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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姓氏文化 2016-10-19 09:57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元末农民起义在中原大地爆发。活跃在鄂东、鄂中的西系红巾军，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波澜，从而推动了楚人迁川潮流的兴起。 躲避战乱的人们，沿着元初孝感乡军屯民入川，以及元代中后期“襄、汉流民”迁川的足迹，竞相到四川避难。明玉珍入据四川之后，以鄂东、鄂中为主的众多红巾军部众和乡人，相继跟随其后入蜀定居。 西系红巾军兵起湖北东部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元末农民起义在中原大地爆发。红巾军运动，最终形成两大派系或称之为“两大翼”。 由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以今安徽省淮河流域为中心，向东发展，然后进入河北南部、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并向西蔓延到河南，史称“东系红巾军”或“北翼红巾军”。 由徐寿辉、邹普胜领导的农民起义，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在鄂东爆发。义军“举莲兵为乱，以红巾为号”，一举攻下了湖北东南部的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城，并以此为都城，建国号为“天完”，改元“治平”，建莲台省，分置官属。这支红巾军主要以今湖北南部为中心，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史称“西系红巾军”或称“南翼红巾军”。 西系红巾军起义虽然以徐寿辉作为政治代表人物号召起义，但初期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却是麻城铁匠出身的邹普胜。可以说，邹普胜和他所在的麻城，在发动蕲黄首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系红巾起义的发动，主要依靠宗教制造舆论团聚群众。麻城地区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群众基础良好，并多出奇异高人。早在至元四年(1338年)，邹普胜就在麻城多云山建圣人堂，信奉白莲教，在自己身边团聚了大批当地民众，吸引了大批麻城民众参加起义。发动首义的誓师大会，就是在邹普胜的圣人堂中举行的。 西系红巾军声势大振，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波澜。一时间湖广、江西、安徽地区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竞相汇入到反元斗争的滚滚洪流中来。正当蕲、黄起义向湖、湘和江东、西地区蔓延之际，一个跨地域的移民大趋势也正在中部地区涌动。 活跃在这一地区的红巾军起义，助推了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西系红巾军在荆楚的行动，加剧了中部地区的人口的外流趋势，使得今湖北地区一时间成为跨区域移民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正好成为推进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跨地域移民活动滥觞的源头。 外来人口大量迁入荆楚 经过元末社会动乱之后，荆楚地区人口急剧下降。在元末红巾军起义初期，由于元朝官军的镇压，大批土著居民或死或徙，使得湖北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度过元末农民起义低潮之后，西系红巾军余部得以重新聚结，趁势在湖广地区掀起了反元斗争的新高潮。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徐寿辉部将倪文俊趁势再起，一举攻占沔阳府，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四周发展。一时间，“荆、岳、潭、鄂、黄、蕲、澧、六、常德、宝庆、江、处、洪、吉等州，皆为所据”。 其后，天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倪文俊袭杀徐寿辉不成，反被陈友谅取代。陈友谅以江州为都，自称汉王。接着，陈友谅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将战场下移至江西、安徽境内。 陈友谅塑像。 这样，鄂东局势相对安定，成为江西、安徽人口避难的最好去处。许多江西、安徽的避难家族，纷纷选择麻城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于是，黄州府及其所属的麻城便成为当时外来人口聚集的中心。 至今黄、麻地区许多家族在追溯祖先来源时，都提到他们是元季从江西避难而来的。对于江西百姓为何成群结队迁往麻城的原因，麻城文史学者李敏引述《余氏族谱》所保存的一篇堪称宝贵的《二世祖迁麻遗文》，文中记述迁徙原因在于“兵燹之忧，日无宁刻”，其迁徙过程持续了至少十二三年。 荆楚本地人口大量迁往四川 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后，由布王三、孟海马领导的“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活跃于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及汉水流域一带，与鄂东的西系红巾军互相呼应，形成为“扼荆、襄上流，蕲、黄乘势连结”的局面。 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鄂东红巾军趁势再起，自沔阳攻取中兴路（今江陵市），占领武昌、汉阳等路，并迁天完政权都城于汉阳。元朝随即命令四川行省就近派兵前往镇压，于是，襄阳、荆门、峡州、武昌一带成为两军交战的战场，受祸尤烈，由此造成“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荆楚地区的民众，以及最先被兵迁居在的江右地区的民众，为外出躲避战乱，不得不向外再度迁移，以至出现“民之逃徙者十将八九”的后果。 这样，这些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往邻近的德安府，乃至迁往四川及陕西地区，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环顾当时楚地四周，唯有四川灾乱较少，于是，四川遂成为楚人所欲寻觅的外迁乐土。加之楚蜀两省相邻，入蜀之路甚为便利，因此四川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楚人外迁的首选目的地。 由于当时“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南北绝，一羽不通”，水上交通梗阻，陆路交通相对安全，因此，元末以来许多江右入蜀避难的人群，大多避开水路，先过江北上，然后再由鄂东麻城中转西进，中经“随枣走廊”转进至襄阳，再由襄阳西进，最后由巴东进抵四川巫山。 可以说，这样的迁移路线正是在元末农民战争的特殊局势下形成的。 躲避战火入巴蜀 自元初淮西民众以军屯形式，有组织地入迁成都平原之后，长江中游地区民众自发的迁川行动应该说从未间断过。例如，见于民间族谱记载，简州赵氏（始迁祖赵民忠）迁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简州大垭口枷檐湾。 位于长江中游襄、汉、淮西等地的流民，在元代中后期即就开始自发地迁往四川，选择在川中一些“田畴广阔”、“土饶利厚”的地区进行垦殖。 四川盆地区位特殊，正好处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中间的核心地带。境内无论是跨越群山的天然走廊，还是奔流不息的水上通道，都承载过古代大量的移民迁徙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当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之时，北方的汉人曾经多次向形成南迁高潮。巴蜀因为有险峻地理环境的庇护，故能将硝烟战火挡在盆地之外，使四川地区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之中。 因此，当一波接一波的中原人口向南逃离之际，毗邻此区的四川盆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接纳中原人口的大后方。 元代中后期，全国出现短暂的安定局面，户口呈增长趋势。四川除在文宗天历（1328-1330年）年间卷进争位之战外，整个局势安定，元初“地广人稀”的州县，在这一时期由于外地流民的寓居，也开始出现人口逐渐增长的势头。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初，中原、江淮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烽火四起，巴蜀盆地相安无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元廷才得以让坐镇四川的蒙古军将世家后裔，如答失八都鲁等率“四川军团”顺流而下，进剿荆襄地区的南锁红巾军。 后来只是由于两种军事势力入川，局势才发生了巨变。先是明玉珍奉徐寿辉之命，进入川、峡间筹集粮食；与此同时，东系红巾军余部以“青巾军”为名号，自陕、甘进入四川。而在此之前，巴蜀基本尚无兵乱之虞，仍是当时人们避难的最佳去处。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人口一度掀起了入蜀避难的高潮。明吏部尚书吴宽在一部修成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刘氏族谱》的序言中写道：“自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川，为避兵计。” 从许多文献资料看，在元末迁川的外省移民中，以原籍地为湖北黄州、麻城，尤其是孝感乡一带的家族为多。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来自河南、江右的避难家族。 他们先是到了麻城——孝感乡短暂停留，后来为寻找更为安全的地区，也跟随加入到楚人迁川的潮流之中，进而辗转来到巴蜀。 例如，原籍河南固始的曹姓始祖文海，“于元至正末携其子安福，避乱入蜀。初居津境谢圣坝。”原籍河南“复迁楚之麻城孝感乡”的程辛二，在徐寿辉起兵后，“避乱入蜀”，“初寓巴县双溪蛮洞口，后迁江津，世居五岔。” （未完待续） （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的部分内容编辑整理。如需详细了解，请到书店购买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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