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两用：版图中国论的解决之道

“跨国民族”与“一史两用”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国学界流行着一种“跨国民族”说与“一史两用”说。

“高句丽从公元4世纪攻取乐浪郡后，又成为朝鲜半岛上的一世纪个国家，横跨了中朝两国国土。高句丽亡后，在中国境内的遗民参加到汉、满、蒙各族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朝鲜境内的和百济一起为新罗所统一，参加到朝鲜族中。”“中国可以把公元5前的高句丽及公元4世纪后鸭绿江以北的高句丽写入自己的历史，朝鲜可以把公元4世纪后鸭绿江以南的高句丽写入自己的历史。在相当时期间中国东北的许多史学工作者都遵循这一处理方法。”①

“对高句丽民族则可以承认属两国共有。”“对汉唐及高句丽进入半岛的史实可用中性词句、客观叙述、暂回避定性。即不用‘收复’、‘统一’，也不用‘侵略’。”②“唐对辽东本中国领土，决意收复，是正义的，至于唐军最后过鸭绿江，攻平壤，灭高丽，可以说成是对外侵略战争。实际上，高句丽本是从大陆侵入朝鲜半岛的异族，唐灭高丽，只不过是以新的侵占代替旧的侵占，如果从唐恢复汉晋乐浪郡土地而言，不仅不是侵占，而且是收复。”又是对外侵略，又是侵占，又是收复，可见这位论者观点之混乱。在渤海的归属上，这位论者认为渤海“应该说上，⋯⋯但渤海族有既是中国的，也是韩国的。渤海族主要居住在古代中国领土10余万以后迁居新罗，最后融入今天的韩朝民族之中，怎么能说渤海族与韩国、朝鲜国无关？渤海族的分别属于中国及韩国、朝鲜国这一客观事实，只能证明中韩及中朝人民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之间亲如兄弟的关系，没有理由为了渤海族究竟归于中国，还是归于韩国、朝鲜国争得面红耳赤”。

“对渤海国应肯定是中国的地方民族政权，但也可承认渤海国有部分州县建于今朝鲜、俄罗斯地区。对渤海民族可以承认是几国共有的，是跨国民族，后分别加入各国民族中，不绝对强调是中国的。渤海民族主源是高句丽还是粟末靺鞨人可作为学术问题处理，没有必要在宣传中和朝鲜硬争，更不应再说因为渤海不是高句丽后裔所以是中国的。”③这位论者所以判定高句丽（政权与民族）、渤海政权与民族是属于所谓跨界政权、跨界民族，实是根源于他所界定的疆域与民族归属的理论。请看：

“确定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归属，主要依据两点：一是看它主要分布在哪一个国家的传统疆域之内；一是看它主要隶属于哪一国家的中央政权。

“判定这个民族主要归属的标准也应该是两条：一个是这个民族主要居住在哪个国家的传统疆界内；一个是这个民族以后主要加入哪个国家的民族之中。”

他所谓的传统疆域是这位论者的理论核心是他所谓的“传统疆界”，对此，他有这样的解释：“历史上各国的疆域无论如何变化，它终究大体上维持一个传统的疆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遵循着这一疆界。⋯⋯至于历史上有些国家，横跨以后或今天几个国家的领土，这就要看它大部分土地在今天及历史上哪一个国家的传统疆域内。其中央政权的所在往往是决定国家归属的关键。”

“今天及历史上哪一个国家的传统疆域”，这是既把“1840年以前即所谓民族流向，不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当成传统疆界，也把“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贯穿古今的疆界”当成传统疆界。这位论者试图中和二说以“传统疆界”概括，其实质仍是把变动不居的中国历史疆界静态化，并用以衡量历史上的政权与民族，就出现了他所谓的“跨国政权”与“跨国民族”。至于他所谓的“一个民族以后主要加入哪个国家民族之中”能成为判断民族归属的标准。所谓民族流向即指这个民族政权灭亡之后民族流徙问题。我们认为不论这个民族流向何地何国，它已不再以故国政权的形式保存在它所流徙的地方或国家，并逐渐融入其所流徙的国家或民族之中，并不因流徙就改变了它所流徙的国家或民族的性质。“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后汉书，东夷传》）这是记箕子朝鲜破灭之后，其余众流入马韩，但马韩并未因其流入而改变民族性质与归属。渤海灭亡之后，其余众一部流入新罗，为新罗所融合，新罗并未因此改变政权与民族性质。这种民族流徙与融合是一世界性现象，不应因此作为判断民族归属的条件。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有中华民族流徙与融入他国，与他国有“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就放弃疆域的界定与民族归属的研究和争论，或者如这位论者所说“我们之间亲如兄弟的关系，没有理由为了渤海族究竟归于中国还是归于韩国、朝鲜国争得面红耳赤”。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研究与讨论岂不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当国际学界某些人在一种错误思潮指导下，把学术政治化，把对邻国的古族古国的研究纳入宣泄领土野心的氛围中。判明历史的是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摆在中国学界面前的十分紧迫、十分严肃的事情。在这一学术研究态势下，这位论者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有害的。

在中国疆域史上是有跨国民族的，这是由于近代帝国列强侵略与霸占了原属于我边疆的领土，造成了一些跨国民族。我国东北边疆与西北边疆有，世界一些国家（多为前殖民地国家）也有；但箕子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渤海是中国地方政权，属中华古族古国，不是跨国民族或政权。

与“跨国民族”观同时产生了“一史两用”史观。

请看“一史两用”史观：“总之，高句丽首先是中国史，其次是朝鲜史，所以，高句丽史应‘一史两用’，‘一史两用’并非笔者的观点，我国史学界早已以这一原则撰写历史。”“我国史学界不少学者早已把高句丽归属于我国东北地方史，又归属于朝鲜史，即‘一史两用’。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翻开世界史和中国史，就可发现不少‘一史两用’的史例，如元朝史。元朝是在我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之一，是中国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蒙古人民共和国把元朝史作为自己的国家史写进本国的历史之中，这是历史事实。所以和高句丽史一样，元朝史也只能‘一史两用’了。

我们认为这是我国史学界的误区，其根源在于确定民族归属与疆域的界定上的错误观念与认识。他们首先把中华疆域固定在“以1840年以前”的疆域或者“以现今国界为标准”，把复杂的疆域问题一刀切，以今例古，把高句丽划归“邻国”，但又没能彻底解决高句丽的归属问题，就出现了“高句丽首先是中国史，其次是朝鲜史”、“公元427年为界，中国地方史以前期史为主，朝鲜史以年高句丽虽迁都平壤，但我国东北地区的广大领土仍是高句丽的主要活动地区，所以，整个高句丽史全部写进中国东北史”，“把高句丽史写在朝鲜史，不能写无根无源的历史，也不能把一国史一刀切，所以，在朝鲜史中也应写高句丽前期史”、“当然⋯⋯如以公元427，后期为主的“一史两用”史观。

“跨国民族”论者与“一史两用”论者都强调政治中心转移或“中央政权所在”，即迁都问题是判断政权性质的“关键”，他们恰恰不研究迁都所在的疆域归于哪个国家所属，以他们划定的历史上中国的疆界划线，把迁都后的高句丽划到邻国去了。

“一史两用”观的论者，囿于自己所划定的“以现今国界为准”，既要坚持“这一原则因为有240多年“高句丽中心在朝鲜半岛，这在全部高句丽中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又要考虑“公元427年高句丽虽迁都平壤，但我国东北地区的广大领土仍是高句丽的主要活动地区”的历史实际，才有“首先是中国史，其次是朝鲜史”的“一史两用”史观。这位论者又以元朝史作为例证，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把元朝史作为自己的国家史写进本国的历史之中”，“和高句丽史一样，元朝史也只能‘一史两用’了”。

元朝史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自己国家史”问题，它与高句丽史是否都是“一史两用”的正确史例，我看这倒未必。

关于外蒙独立问题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达成秘密协定，关于苏联在我国东北权益有所谅解及中国于战后承认外蒙独立”。在外国势力策划下，是年8月，蒙古（外蒙）对日宣战，10月举行独立投票，11月中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发生的，外蒙虽然独立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独立出去，但其民族属性未变，仍是蒙古族，仍在蒙古族史中，只是蒙古族的一部分独立出来。，另建国家政权。其独立国史是从1945年月11开始，1945年11月以前他仍属于中华民族，仍在中华疆域之内。元朝史是中华史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写其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时，溯根求源，必然要参照元史以及明清史，因为这在他们独立之前是中华史的重要部分。与这种情况相近似的有大月氏及其贵霜王国。大月氏本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体中的一员，当其西迁域外，另建国家，当他们撰写本国本族史时，一定会上溯到他们在河西走廊时期的历史，方可把其民族史的源头来龙去脉梳理清楚。这里没有什么“一史两用”问题，而外蒙之独立与高句丽之迁都又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综上可见，由于这些论者坚持他们所划定的历史上中国的疆界，并把它静态化，对复杂的历史上的中国疆界不能做动态考察，“跨国民族”、“一史两须知”史观就这样产生了。中华疆域学东北疆域学是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马大正等《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副标题），随着学术的发展，这门学科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论说蜂起，参与者日多，这是令人兴奋的现象。学术要创新，学术要争鸣，在不断的创新与争鸣中，使我们的观点更为符合历史实际，并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日渐深入。这又正是本文的写作意图，期望得到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