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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明初湖广移民的空间分布问题，此前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此做过描述。如曹树基先生依据明初四川撤县比例，结合移民形势，对洪武初年四川人口分布格局作出如下推断： 大致说来，从四川的西北向东南推进，洪武年间的撤县比例依次呈递减状。这样一种由西北到东南撤县逐渐减少的格局与明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当然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四川的西部人口稀少，撤县就多，东南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高，撤县就少。东南部地区人口密度较高的原因与明玉珍定都重庆当有很大的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元末明氏招抚的湖北移民大都聚集于此，而洪武年间迁入的湖北移民也因为有乡亲的关系而在这一带大量定居。 学者曹树基。 四川学者黄友良在《明代四川移民史论》一文中，也就明初四川移民的分布状况做了如下的说明： 这种移民集中于四川盆地及盆周丘陵、低山地区，长江流域沿岸地区。与军事移民性质不同之处在于：行政性移民重点分布于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因而移民的性质表现为经济性的，目的是恢复经济。 影视剧中重现移民迁徙的情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杨宇振，依据《大明一统志》的数据并结合《读史方舆纪要》中的人口数，绘制了四川各府州“总人口、粮额、城周、领县数以及相应的平均数统计表”，以及《明代四川府县人口与分布》图。据此，他得出结论指出： 从平均每县人口“里”数看，最高的是泸州、重庆府与叙州府；最低的是雅州、夔州和保宁府。成都府、眉州、邛州、嘉定州比值较为接近……体现了明代川西地区的均衡性，也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成都府并未起到区域首府的领头作用；相对应的是长江流域叙州府、泸州和重庆府的发展……这种人口分布格局体现了四川盆地的内聚性发展；而长江流域的人因密集很可能与元末明夏时期定都重庆，十多年的区域经营而改朝换代时又未受到大规模战争破坏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大规模“湖广填四川”前奏的体现。 杨宇振博士。 我们根据《大明一统志》以及上文引述的“洪武二十四年四川分府人口估测表”，也可以看出，明初四川拥有人口最多的前5个府州是：重庆府380里，叙州204里，成都府230里，顺庆府111里，泸州100里。这一统计数据表明，洪武时四川人口分布，的确呈现偏向东南部地区聚集的格局。 这一格局与上述学者关于撤县由西向东减弱、经济发展区域集中东南等结论是相符合的。这一人口分布格局，又正好为此区的湖广姓氏分布所覆盖。足见洪武年间四川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湖广姓氏的迁入是密不可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人口密集的5个府州，正好位于流经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水系网之上。 长江水系网。 成都府的人口密集区主要集中在沱江流域一带，叙州则是金沙江与岷江的汇合点，泸州恰是沱江与长江汇合点，重庆正是嘉陵江与长江汇合点。这样，整个四川人口密集区和湖广姓氏覆盖区，就不是简单地呈带状分布，而是像一个“尼龙丝网兜一样”，遍布于盆地东南地区。 元末明初以来的湖广移民，正是凭借沟通四川盆地的这一天然水上交通网络，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从而呈网状地分布在盆地的东南部地区内。 四川水系网。 散布于上述地区的湖广人口，呈网状分布结构，这是从共时性而言的。如果从历时性来看，这一网状结构的形成，则是跨越了从元朝-大夏-明朝3个政权更替，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演变。 如果将不同阶段的移民形势与湖广姓氏分布联系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一种湖广移民文化叠压积层的现象。 川西、川中地区 元代初期川西地区曾经出现过“孝感乡”军屯移民，元代中后期曾经在川中丘陵地区发生过襄、汉流民聚集的事件。 川中丘陵地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先前时代的移民实践，总能为后来者提供经验借鉴，后代移民往往循着先辈的足迹前进。由于受历史惯性的影响，楚籍迁川前辈居住过的这些地区，自然也会成为元末明初各类迁川湖广人聚居的区域。 例如，在“孝感乡”军屯所在的崇庆州（今崇州），一时间就成为元末兵乱麻城人避难之地。据正德十六年《廖铉夫妇墓志铭》称：“廖铉，楚人，字汝噐，别号东溪道人，世籍黄国之麻城，元末始祖清，辟地入蜀，卜筑崇庆。” 崇州乡村美景。 又，明人杨铭撰《寿官黎公合葬墓志铭》亦称：“其先系楚麻城，元季兵乱，曾祖父讳文秀者，随父守蜀崇庆。” 至于曾经为襄、汉流民聚集之区的川中丘陵地带，在元末也因此成为湖广人避难首选之地。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今内江地区最为集中。 例如内江《张氏族谱·祖籍略》云：“吾家……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因元末避红巾之乱，始祖……迁四川成都府内江县。” 内江夜景。 内江《高氏族谱》云：“我祖因官荆南，而麻城寓焉。逮元末，红巾躏楚，复由楚迁蜀，蜀中高氏，盖自兹始矣。” 内江《杨氏族谱·略·序·文伯公形状》云：“吾族自鼻祖杨敬礼公，元末有楚麻城孝感乡入蜀”等等。 川东、川南地区 元末，明玉珍挥师西进，建立大夏政权，定都重庆。受传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影响，明氏部众及其家属乡邻无不“往依”入川。 正如民国《资中县志》卷十《杂编拾遗》所言：“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在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少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 由于当时川北、川西地区处于明夏与元朝、青巾军势力的争夺之中，局势动荡不安；而以重庆为腹心，一直延伸到夔州府的西北部的川东地区，则因为远离湖北战场，且距离都城重庆不远，容易得到明氏政权的保护，因此大量的湖广人口聚居此区地当属自然。 以重庆为腹心的湖广人口，还沿江向西延伸至的泸州、叙州府所辖的四川盆地的南部地区。 这主要是因为，此区原本人口稀少，加之泸州为明玉珍谋臣刘桢的家乡，属于大夏政权的后方基地，故不排除其为明氏部卒的安置之地。 当大夏政权覆灭后，明氏溃卒四处溃逃，他们既不能返回原籍湖广，而能够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地方，也只有远离都城重庆、位置偏僻的川南地区。 明初，不满新政权的明氏旧部，之所以能在此区发起对明初的造反活动，推测与此区有较多湖广人聚居不无关系。
川南梯田风光。 明朝开国之初，鉴于巴蜀人稀地荒的现实，在迁“窄乡”入“宽乡”的政策导向下，大量湖广移民就近迁入四川。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洪武年间迁入的湖广移民又相继在东南地区聚居。这是因为： 第一，由于有明夏时期迁入的楚籍乡亲关系存在，因此沿着这些前辈的足迹，洪武年间自愿进入的湖广移民，又在原来湖广姓氏聚集的地区定居。 第二，出于稳定四川社会秩序需要，明初政府从湖广地区派遣了许多湖广籍军士在一些要害之地戍守，最终在当地落业定居。
明朝士卒。 第三，鉴于大夏政权刚刚平定，明氏溃卒散布川南、川东地区，为了加强对明氏旧部遗民的监督防范，明政府从麻城移徙迁民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安置。他们进入四川后，被集中安置在叙州府的“富、荣二邑”。 黄友良还根据地方志资料研究，对明初入内江、广安、忠县3县湖广移民姓氏做了如下的统计说明： 三县湖广籍姓氏共141姓，占全部姓氏的87.57%，其中麻城县籍112姓，占全部湖广籍姓氏的79.43%；载民为“湖广麻城孝感籍”者78姓，占麻城籍姓氏的69.64%。移入时间则集中于洪武年间。全部161姓氏中有155姓为明代迁入，其中洪武年间移入147姓，占全部明代移入姓氏的94.83%。湖广麻城县有14姓公47支皆洪武年间同时迁入，其中孝感“七谢”（谢姓七支）皆“同出一宗”。由此可见湖广民户迁徙之众。迁出地区亦相当集中。从三县姓氏移入时间看，元末移入四川的比例极小，绝大部分是明初移入的。
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图书。 通过上述可见，洪武年间川东、川南地区人口密集区与湖广姓氏覆盖区，是元末、明夏、明初的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综合演化的结果，与这种背景下湖广移民持续迁入此区是分不开的，由此也形成了此区湖广移民文化叠压积层的独特现象。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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