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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孝感乡在元明以来的移湖广实四川历史中发轫最早，居于源头地位，因此名气最大，影响最巨。以至到了明中期，尽管这一地理单元早已在湖广消失了，但它在移民定居的四川地区，却一直被湖广移民及其后裔作为对原乡的一种记忆保存下来，并通过口授和文字载体一代代流传至今。 蜀人楚籍记忆的源头 大夏政权覆灭后，留居四川的楚籍将士和乡人，为明初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础，由此播撒了四川楚籍祖源的种子，蜀人楚籍记忆的滥觞正是以此作为源头的。 这集中体现在，后世蜀人在追溯祖先来源时，动称迁川时间源自洪武二年（1369）。 明玉珍穿的龙袍。 动称洪武二年入蜀的家族比例之高，由以下两组统计数据可略知一二。其一是，民国《简阳县志》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 据民国《简阳县志》所收录的原籍为麻城孝感乡和湖广籍的30支入川氏族中，明确为洪武二年己酉（1369），或洪武三年庚戌（1370）入蜀的家族，共有24支，约占80%。 其二是，谭红《巴蜀移民史》一书在统计夏政权入川移民家族的资料时，明确为洪武二年迁入的家族达33例之多，约占总数121例的27%，如果把元年（1368）、三年庚戌（1370）迁入的家族加进去，起码要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巴蜀移民史》图书封面。 在蜀人祖源记忆中，动称洪武二年（1369）入蜀的现象，主要存在于楚籍后裔之中，尤其是在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这种祖源记忆，起源于何时尚待追溯，但在民国年间已经形成为一种“俗传”“蜀语”，达到了“人人言然”的程度，则是毫无疑义的。 在清代及民国的家谱与地方志中，有关洪武二年入蜀的家族，遍布全川，俯拾皆是。如川东地区有云阳程氏、万州范氏、石柱谭氏、新宁张氏、孙氏、万县何氏、綦江周氏、万源罗氏；川中地区有资阳王氏、安岳王氏、内江黄氏、简阳徐氏；川西地区有名山赵氏、陈氏等等。 移民运动浮雕。 这些洪武二年入蜀家族多系籍楚省，或经湖广，或经麻城，或经孝感乡入川。这表明，“前明侨户多籍楚麻城”，动称洪武二年入蜀的问题，不失为一个重点研究课题。 “奉诏入川”辨 在洪武二年入蜀的家族中，又有不少人将祖先迁川原因记述为“奉檄入川”、“奉旨入川”、“奉诏入川”，更有将“奉檄入川”的年代记述为洪武二年者。 移民在新家园生产劳作的浮雕。 例如仁寿《胡氏族谱》称：明洪武二年，始祖定公由湖广麻城孝感乡奉檄入川。 内江《晏氏家乘》云：内邑旧户，多称祖籍系楚麻城，沿明洪武二年奉诏徒麻城，实蜀语故也。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初距离族谱书写时代较为久远，家族记忆失真。因此，在迁川时间和原因的记述上，必然出现各种形式的版本。 族谱中记载的奉旨入川。 以同一个川中地区为例，族谱中在有关家族祖先奉旨入川的形式和入蜀时间的表述上，就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例如：简阳《江氏族谱》称其祖于“明朝洪武四年”，“奉旨入川。”内江永福《熊氏族谱》称其祖于“前明季初”，“奉旨入川。”内江凌家场《张氏族谱》称其祖于“大明宣德元年丙午岁（1426）”，“奉旨……填实西蜀，故吾家之入川者不可胜数。”内江《周氏族谱》称其祖于“洪武出治”，“奉命襁负其子入川。 移民新的家园浮雕。 在新修的地方志中，如《宣汉县志》1994年版，韩氏祖先于“明初奉旨入川”；《彭县县志》1989年版载，周氏祖先于“明初奉旨入川”。 上述这些入蜀家族，虽然入蜀时间表述不一，但均属于“前明侨户多籍楚麻城”的范畴，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元明之际麻城移民迁川问题上，一方面是入蜀的家族，动辄将迁入时间记述为洪武二年；另一方面又有诸多家族将迁移原因称之为“奉旨入川”。二者结合起来，很容易在四川移民史上，形成为一种“洪武二年奉旨入川”现象。 明玉珍皇陵中的盘龙柱。 众所周知，洪武二年（1369），为大夏纪年开熙三年，四川尚被大夏政权所控制。四川既非为明朝所有，那么，为什么民间族谱普遍将其家族由湖广迁入四川的时间书写为“洪武二年”？在洪武二年迁入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 既以“奉檄入川”相传，那么，他们究竟奉的是谁的旨意？是明昇之大夏政权的旨意，还是朱元璋之明朝的旨意？还是另有原因？对此，学界有3种观点： 第一，大夏说。 明玉珍皇陵中的明玉珍塑像。 民国年间，内江《晏氏家乘》的作者对此进行了一番考证： 内邑旧户，多称祖籍系楚麻城，沿明洪武二年奉诏徒麻城，实蜀语故也。今考《明史》，太祖平蜀在洪武四年，先尚为伪夏明玉珍所据，何由有此诏？且咏化等书于明事□微毕注，亦无徙楚事。后阅升庵谱注，及本邑王侍御墓志，皆云先世籍楚麻城，元末避红巾乱来此，余书类此甚多。始元季大江南北，干戈猬起，明玉珍以至正乙未入蜀，据有诸那。东人避乱者归之，玉珍又楚北随州人，招乡人以自固其势，然也。迄明平蜀革伪号，人讳称之，故咸谓洪武初迁蜀，即吾族中人向来修谱亦有此语者，今时澄也。 这段文字揭示了两点：其一，祖籍麻城的氏族，多元季“东人避乱者”，大夏政权为了“招乡人以自固其势”，故颁诏者当为明玉珍无疑。其二，沿称“洪武初迁蜀”的家族，是出于革除前朝“伪号”的需要，因为在明军平蜀后，不得不避讳以称之。 这种避讳说，也得到了民国内江《张氏族谱》作者的认可。他认为，大夏政权灭亡后，“于是相从入川之人，皆不免以从逆为耻。”为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及其后裔便称自己家族是“避红巾之难入川者”；或者改称“奉檄入川”、“奉旨填蜀”。 第二，明代说。 朱元璋政权早在至元二十四年（1364年）开始了对于鄂东麻黄地区的直接经营和控制。这种情况下，明氏政权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不可能越境来到朱元璋控制的地盘招徕移民。因此，民间家谱上所记载的洪武二年迁入四川的家族，绝非是响应的明氏政权的诏令。 明朝军队。 既然洪武二年迁入的家族，只有在洪武四年以后大移民才可能迁入，那么，这些迁入家族所奉的旨意，必然不会来自于大夏政权，而只可能来自于明代。 第三，陈友谅军民说。 重庆学者岳精柱、程行在分析众多洪武二年麻城孝感乡民迁川的案例时指出，他们既非大夏，也非明代，而是避难的陈友谅军民：
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陈友谅。 洪武二年，还是明氏大夏政权控制巴蜀时期。这么多人一起从孝感乡入川，是从军，还是移民？洪武二年之际的湖北，早已是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大夏政权不可能到湖北征召，因此，这些人应视为自发移民，即为躲避朱元璋追究的陈友谅军民。 “洪武二年”解读 四川“洪武二年”现象的产生，虽然不排除个别实指迁入时间的情形[这主要是指，在明军平蜀之前迁入的楚籍人士，将其于洪武二年离开原籍出发的时间，理解为迁入的年代。由于当时湖广地区早已置于明朝的管辖之下，因此在洪武二年离开原籍，从理论上也是说得过去的]，但就一般而言，通常应当理解为“蜀人楚籍”在明军平蜀后，出于“避忌”的一种行为表现。
明朝军队中的长矛队。 早在明军平蜀前，已有各种类型楚籍民众迁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难入蜀者，也有追随明玉珍相与入川者，他们一道构成为“蜀人楚籍”的主体。在明朝定鼎天下后，这部分“蜀人楚籍”群体，为适应新政权革除“伪号”的需要，耻于再言及大夏，遂将原本于元末或大夏时期迁入的年代，转写成了“洪武二年”。 可见，“洪武二年”之于四川，实乃元明改朝换代背景下，附加在“蜀人楚籍”民众身上的一种文化符号。
继元末明初“徙楚实蜀”现象后，在四川历史长河中，又于明末清初发生了再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为区分不同时代迁入的移民身份，有的遂将“洪武二年”作为划分明初时代迁入者的识别标志。诚如民国《续修大竹县志》所说：“土著有宋元时入川者，有洪武二年入川者，统称黄州人，俗称为本地人。” 在清初以来四川社会中，与明末清初新迁入的移民相对照，其中既有宋元时代迁入者，也有以“洪武二年”为标志的明代迁入者，他们一起构成为当地的“土著”，“俗称本地人”。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由于这一划分符合四川历史实际，不失为历史时期四川人口来源构成的真实写照。故其后这种认识逐渐积淀为四川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以至到了民国年间，当新一轮四川地方志和族谱编修高潮到来之际，“洪武二年”就成为指代明初时代的一种象征符号，而被保存在上述地方民间文献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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