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情突击手

乾隆平准噶尔可不是捡漏，准部为清朝戍边百年仍惨遭灭族

2017-08-20军情突击手 72评

公元1736年，乾隆登基，他接过了祖父康熙和老爸雍正的“未竟事业”——收复新疆（详情可参见《康熙被噶尔丹害惨？国舅战死疆场 割让大批领土给沙俄》和《雍正提起准噶尔就头疼？2万精兵覆灭 6千万白银打水漂》 ），从而标志着近70载的清准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

乾隆即位后，清准仍维持和局，于是他利用宝贵休战期养精蓄锐，每年攒下200多万两结余银。就这样经过近20年苦心积聚，到乾隆十九年清军大举进兵伊犁时，国库里总算有了5000万两以上存银可供军用，当然这是后话了。

先说这段相对和平时期，准噶尔汗国又是个啥情况呢？简言之就是“内乱蜂起，日渐衰败”。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死后，蒙古贵族为争夺汗位爆发了长达8年的激烈内战，原本富强的准噶尔政权四分五裂，覆亡之日已为时不远。

乾隆十七年（1752年）底，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率精兵1500人突袭伊犁，干掉了当时的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的长子喇嘛达尔扎，拥立另一位准噶尔贵族达瓦齐为汗。但好景不长，达瓦齐掌权后很快与阿睦尔撒纳闹翻，双方兵戎相见，结果阿睦尔撒纳兵败，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率所部2万人投靠清廷。

阿睦尔撒纳简直就是“准噶尔的洪承畴”，这个“带路党”降清无异于给了乾隆“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天赐良机，而清廷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战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为解决最棘手的军粮供应问题，清廷在喀尔喀蒙古西部、科布多、哈密、巴里坤、吐鲁番、嘉峪关以东等地发动军民大规模屯田。据《清实录》不完全统计，乾隆年发动平准战争期间，仅军屯供应粮米就达33万余石。

而始于康熙、雍正时代的“筑城进逼”方略，到乾隆年间已经成型见效。通过长期不懈地在北线、西线构筑堡垒，随之连点成线、以点控面，清军已经一步步“蚕食”到了准噶尔汗国腹地。同时，这2条“堡垒线”也能大大减轻清军后勤运输压力。

反观准噶尔汗国，看似武力强大，但其所依托的经济模式却十分落后，甚至可以说相当野蛮。以号称“富强”的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为例，虽然前者也重视发展农牧业、手工业，但压榨太狠，当时整个南疆人口不过三四十万，而每年仅向叶尔羌、喀什噶尔2座城镇就索取税赋银16万两，外带征收黄金、缎布、牲畜等大宗贡品。准噶尔贵族还强男霸女，抢占当地田园、牧场，并随意向当地民众摊派苛捐杂税和各种劳役。

像这样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在准噶尔统治者比较英明和强有力的时候还勉强可持续，一旦遇到高层内乱、昏君当权或自然灾害来临之际，整个汗国的大厦就会立马变得摇摇欲坠。

而阿睦尔撒纳降清之际，正值准噶尔汗国同时遭遇上述3大天灾人祸的“最倒霉”阶段，特别是达瓦齐荒淫残暴，已经搞得准噶尔各部离心离德。乾隆敏锐抓住战机，准备次年4月出兵，但阿睦尔撒纳却上奏建议趁牧草尚未出青、准部战马疲弱的2月发起攻击。

泄底就怕老乡，阿睦尔撒纳这条毒计可要了准噶尔汗国的“老命”。就在1754年底，乾隆打破“冬季不放马出兵”的作战惯例，发布诏令，派遣5万大军由北线（乌里雅苏台）、西线（巴里坤）兵分2路，夹攻直逼准噶尔汗国统治中心伊犁。

清军原本以为对手会拼死抵抗，没想到他们一进入准部控制区，就惊讶地发现沿途准噶尔各部早备好美酒、乳酪和牛羊，夹道欢迎“王师”，甚至“行数千里竟无一人敢反抗”。结果，清军兵不血刃就长驱直入，很快进逼伊犁。面对清军大兵压境，众叛亲离的达瓦齐率领自己还能调动的1万人马弃城而逃，退往山地扎营顽抗。

但此时叛军人困马乏，已成惊弓之鸟，配合清军作战的阿睦尔撒纳只派出25名蒙古精兵发动奇袭，就瞬间引发对手“炸营”，7000多人缴械投降，雍正年间起兵造反的青海叛军头目罗卜藏丹津也被活捉，只有达瓦齐带2000人仓惶逃走。

之后，阿睦尔撒纳继续遣军追赶，达瓦齐身边越跑人越少，最后只剩百余名残兵，最终在逃往南疆时被回部拿获，解送清军大营，阿睦尔撒纳也因功被乾隆赏赐亲王双俸。

达瓦齐当了俘虏后，准噶尔全境已向清军臣服，乾隆遂下令西征军分拨撤回内陆。但没想到，野心勃勃的阿睦尔撒纳又蹦出来重举反旗，致使天山北路变乱四起，乾隆只得二度调集重兵前往平叛。

因为多年来准噶尔给自身造成的巨大威胁，也出于对前者长期以来叛降不定、反复无常的忌惮（乾隆曾说“准夷素性猜疑，阴怀叵测，将来必致构衅滋事”），清廷最后这次讨伐准部可谓痛下杀手，决心毕其功于一役，彻底了结“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

史载，当时的准噶尔各部内外交困，不仅饱受内乱之苦，还到处被清军追杀，更遭遇天花疾疫流行，再加上哈萨克、布鲁特、回部等敌对民族趁乱掳掠，被杀和饿毙、出痘病死之人遍布旷野，侥幸有口气的准部游牧民则家破人亡，以草根、果实为生，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曾雄踞中亚腹地一个多世纪的准噶尔汗国，如今破败分裂、人亡心散，其状惨不忍睹，覆灭之势已不可逆转。

需要说明的是，准噶尔汗国本身是由数十个规模不等的“鄂托克”（蒙语意为部落、屯营）组成，每个“鄂托克”又有自己的头领（称作台吉、宰桑），各部落属民则对本家头领效忠，由此形成一套“准噶尔大汗—部落头领—属民”的封建体系。由于这种社会组织结构，使得清军若想“干掉”一个台吉或宰桑，往往倾向于将其部落“一勺烩”，但如此一来，清军的“首恶必除”也就客观上蜕变为种族灭绝。

当时在准噶尔统治区，还流散着大批不愿受汗国和各“鄂托克”管辖的流民，被称为“玛哈沁”，但清军不管青红皂白，只要是准噶尔流民（包括因头领被杀而逃散的部落属民）就一律视作“有罪该杀”。当时的处理方法是——无论自愿投诚还是被俘的准噶尔人，一律先押到巴里坤集中，然后送至肃州（今甘肃酒泉），最终将准部男子“全行正法”，妇女儿童“赏给（清军）官兵”。

或许有人会奇怪，蒙古族勇武彪悍，就算单打独斗或将小股人马集结起来，也不至于让兵力不算多的清军这么“收拾”啊！其实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归结起来就4个字“大势已去”。当时四散逃亡的准噶尔游牧民确实很多，但因其原有军事组织体系（即“鄂托克”）已被打散，而且都是男女老少、拖家带口，又缺乏足够马匹和军械，一旦遭遇装备精良、编制完整的清军，肯定打不过。

史载，一支担负围剿任务的清军小分队不过几百人，却每人配有3至4匹马用于轮换乘骑，他们日夜不停地追击准噶尔流民，剿杀完一处就以所获牲畜补充军力，然后继续追歼。孱弱的对手和丰厚的战利品，反过来又不断激起清军更大的贪念与杀心。

种种因素最终导致平准战争结束时，原有几十万户、数以百万计军民的厄鲁特蒙古，总人口竟然只剩下不到10%，其余“感染天花死者十分之四，被清军屠杀者十分之三，另有十分之二侥幸逃入俄罗斯、哈萨克境内避难”，盛极一时的准噶尔汗国就此不复存在，蒙古贵族及其后裔在天山南北长达500余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出兵征讨噶尔丹，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历经康雍乾三朝近70载，清朝才彻底消灭准噶尔汗国。之后又经过2年征战，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终于平息了天山以南的大小和卓叛乱，将南北疆完全归入清朝版图。而如果从1644年建都北京算起，清朝为收复西北竟然花费了近120年时间，但也奠定了今日中国西北版图之基础。

最后插句题外话，判断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好坏”并不容易，虽然准噶尔如今只能以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的形式流传至今，但不可否认，在17至18世纪，若无历代准噶尔统治者（从17世纪40年代噶尔丹父亲巴图尔珲台吉算起）顽强抵御沙俄入侵，恐怕等不到乾隆出兵，中亚乃至新疆就已经被沙俄侵吞（从地理位置看沙俄进军中亚要比入侵东北容易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原本是死敌的准噶尔汗国竟然为清朝守了100多年边防，这可真是历史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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