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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5日，华西都市报周末副刊《宽窄巷》正式推出旨在“品读四川悠久历史，弘扬传统姓氏文化”的专题版面“四川百家姓”。时至今日，已是两年时间，“四川百家姓”几乎每周都与广大读者见面，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可能读者们都已经注意到了，在报道四川姓氏文化中，几乎每个姓氏的发展史都会提到“湖广麻城孝感乡”这个地名。“麻城孝感乡”现象，流传范围之广、人数之众、争论之多，堪称罕见。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一个定论，仍是困扰巴蜀民众的一个历史之谜。 在“四川百家姓”开办两周年之际，经四川知名移民文化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授权，华西都市报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中，编辑整理相关内容，以“姓氏文化讲堂”的栏目形式，推出特别系列报道，为广大读者讲述陈世松研究的“麻城孝感乡”真相。 “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 几百年来，在川渝地区的移民后裔，绝大多数都声称祖籍在湖北“麻城孝感乡”，并有老家谱的记载为证。“麻城孝感”几乎成了湖广填四川的标志，是巴蜀两地民众认祖归宗的家园记忆。 对此，四川知名姓氏文化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认为：“麻城孝感未必是大多数四川人的祖籍，或许只是四川人在历史、社会演变的长河中，完成的一次家园记忆的集体拼接。”“一个小小的孝感乡并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移民填川工程。孝感可能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它演变成一个符号，支撑了共同的回忆。” 历史上，麻城孝感乡的确存在 在中国移民史上，在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有大量移民后裔声称祖先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 在这些传说中，作为某一地区祖先来源地的地名，小至一乡、一村、一巷、一坝，乃至一座城门，一棵树，往往记述得十分具体，细致入微。 如在华北以及江苏、安徽、陕西和东北等地，广泛流传“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多将“南雄珠玑巷”视为祖籍地；福建“宁化石壁村”则被客家人视为其渐次南迁的祖地；“苏州阊门”被苏北地区人视为祖籍地；江西鄱阳“瓦屑坝”被安徽及鄂东地区人视为祖籍地；山东“枣林庄”被皖西丘陵地区人视为祖籍地；江西南昌“筷子巷”被荆湖平原地区人视为祖籍地；在川渝地区，则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等。 这些移民发源地，被千百万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记在心中，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经历了数不尽的历史演变，蕴藏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文化奥秘。 那么，“麻城孝感乡”究竟在哪里？麻城地处鄂豫皖三省要冲，素有“屏蔽江淮，北控天中，东引吴会，形势险要”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许多重大战役皆围绕此区展开争夺，上演过无数战史上的著名战役。 麻城不仅有险可守，而且宜于农耕，适合众多人群集聚。麻城因独特的地利条件，盛产各种农作物，而且水利灌溉和交通方便。正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当国内政局战乱加剧时，麻城容易成为接纳众多避难人群的聚居之地。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江西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饱受战乱之扰的江西民众，竞相逃往有险可守、有地可耕、宜于众多人群居住的麻城避难生存。除来自河南的难民外，至今麻城人大多称祖先来自江西。 孝感乡虽然在巴蜀大地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但在正史中却罕有记载。作为麻城下辖的一个乡级行政建置，孝感乡确实在历史中存在过。 明朝成化8年（1472），麻城县因为“户口消耗”过多，把孝感乡并入到仙居乡。嘉靖42年（1563），被并入到仙居乡的孝感乡，又随仙居乡并入到了黄安县。从此，孝感乡在湖广的文献中彻底消失了。 大移民，正是从蒙古统治下的麻城拉开序幕的。 元朝初，湖广填四川就开始了 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军曾攻破成都及其周边州县，造成的惨烈灾祸是前所未有的。成都平原由于遭受长达半世纪的战争破坏，早已不是历史资料上所描绘的那种“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繁盛富足的局面，而是一个久经战乱，田土大量荒芜，人口空虚，亟待恢复的凋残之区。 元初四川人口大量锐减，造成了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现象，即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元朝统一全国后，四川各地都发生了“改州换县”的现象，仅成都路就变动州县19个，数量之多，居全省之最。州县变动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地荒民散引起的。 忽必烈即位后，正式在成都设立军政机构，把诏谕和安定四川社会秩序纳入议事日程。忽必烈决定仿效中国古代军事屯田的办法，尝试通过派遣军队集中屯垦的措施，以图走出困境。 元朝四川行省创立了14个军屯，主要集中在崇庆州（今崇州市）境内。所谓14个军屯的历史事实，实际指的是抽调14个军事机构创立屯田。由于有的军事机构的立屯地点不止一个，所以立屯数量有22个。 军屯设点区域，除江源县一处军屯位于今崇州市江源镇外，其余21个军屯，位于崇庆州晋原县（今崇州市崇阳镇），灌州青城县（今都江堰市境内）和温江县（今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境内。 在22个军屯中，以“乡”命名的有5个，其中出现了“崇庆州大栅镇孝感乡”、“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两个“孝感乡”，很是蹊跷。 陈世松在书中认为，一个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与本地出了感天动地的“孝悌”故事有关。而查崇州古今历史，在元代以前，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孝悌”故事。 因此，在同一个地方立着以“孝感乡”命名的两处军屯，从文化来源看，明显与崇州当地没有多少关系。那么，“孝感乡”很可能是军屯的番号。 陈世松进一步考证发现，参与屯田的军士，其中来自外省的颇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着农耕传统和屯田习惯的麻城县民，都有可能应征入伍，并随军入川创立屯田。 2001年，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6组出土的一通明朝嘉靖年间的《万本墓志铭》上，反映了一位麻城孝感乡籍后裔在追述其先祖身世时，提到了先祖在元朝做过“屯田万户”的经历。 通过缜密分析，陈世松认为，这两处“孝感乡”军屯的名号，有可能是由进入成都从事屯田的麻城孝感乡人带进来的。当为数众多的孝感乡民在崇庆州军屯中聚居日久，出于彼此区分和自我认同的需要，以“孝感乡”命名的军屯就此应运而生并传播开来。 但在当时，这两个“孝感乡”不是当地县以下的一个地理单元，只是外来军户所带来的军屯番号而已。明朝以来，在元朝当年设置“孝感乡”屯田所在地区——大栅镇到街子场一带地方，开始出现了“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的地名。这表明，“孝感乡”已由原来的军屯番号，逐渐演变为崇庆州下属的一个地理单元。 是什么原因促使“孝感乡”发生由虚到实，即由一个空头军屯番号到一个实体地理单位的演变过程呢？陈世松推论，有两种情况： 第一，因俗而置。鉴于元朝“孝感乡”军屯立于此区，在历时二三百年的历史风雨冲刷下，作为军屯番号的“孝感乡”，其影响仍持续存在。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当地居民出于对原有军屯番号的认同，在从众习俗心理的影响下，一任其旧，故将新设置的这个乡一级地理单位，直接称为“孝感乡”。 第二，移民因素。在大规模楚人迁川潮流的历史背景下，注定有不少麻城孝感乡的移民来到四川，来到崇庆州。随着聚居此地的孝感乡民的增多，有可能将原来湖广省麻城县下这一地理单元的名称带进当地，从而将其称之为“孝感乡”。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或者是二者的结合，都使得“孝感乡”这一名称容易在崇庆州境内找到再次现身的土壤。所以，“孝感乡”得以在元明两朝的崇庆州上演了一出跨越时空的活剧，绝不是偶然的。 只是，“孝感乡”后来经过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当新一轮移民高潮到来之际，它才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下，从当地历史中湮灭无闻。以至在今天崇州民众的记忆中，也只能依稀记得祖先是在明清移民运动中，从湖广“麻城孝感乡”来到四川的。而对于发生在元初那段遥远的历史插曲，即由元明时代一个军屯番号演变为明朝的一个地理单元名称，再到消亡得踪影全无的历史插曲，则很少有人知悉。 元朝末，麻城人避乱迁徙入川 元朝至正11年（1351），农民起义在中原大地爆发。活跃在鄂东、鄂中的西系红巾军，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波澜，从而推动了楚人迁川潮流的兴起。 西系红巾军在荆楚的行动，加剧了中部地区人口的外流趋势，使得今湖北地区成为跨区域移民的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正好成为推进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跨地域移民活动滥觞的源头。 至正15年（1355），鄂东红巾军自沔阳攻取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市），占领武昌、汉阳等路，并迁天完政权都城于汉阳。 元朝命令四川行省就近派兵前往镇压，襄阳、荆门、峡州、武昌一带成为两军交战的战场，由此造成“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数百里半为墟土”的局面。 至正20年（1360），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将战场下移到江西、安徽境内。鄂东局势相对安定，成为江西、安徽人避难的最好去处。江西、安徽的许多避难家族，纷纷选择麻城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于是，黄州府及其所属的麻城，成为当时外来人口聚集的中心。 随着战争的进行，荆楚地区的民众，以及最先迁居在江西地区的民众，为了躲避战乱，不得不向外再度迁移，以至出现“民之逃徙者十将八九”的后果。 那些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往邻近的德安府，乃至迁往四川及陕西地区，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环顾当时楚地四周，唯有四川灾乱较少，加之楚蜀两省相邻，入蜀之路甚为便利，于是，四川成为这一时期楚人外迁的首选目的地。 由于当时“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南北绝，一羽不通”，水上交通梗阻，陆路交通相对安全，因此，元末以来许多江西入蜀避难的人群，大多避开水路，先过江北上，然后再由鄂东麻城中转西进，中经“随枣走廊”转进至襄阳，再由襄阳西进，最后由巴东进抵四川。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人口一度掀起了入蜀避难的高潮。从许多文献资料看，在元末迁川的外省移民中，以原籍地为湖北黄州、麻城，尤其是孝感乡一带的家族为多。 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来自河南、江西的避难家族。他们先是到了麻城（孝感乡）短暂停留，后来为寻找更为安全的地区，也跟随加入到楚人迁川的潮流中，进而辗转来到巴蜀。 如原籍河南固始的曹姓始祖曹文海，“于元至正末携其子安福，避乱入蜀，初居津境谢圣坝。”原籍河南，“复迁楚之麻城孝感乡”的程辛二，在徐寿辉起兵后，“避乱入蜀”，“初寓巴县双溪蛮洞口，后迁江津，世居五岔”等，不一而足。 明玉珍据蜀，带了大量楚人入川 元至正17年（1357），明玉珍率领红巾军乘四川内部防守空虚，溯江而上，进取重庆。进一步巩固了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后，至正23年（1363）正月初一，明玉珍自称皇帝，定都重庆，建国号为大夏，改元天统。 明玉珍入蜀，将一大批楚籍红巾军将士直接带进了四川。明玉珍起兵前，招集乡兵，部署乡豪，修栅治城，以图自保时，“有众十余万，众遂推为屯长。”其屯兵所在地随州，参与其中的的部众和民众，大多是来自于鄂东的湖广人。因此，跟随明玉珍进入四川征战的将士，也大多来自荆楚。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说：“明玉珍沿长江带到西部的部队（将士），大多数来自麻城，还有少量来自鄂东北的其他邻县。” 明玉珍即位后，在内政方面，为巴蜀地区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宁局面。首先，军纪严明，所到之处不扰民害民。其次，重视民生经济，在内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辑扶养为急务，以取财用，以图自保。实行“十取其一”的赋税制度，并使“农家无力役之征”，使四川境内出现了“幸获扶养，颇得苏息”，“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的景象。 再次，注重搞好与本土人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兴文办学、恢复科举、招贤纳才的措施。明初学者方孝儒评价说，明玉珍据蜀“躬行俭约”，“禁侵略，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 明玉珍入蜀，还将一批随军将士的家属以及邻里乡人带进了四川。明玉珍最初带兵入川，原本是为了筹集粮食。占领重庆后，有了割据一方的打算。他从家乡带来的子弟兵们，有的当时没有携带家眷，大夏政权建立后，为维系军心，稳固政权，明玉珍在楚地大肆推行招民政策，面向原乡有组织地招徕、接纳了一大批移民，其中包括留居家乡的将士家属。 在明玉珍及其大夏政权的感召影响下，一批随军家属以及邻里乡人在“往依”的名义下，相继进入四川。这些举措，开创了有组织迁移楚人入川的先例，使元朝中后期以至元朝以来楚人迁川活动达到高潮。 跟随明玉珍进入四川的部众和邻里乡人中，有不少黄州、麻城、孝感的民众。甚至可以说，黄州、麻城、孝感的民众是其主体。他们进入四川后，被分散安置在各地落业。 明玉珍据蜀，造就了一个荆楚人口接近或超过四川土著人口的社会。明玉珍入川前，四川土著有多少人口？目前学界对于元朝中后期四川人口数量的估计大致是一致的，即在30-40万人。到大夏政权投降时，人口推测为15万户，以每户5口计，即为75万人。 如此一来，从理论上说，多出来的30-45万人，应该就是明玉珍从湖广带来的将士及其携带家属，与随后从荆楚招募而来的移民。从荆楚而来的移民人口，也就接近或超过四川原有的土著人口。 为安置部众和乡人，大夏政权采取军队就地设屯的方式，并特别设立官田，其管理机构是官庄，在官田里进行耕种的是庄户。此外，明玉珍还将一些州县的闲散土地，奖赏给有功将士任意插占，或鼓励“往依”或招徕的乡人，前往闲地较多的地区落业耕种。 落业四川的楚民，在明朝取代大夏统治四川后，出于避讳的需要，在追述祖先来历时，往往耻于炫耀大夏年号和背景，大多采用“避难入蜀”或“洪武二年”奉旨填川的说法。事实上，历史上的洪武二年，朱元璋的势力还没有进入四川。所谓“洪武二年”奉旨填川的说法，真相是奉大夏政权的旨意入川。 这一切表明，在元末四川一些地荒民散的州县，的确存在着许多追随明玉珍入蜀的楚民。尽管大夏政权被明朝所取代，但并未影响他们继续在当地耕种、生活。如今，不少楚民家族仍世代生活在当年先祖落业的地方。 华西都市报记者 黄勇 整理 （转载华西都市报，观点及版权属原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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