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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正面 随着汉代儒家学说独尊地位的确立，训解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便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由于儒家经籍传播会产生“章句舛误，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的问题，自汉至清代共七次由朝廷组织将儒经校勘刻石，作为官定标准本供儒生士子观览摹写。汉《熹平石经》即为中国古代刊刻最早的一部石质儒经。 《熹平石经》（下文简称《石经》）又称“汉石经”“一体石经”，是由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及官员堂溪典、杨赐、张驯等人为正定六经文字而奏请刻立的。《石经》自东汉熹平四年（一七五）至光和六年（一八三），历时九年告成。所刻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共七经，凡四十六石、九十二面，计二十余万字。《石经》皆为隶书，据史籍和石经残石上人名，参与校经和书丹者是以蔡邕为主的多位硕儒及善书者。《石经》刻成后立于洛阳太学，“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当时的盛况是“其观视及摹写者，车辆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但好景不长，中平六年（一八九）发生的董卓之乱，《石经》遭到破坏，之后，其厄运便开始了：北魏时被用作建筑材料，东魏时迁移途中部分被没入河中，隋末迁移后又被用作柱础，至唐贞观时已“十不存一”。自唐以来，洛阳时有《石经》残石出土，据统计，目前已发现残石共计九千余字。残石除西安碑林之外，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及台北历史博物馆均有收藏。 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背面 西安碑林藏《石经》残石是《周易》的部分内容（下文简称残石），与上海博物馆藏两块残石同属《周易》一件原碑，且可拼合复原。残石分两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厚十六厘米；正面最高三十一厘米，最宽六十六厘米，存二十七行，二百四十六字；背面最高三十三厘米，最宽六十一厘米，存二十行，一百九十一字。两面共存四百三十七字，为存世《石经》字数较多者，备受学界珍视。 《石经》除了校正儒经和规范文字的目的之外，其在文字史和书法史上的意义也极其重要。《石经》的隶书是当时官方正体的典范，折射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至为重要的阶段所达到的辉煌，奠定了魏晋之后的汉字向楷书、行书深化的基础，深远地影响着唐代至清代隶书延续发展。清孙承泽评《石经》书法为“两汉之冠”，其书丹者包括蔡邕在内皆属恪守法度、恭谨慎行的学者型官员，也正是书者们的特殊身份，才形成了《石经》严整规范、端庄典雅的风格。与同时期专司刀笔的文吏们及民间自由活泼的隶书书风迥异，散发着静穆庄严的庙堂气息。以书法角度赏析，西安碑林藏残石笔画圆劲匀称，一丝不苟，波磔含蓄，不逾其矩；字形方正，结构精严；通篇风格字距行距布置均匀，规范整齐，和谐统一。当然，见仁见智，也有人认为其过于整饬谨严，缺乏艺术上张扬个性的创造力，也失去了一些自然天真的情趣。 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拓片 如果提及这件残石的经历，可谓曲折生动，颇具传奇色彩。据研究，西安碑林藏《周易》残石一九二九年出土于洛阳太学旧址，一九三一年于右任在洛阳古董商处发现，并谈定价款为四千元，当时仅付价款一半作定金，残石仍暂存洛阳。一九三三年于右任委托因公来南京的杨虎城在洛阳向古董商补齐余款，取得残石，并随杨氏专列运到南京交付于氏。之后，于氏将残石转送上海保存并影印。一九三六年于氏将残石及《鸳鸯七志斋藏石》捐赠西安碑林，因残石珍贵，于氏委托时任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张鹏一专门单独保管。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为保护残石，已任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鹏一先将其在碑林密藏，一九三九年又亲自带回富平董南堡家中，吊挂于枯井中，并要求家人严格保密。一九四三年张氏临终前嘱其子张午中妥为保管，务必完璧送归于右任。内战爆发后，张午中为确保残石安全，设法转存于右任故友三原张文生处。张文生又将其转存三原民治学校，后又运至于右任侄儿于期家中保存。一九五二年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在档案中发现残石线索，并通过张文生了解残石下落，自三原取回，重新入藏西安碑林。至此，残石结束了其一段曲折动人的辗转流传，珍藏于西安碑林这一石刻宝库，也算是宝物有灵，善得其归。 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拓片 金石学家马衡先生曾说：“宋人录《熹平石经》多至千七百余字，独未见《周易》，不意后八百年，更得此数百字。吾辈眼福实过宋人，何其幸欤！”西安碑林所藏《周易》残石虽历遭磨难，但却得到诸多仁人贤士竭力呵护才得以善存。当我们面对这一古穆典雅的汉代遗珍时，马衡先生的认识与感受应该也是不难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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