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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存在着一种词汇，诸如“立于上位之人”“上司”“上级”“横向联系”“向下命令”“下级”，这些都是自然的表达。但所谓“上”“下”本来是一种比喻。所谓“最高司令部”，并不一定是表达其在总部建筑的最高层占领者阵地，而“下面往上推的压力”，也并不一定是意味集结在下面的人们顶着“上司”臀部的那种实际情景。这一切都与地球表面的高低没有关系。但尽管如此，人们往往完全意识不到其比喻性，却很平常地使用这些语言来进行表述，并且相互都能领会。
而且，还有这样一种表述：
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才，无所复陈其巧（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我……德川体制瓦解那年，才迁居静冈。其后几乎不曾来过。今番重游，完全迷失了方向。……真所谓“沧海变桑田”！德川家康将军受封以来已有三百余载，就连那样的将军府……（夏目簌石《我是猫》） 的确，国家是与人们的意志毫无关系地、独断地、如金字塔一般耸立在人们的面前，但认真想想，那只是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国家对立时才有那样的感觉，实际上，人们常常是在金字塔里面。（小田实《社会改造的伦理与论理》上） 历史学家也有时说，“腐朽的制度发着声响崩溃了”，但没有人听到过那“嘎啦嘎啦”的响声。“国家”和“体制”往往在其国土上以高大坚厚的“墙壁”（像金字塔那样）耸立着，但那“墙壁”是不可视、不可触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因为它的存在而理解着某种事情。
也就是说，这些比喻并非实在之物，而是以每个人头脑中的某种意象、形象为根据而成立的。正因为每个人在各自的脑海里，持续地描绘着某种阶梯或金字塔般的倒三角形、或圆锥形，所以这种无理用于才具有了通用的力量。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不管如何“高耸”的“大金字塔”，都完全是空中楼阁，即便它存在着，但是，如果其“内外”的人们都认为它不存在，那它确实就会瞬间地（不是“奔溃”）消失。王就不再是王，独裁者也还原为普通的老人，“突然，所有的马车都变回南瓜”（关于大总统离任的、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夫人的感想，Time,19August 1974,23）。普通的组织一解散，的确会发生这种现象。如果已经形成了以罗马天主教会那种“Hierarchiie”（“编排成上下阶层关系的金字塔型秩序或组织”《広辞苑》）为语源的，具有坚固连续性和实际运行经历的大机构，那么它作为超自然的超人类的实体，即使全人类在某日灭绝了，也会令人感到它依然在废墟上犹如透明的大寺院一样耸立着。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暴力装置”也同样，还有“炸弹”，即使有时会把国家、体制炸的“粉碎”，并作为“打开风穴”的直接手段煽起各种想象力，但那也是一样的。
这种形象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一言蔽之，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被强力地实体化而构成的形象。因为上述的那种形象，就是一种机构或（如更强调其认为要素，可以说是）组织，而且，那也正是制度或作用的组合（在身份制社会，人们有一种倾向，与其将之看成抽象的职务阶梯，毋宁将之看成人类本身的序列。不过，这也许是同样的。所谓身份，其作用无非就是根据出生来决定各人的角色）。比如，起初是单纯复数的人所聚集的人群，后来他们中间产生了作用的分化，进而认识到由指挥、指导、统治的系统所组合成的行为型态，最后他们之间又形成了一种观念，认定他们全体更新换代之后依然属于同类。因而，人们甚至还会感到，那里的每个人都是一种超越了人格而只作为一时性质料的实存物（当然，如果人生来所含有的分子通过新陈代谢完全更新了，也依然会使同一个人，那么，每个人的“实存”也可以说是以各自的元质点为一时性质料的形态而已）。而且那里既然含着指导、统治的关系，那么，无论怎样去呼吁“平等的组织”挂念，因为其安定性或固定性的持续，那种具有物理性上下构造的硬性建筑物的形象都会容易地就转化为现实。
在那里，人们如果甘愿于成为素材，那么，昨日曾极力主张不能增大支出的会计负责人，今日会因“配置的转换”，去郑重其事地要求增大支出。又如相反之例，政治的暗杀者在直面其对象时感到犹疑不决，那是因为他所看到的不是“权力”或“体制”，而是普通的活生生的人。如果更进一步推想，如果他只看到了一个剥离了一切形象光圈的人本身，那么他眼前便会出现一个没有任何规范所规定的混沌之物。本居宣长曾说“如果仔细反复思考世间一切事物是什么，会感到奇怪的”。他把“所谓人”被赋予的一切价值意义剥离殆尽之时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恶心感觉，透彻地表达出来了。当然，甚至对于要排除一切“繁杂的语言表述”的他来说，也只有“仔细地反复思考”才能看透。
制度与作用所组合的体系，首先要考共有的语言才可成立，而多种多样的东西所构成的象征则助力于此。实际的建筑物往往就是这样的（不仅古代的城郭、宫殿、塔、门，而且人们还可注意到斯大林体制与斯大林式建筑的“相似”），其配置，比如村落、都市的构成也是这样的。还有，即是不是在“前近代”，也是越靠“上位”之人，就越配置在深处的位置，在更大的面积里占有更大的桌子，仔细到椅子安有手靠，茶杯配有盖子和茶碟，那当然不仅是出于工作上的实际需要。裁判官要穿着正装坐镇在人们仰望的位置，这是铁的法则。还有祭祀仪式的仪礼，从大尝祭到宫廷礼仪，从大名队列到“领袖”列坐下的分行列进，都成为每个人以自身身体确认自己“位置”的机会（德川体制，就是在这种演出方面异常发达的颇有意味的例子）。
而物质的流通则给这个体制提供了背景基础，许多人在其中营生，那么利害和期待的相互拘束，便使人们将之想象为“自然”的或“铁壁”般的存在。即是你努力不断地去意识那是一种“虚构”，也很难对自己的意识产生现实感。
人往往会把实体化了的“硬的”“大的”“强的”“（从具体个人的分离程度上看）透明性”各不一样的、复杂的行为类型，与自己的内在重叠起来，以那种缄默而明确的形象来相互接触、生活和思考。尤其在作为社会整体或体制的政治社会中，通常是把大部分人“磐石般地”或“多元地”包摄起来，从而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形成令人畏怖、尊重、利用、忍受的金字塔形或圆锥形（当然其具体的形状是千姿百态的，其顶端或进一步与某物相连、或不相连）并固定下来，把他或者她置于其“中间”或“底层”的位置，由此而使“统合”成立，这些“圆锥”又在每个瞬间不断被再生产，以致成为“实在”。当然，每个人头脑里的“圆锥”是有差异的，算不上“圆锥”的部分也会有不少。但是，只要一个政治社会成立了，其暴力也被看成是“权力的行使”，那么大部分人头脑里的“圆锥”，就会被认为是那时的统一“构造”中大圆锥的一个具体部分的体现。这种情况，就正如每个语言使用者的句法和语法都必然是不完整的，“充满错误的”，但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依然可以设想作为语言总体的精致的音韵和意思的“构造”。每个政治的发言，也都在这个“圆锥”里，而且与之相应地取得“位置”和“视角”，“反体制”的一方也不例外。
因而，如果这种形象也可以作为引导人们思考和行为的观念而被称作思想的话，那么可以说，政治社会正是在这个思想中成立的（那么，“统治阶级的思想”大概也同时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那当然也可以说是“统治的思想”）。所以，那被人们意识到的整体形象，就正如语言中的语法那样，当它使文字结晶成体系时，也可以在完整的意义上称为体制的正统思想，尽管它像文法那样在大框架中会有各种分歧。那么（比如关于德川期的思想史）就不应该如某些研究所设想的那样：先使有权力和体制本身的成立，然后为了使其正统化，追认其正统性，才从某个地方拿来了某些思想，就像给锁链装饰上花卉一样。若真是看起来如此，那么此事本身，就表示着其体制的思想与拿来的思想之间在特质上存在有不吻合之处。
不过，这种场合有一点跟语言的情况完全不同，那就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有可能敢于创造出别的“文法”，并因此甚而会使“圆锥”不知不觉地发生变质，或使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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