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德意志的古典人文主义与早期浪漫主义

淡淡菊香csbi72 2017-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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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老师生于1971年2月24日，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外国文学党支部书记。2017年8月13日19时50分，不幸因突发急性呼吸心力衰竭、高原性肺水肿等，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46岁。

刘老师是位好老师、好同事、好朋友。他对待学生尽职尽责，课堂上谆谆教诲，课堂外循循善诱，学生都觉得他自然亲近。刘老师对待同事热心快肠，不仅主动承担了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还总是不辞辛劳，为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刘老师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取得了突出的工作业绩，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多次获得教学三育人等奖励称号。

今编辑此文，以表达对刘老师的深切悼念!

内容摘要：本文讨论了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与德国早期浪漫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澄清了一些长期存在的误解。本文认为，两者不但具有高度一致的“人本主义”立场和诉求，而且歌德和席勒在诸多方面都直接影响了德国早期浪漫派。但是，两者的差别也是显著的。

关键词：德意志古典人文主义早期浪漫主义

从莱辛（1729—1781）诞生到歌德（1749—1832）辞世的百年，是德意志文化极为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此时的德国，堪称“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德意志的文学、音乐和哲学都创造了最辉煌的成就；为数众多的文学艺术巨人、哲学巨人，如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康德、贝多芬等，都是世界文化的丰碑。而这百年，也正是德国文学从启蒙主义发展到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的历史阶段［1］。其中，古典人文主义精神不仅占据这个时代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而且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交错发展、相克相生。

德国启蒙运动始于以法国文化为蓝本的新古典主义运动。不过，高特舍特领导的新古典主义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在莱辛等启蒙主义者的声讨中很快就遭到了溃败。后者开创了德国启蒙运动的高潮。但是，就文艺领域来说，由于德国长期缺少伟大的文艺创作实践作为基础，所以有关文艺思想的讨论或者停留在抽象的思考之中，或者以中世纪为立足点，表现出沉闷的复古倾向。古典人文主义的出现，全面修正了德国启蒙运动的这些不足之处。

一般认为，歌德1786年9月结束了在魏玛宫廷的任职，开始意大利之行，就标志着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开始。他逐步接受了温克尔曼关于古典艺术“庄严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理念。返回魏玛以后，他与席勒亲密合作的十年（1794—1805）成为德国古典人文主义文学的昌盛时期。

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特征是对人的崇拜。康德在伦理学中提出的“人是目的”奠定了其思想基础。温克尔曼的研究工作使古典人文主义在荷马和希腊的世界里找到了理想的人的“范型”——完整而充分发展的人。可以说，渴望充分发展个性，是这一时期德意志思想文化界普遍重视古典世界的内在原因。

伴随着“人本”意识的复现，个人的所作所为和道德品质决定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人非生而有罪，他能够改善自身，拯救自己。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最后的得救，不是由于上帝，而是由于他个人坚持不懈的奋斗。在《威廉·迈斯特》中，歌德提出的“真正的宗教”，就是“对自己的崇拜”，因为人有理由相信自己是上帝和自然最好的创造。人性最高的表现，就是根据自我的内在法则来建立自己的生活。充分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应该成为社会的最高目标。每个人自由地自我发展、全面地培养潜力以形成“个性”，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席勒的审美教育的理想也是诉诸个人的全面、和谐地发展而实现的。而作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基石的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究其实质，也是一种弘扬“人”、肯定“人”的学说。再比如，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神学也是力图把基督教教条变为个人的内心体验，这也是要将宗教信仰变成具有个人意义的东西，从而使人体验到它活生生的存在。可以说，古典人文主义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在“人本”立场上是高度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歌德与席勒都曾是狂飙突进运动的骨干。因此，他们在肯定古典主义的同时，也是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有力推动者。歌德年轻时创作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开创了浪漫派小说的主要表现领域，促进了浪漫派运动的发展。他在《浮士德》下卷写到的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合，就是象征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里提出的主张也是如此［2］。歌德在晚年曾批评过浪漫主义：“我说古典的就是健康的，浪漫的就是病态的。”［3］但是，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歌德这是针对浪漫主义的某些消极倾向提出的批评；而且歌德还特别强调“近代许多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非因为它们是新的，而是因为它们是软弱的、感伤的、病态的”［4］。这意味着歌德所斥责的“浪漫主义”并非是针对发生在他身边的这场“浪漫主义运动”［5］。朱光潜先生还引用了歌德晚年的另一段话：“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在已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许多争执和纠纷。这个概念原来是由席勒和我两人传出去的。……许莱格尔兄弟拾取了这个概念把它加以发挥，以至它在全世界都传遍了，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根本没有人想到的问题。”朱光潜先生认为这里歌德表现出对浪漫主义的“对立态度”［6］。但是，歌德这里除了客观阐述他与席勒创作观念的不同之外，难道没有流露出一种对于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得到蓬勃发展的欣慰之感吗？

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晚年的歌德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仅不再是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他还充当了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敌人”。发表于1805年的《温克尔曼》一文表现出歌德与浪漫派作家的根本对立。在这篇论文中，歌德援引古希腊诗人的成就说明了自己一贯所推崇的客观的创作原则，而将浪漫主义视为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艺术。歌德认为，对于古希腊诗人来说，“他们都紧紧抓住身边的东西，真实的东西，现实的东西，甚至就是他们的幻想也都是有血有肉的”［7］。实际上，歌德是在强调“要面向现实世界，设法把它表达出来，因为古人也是写他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个世界”［8］。

但是，作为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伟大艺术家，歌德不可能是站在机械反映论的角度上来看待艺术创作的。他清楚地知道，艺术家描绘世界，塑造人物，必然会表现出他们的主观性。否则何谈艺术个性？因此，在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艺术的同时，歌德从没有放弃理想主义的诉求。在歌德看来，艺术家既是现实的奴隶，又是现实的主宰。因为他必须用现实的材料进行创作；同时他又要用这种现实的材料为他“较高的意旨”服务［9］。事实上，席勒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也是类似的。他说：“对于审美的判断，不以智力处理的客体，和没有客体的智力，都同样是不存在的。”［10］

其次，歌德在《温克尔曼》一文中还指责浪漫派诗人的幻想是“漫无边际”的。本文认为，这并非普遍性地反对艺术家幻想的权力，而是主张艺术幻想要有现实依据。也就是说，艺术家在描写梦幻的时候，自身应该是清醒的、有意识的。这显然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更重要的是，这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领袖弗·施莱格尔在其诗学中提出的“自我限制”理论和“反讽”说都是一致的。弗·施莱格尔虽然主张“诗歌是幻想的游戏”，但是他也认为如果仅仅看重游戏的一面，就会产生幼稚无力的作品，降低诗歌的价值。他的理想与莎士比亚一样，把幻想与悲剧性的英雄气概，与人生和世界历史的深刻意义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充实、最完备的浪漫主义诗歌［11］。进一步说，即使是被认为“怪诞”的霍夫曼的浪漫主义小说，也是源自作者所身处的社会现实。总之，歌德对浪漫派的批评更多的是从理论思辨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主要针对浪漫派的具体创作实践。歌德之所以没有太多直接品评浪漫派作品的言论和文字，原因也正在于此。

本文认为，不仅在文艺领域的具体问题方面，而且在文艺的本质与价值、文艺的历史发展规律等整体思考方面，歌德与席勒都直接影响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以下我们择要述之：

其一，歌德是近代美学思想家中几乎唯一的既有深广的文艺修养，又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大诗人和大学者。通过对自然界的研究，他发现了“蜕变论”［12］。歌德认为，万物都在变化，都是从发展中形成，停滞或者僵化就是死亡。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与社会的规律。他笔下的《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主人公都是在不断蜕变中成长的。而且，这种成长是自然而然的，其动力是来自自身的善恶的冲突、来自内在的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的斗争。如果我们用“蜕变论”的视角观照文学艺术领域，就会生发出文学发展的历史意识、文学内在规律决定论以及“有机论”文学观。而这些思想都是浪漫主义诗学的重要命题。对德国早期浪漫派来说，“蜕变论”最直接的影响也许是表现在弗·施莱格尔那段被称为浪漫主义宣言的“断念”之中。弗·施莱格尔指出，浪漫主义的诗仍旧处在形成过程中，它的实质就在于，“它将始终在形成中，永远不会臻于完成”［13］。另外，弗·施莱格尔在论述“小说”问题的时候，也将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视为“典范”而推崇备至。再如，弗·施莱格尔与席勒在论述“古典诗与浪漫诗”时的“撞车”，也不是偶然的［14］。

其二，德国古典人文主义思想深深地渗透着启蒙精神，具备了批评的实质。它抨击封建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推崇理性和科学，重视教育和知识。它关注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但是，古典人文主义也是德国市民阶层“鄙俗气”的产物，是与现实相妥协的结果。实际上，当时德国文化界的“古典风”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矛盾的表现。

我们知道，18世纪末的德国，造就的不是强大的、具有斗争精神的资产阶级，而是怯于行动、安于现实的市民阶层。他们满足于个人的平静生活，不问政治，屈从于权势，自私自利，只求不要有外来的事物干扰自身。恩格斯在批评歌德的“鄙俗气”时所指出的“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15］就是这种市民意识的表现。在席勒的名剧《阴谋与爱情》中，乐师米勒就是这类市民的一个典型形象。正因为如此，德国古典人文主义虽然产生、发展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但是它对专制主义统治的反抗并不尖锐，更不彻底。虽然歌德与席勒都支持变革专制统治，但法国大革命式的变革方式，他们都是无法接受的。

歌德几乎没有给法国革命唱过赞歌。他在晚年曾对爱克曼说：“这是真的，我不能是法国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行动距我太近，每日每时都激起我的愤慨，而它有益的后果当时还看不出来。此外，我也不能等闲视之，有人企图人为地把那些在法国出于十分必要而发生的场面照样搬到德国来。”［16］同样，告别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席勒，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也都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他的理想是通过审美王国走向人的完整与自由。

朱光潜先生评价德国启蒙运动的“直接目标还不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在德意志的民族统一”，“所以启蒙运动在德国主要是局限于文艺和文化思想领域以内的革新运动，尽管它也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一些反封建反教会的色彩，却不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一开始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政治运动”［17］。事实上，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将德国启蒙运动的政治目的和策略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审美救赎”思想，即通过审美教育去恢复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进而恢复社会的和谐，消除近代社会的重重危机。本文认为，“审美救赎”思想也是德国早期浪漫派文艺观的出发点。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强调美先于自由，审美教育先于政治经济变革。他认为，自由不是政治经济权力的自由行使和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放和完美人格的形成。因为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格发生了危机，人类失去了美好的心灵。所以人格的完美是达到自由的前提。同样，在争取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要“让美走在自由之前”，即通过审美教育和美的艺术，而非政治经济改革，来实现社会进步。可以说，席勒的独到见解在于把审美的自由看作是政治自由的基础。而德国浪漫主义者夸大艺术和美的作用，始作俑者就是席勒。正如朱光潜先生所指出，“许莱格尔、叔本华和尼采等消极浪漫主义者思想中有些因素都可以溯原到席勒”［18］。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歌德、席勒及其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并未从根本上否认浪漫派的艺术成就，相反还对后者大有裨益。后来的有些研究者（比如，海涅）过多渲染了古典艺术与浪漫艺术的对立，甚至极端化为进步与反动的对立，忽视了两者的内在联系与辩证统一。

事实上，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说来，他们也并未把古典主义当作对立面［19］。歌德曾经是他们的偶像和尊崇的前辈。许多浪漫派作家都把自己的作品题献给他，对他表达过崇高的敬意。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不少成员也都与歌德有着相当密切的私人关系。尽管施莱格尔兄弟等人与席勒有过龃龉，他们同样也认同后者抽象的理想主义和审美救赎思想。但是，很显然，德国早期浪漫派所肯定的都是符合浪漫主义自身要求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施莱格尔兄弟才会一面赞扬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心灵的诗化，充满了浪漫和神奇的气息；而另一面则对《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大失所望，讽刺歌德是个完全务实的诗人，只能创造一些庸俗的人物。

如果抛开对一些具体文艺问题的争议，本文认为，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古典人文主义者的着力点是美学、音乐、哲学和艺术领域，有一定的唯美主义色彩和反实用的倾向；而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触角除渗透到文学艺术之中，还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事务各领域都有所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人文主义表现的主要是一种贵族化、精英化的生活态度，而浪漫主义则是一种总体性的世界观。对古典人文主义来说，精神领域的和谐与自由先于现实世界。因此，歌德“似乎是从天国的高度俯视日常生活中的世界”［20］。而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立足点还是在现实世界，他们渴望用诗和艺术来“美化”人生，用宗教和爱来“感化”现实。

其二，古典人文主义有意回避现实政治和社会矛盾，以“世界主义”代替“民族主义”；而德国早期浪漫派有着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倾向性和民族性。歌德、席勒真诚膜拜的对象都是古希腊，并且都以“世界公民”的称号为荣。歌德曾否认爱国主义情感的必要性。他认为，就肉体而言，“由于别无他途，就让我们当这个时代的公民；但就精神而言，哲学家和诗人有特权和义务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时代，而是要做属于一切时代的人”。席勒则说：“我作为一个不替任何君王服务的世界公民写作。我早就丢掉了祖国，以便拿它换取全世界。”［21］他的《欢乐颂》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四海一家”的大同思想。而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出现，不仅直接导源于拿破仑的入侵所激发起的强烈民族意识，也是对德意志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厌恶和对纯朴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怀念。而且，他们深深地植根于中世纪的日耳曼传统和德意志民间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总之，在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后裔，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与德国早期浪漫派必然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正如弗·施莱格尔所说：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歌德的《迈斯特》“标志着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倾向”［22］。但是，在精神领域探求个性解放的途径中，两者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力求在精神生活中创造和谐的理想。这虽然带有一定的盲目乐观主义色彩，但还是在肯定完整的、和谐的人。在歌德和席勒看来，理想的人是得到全面、和谐、自由发展的人，即“完整的人”。而且，他们赋予了这个理想以更具体更深刻的内容：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必然与自由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他们认识到，只有恢复这些已经割裂的统一，才能挽救近代文化的危机。但是，近代社会的危机，其根源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如果避开社会实践，单从人的精神世界寻求拯救，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这是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问题，也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问题。

注释：

［1］为了避免与高特舍特（Gottsched，1700-1766）为代表的德国新古典主义造成混淆，本文将歌德与席勒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称为“古典人文主义”（又被称为魏玛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是以拉丁古典主义为“摹本”，而古典人文主义推崇的是希腊古典主义。更重要的是，后者力图强化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不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翻版。

［2］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歌德与席勒对待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态度，并不包括他们对待具体“浪漫派”人物的褒贬臧否。

［3］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13页。

［4］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13页。

［5］遗憾的是，歌德所谓“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似乎给德国浪漫派文学定了性。海涅、勃兰兑斯、梅林、普列汉诺夫等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大体上都是立足于歌德的这一观点来评价浪漫派的。

［6］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13～414页。

［7］参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5页。引文文字略有改动。

［8］参见《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7页。

［9］参见《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10］参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29页。

［11］参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82页。

［12］参见冯至：《〈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冯至文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23页。

［13］参见方苑先生的译文。伍蠡甫主编：《西方古今文论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75～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