩赐活命”{41}，并委以重任。相反又如：王罕之子桑昆的那可儿阔阔出盗主人坐骑归降，但成吉思汗认为“阔阔出遗弃了主人前来投降，乃是一个没有信义的人”{42}，遂下令处死。 以上可知，成吉思汗的用人思想，超不出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思想范围，更不可能超出时代的局限。他对臣民的宽宥和严厉始终贯穿着他用人的基本前提：为人臣者必须忠实于自己的主人。这种“效忠主人”的阶级和时代属性非常清楚，而这种思想的产生是由于12世纪末蒙古草原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综上所述，成吉思汗的用人政策是应当肯定的。他知人善任，量才用人，用其所长；他任人唯贤，一视同仁，从不记个人恩怨。他的正确使用人才，对他统一蒙古和威震欧亚大陆的伟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因此总结他在用人方面的历史经验是有益的，有些我们今天还可加以借鉴。 注 释 {1}《元史》卷119《博尔术传》，中华书局，1976年，下同。 {2}《元史》卷119《博尔术传》。 {3}《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4}《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5}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38节，中华书局，1957年，下同。 {6}《元文类》卷23，商务印书馆，1936年，下同。 {7}《元史》卷1《太祖本纪》。 {8}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82页，中华书局，1962年，下同。 {9}指成吉思汗的四员猛将：忽必来、者勒蔑、哲别、速不台。 {10}《元史》卷122《唵木海传》。 {11}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82页， {12}谢再善《蒙古青史译注稿》，第25页，西北民族学院，1980年。 {13}《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14}郝经《陵川集》卷32，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下同。 {15}《元史》卷146《粘合重山传》。 {16}《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 {17}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59页。 {18}《元史》卷149《郭宝玉传》。 {19}屠寄《蒙兀儿史记·者勒蔑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20}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56页。 {21}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53页。 {22}《元史》卷131《奥鲁赤传》。 {23}元史》卷135《忽林失传》。 {24}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53页。 {25}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53页。 {26}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3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27}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19节。 {28}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53节。 {29}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54节。 {30}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2页。 {31}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39页。 {32}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41节。 {33}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69节。 {34}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54节。 {35}珙：《蒙鞑备录》，载《王国维遗书》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36}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57页。 {37}《元文类》卷23。 {38}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下同。 {39}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0《丘真人》，中华书局，1959年。 {40}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51页。兀鲁思：蒙古语“国”或“百姓”之意。 {41}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85节。 {42}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88节。 作者：刘蒙林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图书馆副馆长 来源：奇朝鲁、云卫东、吉日嘎拉图主编：《成吉思汗文化与伊金霍洛--伊金霍洛旗2010成吉思汗文化论坛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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