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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处置明玉珍在川旧部 （一）收集明玉珍政权的溃卒 明军占领四川后，伴随着大夏政权的解体，一支原来由其掌控的约有20万人的军队，除部分归降明朝外，其余大部沦为乱兵溃卒，散处于民间。 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大夏灭国之初，朱元璋即命曹国公李文忠“按行四川城池，抚绥军民。” 九月，朱元璋敕令驻兵保宁的傅友德、驻兵重庆的汤和，“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众。因籍其丁壮，置各卫以分隶之。” 据此推知，凡符合条件的明氏旧部丁壮，均采取收编入卫军的办法，由卫所管辖。随着卫所移戍他地，他们也随之被分遣至全国各地。 《明实录》中有三条史料涉及到收编明氏溃卒丁壮人数的信息：（1）洪武五年（1372年），“兵部主事彭恭，泸州守御彭万里，收集四川明氏旧校卒二千六百六十人为军。” （2）洪武六年（1373年），“指挥万亿招集四川旧将士四千七百五十六人至京师。” （3）洪武十一年（1378年）：再“遣四川都指挥使司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凡六千五百余人。” 已经收集的溃卒人数尚且如此之多，散落在民间溃卒数量肯定远远超过于此。 至于被明朝收集起来的溃卒如何安置的问题，目前仅有一条史料直接记载，由万亿招集的一支为数4756名的“四川旧将士”，被发戍到了京师。 汤和塑像。 尽管如此，但还有不少间接史料可以佐证，另有多支明氏旧部被收编，并随军发戍到了外地。 （二）安置明玉珍政权的庄户 根据北定中原过程中形成的区别对待降民地的处置方针，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朱元璋批准户部所奏：“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宜令户满三丁者签一军，其不及者为民。” 这条资料揭示出，明朝在接管明氏官产——庄田的基础上，对在其上服役的庄户，实施了“分丁”的办法，凡户满三丁者签一丁从军，编入卫所。对凡没有被收编为卫军，以及未被签入军的庄户，一律转为民户，就地安置。 这样，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后，除部分丁壮编入军队，纳入卫所管理外，其余大部大多被明朝所消化吸收，分散安置在四川各地。 （三）处决明玉珍政权的大将 平夏战争甫一结束，朱元璋首先就将处决吴友仁提上议事日程。 吴友仁系追随明玉珍入川的部将。大夏政权建立后，曾任司徒，继任保宁镇守平章，负责驻守防守大夏北部疆域。明昇即位后，吴友仁以“太尉”身份专权，“犹专恣”，致使大夏“国柄旁落”。 洪武四年八月，在全蜀已下的形势下，惟吴友仁退守保宁（今四川阆中）坚持抵抗，直至朱元璋遂遣大将周德兴入蜀，会同傅友德兵攻克保宁，这才将其一举擒获。 周德兴画像。 十月，吴友仁等械至南京，朱元璋定其罪为：“始寇汉中起兵，致明氏失国者吴友仁也。” 吴友仁因不肯投降明军而遭到诛杀，追随他的“其余将校”，作为强制移徙的对象，被迁离四川，“发戍徐州”。 （四）惩治明玉珍政权的权臣 戴寿是跟随明玉珍从湖北来到四川的亲信部将。明玉珍称后帝，戴寿官拜冢宰，负责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 明玉珍去世后，后主明昇尚幼，诸大臣间发生倾轧，戴寿“总兵八万”居间调停，是左右朝政、稳定局势的权臣。朱元璋两度遣使入蜀，提出“求大木”、“借路攻云南”的要求，均因戴寿拒绝而落空。 在明军伐蜀的过程中，由戴寿掌控的西蜀地区，一直是明军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 洪武四年六月，廖永忠率东路军突破瞿塘峡，进逼重庆，在大军压境之下，明昇乞降，宣告大夏政权覆灭。 直到此时，坚守成都的士卒“遂无斗志”，戴寿“乃籍府库仓廪”向傅友德军纳款。于是，傅友德率军进入成都，并“得士马三万。” 归降后的戴寿，并未因为献城而获得赦免。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诏谕云南，论及戴寿之罪：“不意蜀戴寿等凭恃险隘，扼绝中道，政使朕意不达尔土。” 戴寿难逃罪诛的结局，并不意外，只是死亡的方式颇多蹊跷。《明史》记载：明军平定川、蜀诸郡县后，“遂班师。寿、大亨、仁寿皆凿舟自沉死”。 这里提到三个人，除戴寿外，还有大夏知枢密院事、成都守将向大亨，夔关镇守平章莫仁寿；没有提到死亡地点。《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只有两个人死亡，地点则确指在夔峡：“寿、大亨既降，至夔峡，皆凿舟自沈（沉）死。” 按照上述说法，几位久经沙场的大夏战将，居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选择同一方式集体自尽，这样的结局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联系发生在龙凤十二年（1366年）十二月的“小明王”韩林儿沉舟事件，这次“凿舟自沈”事件的疑窦不难解开。 根据可靠举证，“沉韩林儿于瓜埠”，绝非意外，纯属廖永忠一手所为。无独有偶。这次戴寿等人的遇难地点，碰巧又属于廖永忠管辖下的长江水域。 廖永忠画像。 如果说韩林儿的消失，使朱元璋刷清了与龙凤政权的关系，从此文书上的龙凤史料，被销毁得一干二净。 权臣戴寿的消失，则使明夏旧政权残余势力失去了凝聚的核心，这样的结局显然对明朝统治者是十分有利的。 朱元璋把明昇远徙到高丽 在论及戴寿之罪不久，朱元璋继又发出了一道非同寻常的诏谕：“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昇，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上闻之曰：‘此童孺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于是徙之高丽。” 这条史料虽不是专门针对四川的，属于因他事而附见于《明实录》中，但其内容无不与扫除旧政权余孽有关。 表面上看，是明昇因“言语小过”而被远徙高丽，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与其受“小人鼓惑”有关。明昇之所以能受其“鼓惑”，关键在于他与明朝之间存在一定“衅隙”，故给了“小人”以可乘之机。 这一“衅隙”，当然与明氏政权的利益有关；而这个“小人”，显非某几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种势力，无疑与四川的明氏残余势力有关。 因此，将明昇徙之于高丽的决定，犹如釜底抽薪，给了四川明氏残余势力以致命一击。 入川的湖广遗民命运与下落 （一）就地安置 平夏以后，摆在明朝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妥善处置好对群雄旧部和被征服势力的安置工作。朱元璋以往对待其他群雄割据势力的做法是，首先将被征服的敌对势力部众，异地移置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的地区，以杜绝反侧事件发生的隐患。 但在平定明夏政权后，朱元璋却将明氏旧部大部分留在四川，就地予以安置。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特殊政策，这完全是由历史因素和现实处境造成的，其中颇含有朱元璋基于全国形势所作的长期战略部署。 朱元璋画像。 明氏割据四川，以荆楚之民为主体；其所据之地，乃天下向称富庶的天府之国。在明初蜀中地荒民散之时，明氏在大军压境面前，选择主动归降明朝。已经在巴蜀生活了十年的明氏旧部，四处溃亡，散布在全川各地。 客观现实决定了，明朝不仅不可能将其异地移徙，更难将他们遣返回原籍。最明智的决策，莫过于将其旧部收集起来，重新进行整编，将其中符合条件者纳入卫所编制，其余不及者，准其纳入民籍，就地安置。 这样既有利于化敌为友，增强自身的军力，安定新征服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增添新的劳动力。 从全国局势看，元朝灭亡后，北遁的元朝嗣君正纠集残余势力伺机南下，妄图死灰复燃；坐镇西南的梁王以云南为依托，继续奉北元正朔，坚持与明朝为敌。 在这种形势下，将明氏旧部收编为自己麾下，并尽快将四川建设为可靠的后方基地，不仅有助于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北方边患，而且也为日后进取云南、统一全国创造有利的条件。 上述特殊政策的推行，使跟随明氏入川的旧部中的大部分楚民，避免了被异地安置的命运，他们没有被遣返回原籍——荆楚地区，而是在四川就地安置。 这样处置的结果，意味着追随明玉珍入川的大多数荆楚将士，在经过改朝换代之后，最终仍然得以在四川定居下来。 （二）举兵反抗 大夏覆亡后，湖广籍的明氏旧部校卒，为逃避迫害四处躲藏，有的流落民间，异地落业，有的继续留下来，与蜀中民众一起举行反抗明朝的斗争。 大夏政权覆灭后，一些对新政权感到失望的人，出于对明玉珍政权的怀念，开始用宗教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早在洪武六年（1373年），重庆就发生了“妖贼王元保”造反的事件。经过短短几年的酝酿沉淀，一场以宗教为旗号的人民起义终于在四川爆发。 洪武十二年（1379年）四月初六日，在成都府嘉定州眉县（今四川眉山）爆发了“四川妖人彭普贵为乱”事件。 由彭普贵领导的这次起义活动，一开始就“诱众作乱，劫掠居民，转攻州县”。眉县知县顾师胜率兵前往镇压，被造反者所杀。 嘉定（今四川乐山）、忠州（今重庆忠县）等州郡的“土民”受到鼓舞，纷纷起来响应，“乘隙为乱，燔掠城池，势甚猖獗”。明廷遣四川都指挥音亮征剿，亦多次为起义军打败。 这次起义事件震动全蜀，波及川南嘉定，川北广安（今四川广安）、川东的重庆、忠州等十四个州县。至七月二十二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彭普贵起义事件被镇压下去。 （三）异地迁徙 彭普贵事件的爆发，引起了朱元璋对四川秘密宗教会社组织，以及乘机作乱的明氏余孽的高度警觉。 在彭普贵起事之初，朱元璋敕令驻守陕西的曹国公李文忠说，尔务必派军“由栈道星夜前去扑灭”，“庶免贼炽，以安蜀中。” 李文忠画像。 按照朱元璋嫉恶如仇、对政敌余孽绝不姑息的一贯个性，相信在扑灭彭普贵起义之后，为了铲除旧政权的根基土壤，他必然采取坚决措施，将残存的湖广籍的明氏余孽，强制迁离出四川境土。 山东地名志资料依据当地居民对其先世祖籍的传承记忆，为验证明氏残余势力与胶东地区的勾连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旁证。 据统计，在今莱州市（明为莱州府，治掖县）1068个自然村落中，四川移民村落有751个，占全市村落总数的70.52%。在莱州市东面的招远市（明属登州府），共有724个自然村落，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10.36%。 在莱州市东南的莱西市（明属登州府），共有自然村落839个，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3.9%。 在莱州市西面的昌邑县（明属莱州府），共有812个自然村落，其中四川移民村落有129个，占村落总数的15.9%。 在莱州122例四川移民村落中，有62.3%的祖籍来自于成都府，表明成都府作为明初“四川移民最大输出地”，这一结论是能够成立的。 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在盆地西部地区，包括川西平原及其川北、川南片区，其总数为118例，比例高达96.7%；来自盆地东部的移民原籍比例只有4例，仅占总数的3.3%。 胶东四川移民祖籍主要集中于成都府，集中于盆地西部地区，这样的空间分布，与元末明初四川政治格局的特点，以及平夏以后明政府在四川推行政治性移民的历史背景正好契合。 莱州四川移民村落祖籍地的分布区域，正好既与平夏战争中明氏西蜀军队的布防区，又与彭普贵反明活动的集中发生区相重合。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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