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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赏生命的因缘 人生若寄，在时光流转中，对多情的人来而言，邂逅的事物皆值得徘徊驻足，会心之处，诚然可感悟生命的壮观；但凡一念兴起，总归是情真意切，在想象中随缘采撷，清赏一番，抑或释然绸缪目送，之后了无挂碍。 喜怒哀乐的美，首先在于映心而不藏。聚散离合，平凡度日，游览奇境，生老病死，无非是游心太玄之圆满自然的机缘，世人不必执着于此中一相，才有美的圆满体验。庸俗之人不自觉心念圆满之美，机心重重，敷衍自性，以至于狂热执着的追寻，得到的首先是烦恼痛苦。美的清淡、繁华，全然于美的本身，人一旦因缘和合，是无法摆脱的；只一念，便可了却亘古亘今。当下成了一切，一切无非当下。 人性的共识 人与人对某一问题的共识，同时反映彼此的思考力、判断力与自我本能的距离。若共识与本能的应激性反应越靠近，人的判断和思考就越浅薄，这种与理性自觉背道而驰的平庸共识，对彼此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蒙蔽，进而使人的思考力、判断力退化，甚至酝酿成他们不能自觉的灾难；反之，人与人的共识如果在不断强化的理性自觉下形成，将对彼此产生巨大的认知推动，有关的个体都能因共识，达到对事物思考判断的新境界，这种'新'正是人类文明生发的基因。 虚伪和真诚 人对事物之行为态度，无所谓虚伪和真诚，确切地说，仅集中在矇昧与否，其中涉及矇昧之任何标准范畴，对应的呈现了自我快乐的某一程度。自我感觉的快乐也是他人快乐的必要条件。快乐建立在自我心灵对自由的感觉，而这种自由蕴含着知识（经验）与思想的无常调和，激发人从文化上反省道德和构建法律，法律与道德的存在是人类快乐根植于自由的下限。 法律与道德愈是精密，人在群体中的快乐感愈高。自我世界的快乐感，是对身处群体中快乐感的抽象体验，主要以哲学、艺术、宗教作为归纳表现。矇昧不但能破坏自我的快乐，也对他人的快乐构成不堪设想的危机；这种以人性群体关系为绝对条件的境况是无人幸免的遭遇，仅有的乐观寄托于个体矇昧程度的高低变易。 战争与和平 从时间意义形成存在论的历史性积淀上宏观的把捉，人类活动一直在战争与和平的钟摆上以人性为动力往复变易，数不胜数的摆动痕迹（过程）被知识和思想以不完全的状态记录着。特别是近代、现代、当代的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古今文明的发掘、启蒙、传承注入了巨大的推进能量，这种效率在互联网的普及趋势下更为突出，但面对个体——群体人性对知识与思想的主观不定向的接纳或排斥，人类文化在知识和思想上对人性的影响总是无法完全可靠的落实于当下。 仅仅立足于思想的可能中，可以断言，人类居住的地球绝不可能全部（或者大范围）摆脱战争——和平这个圆弧的稳定束缚。以符号语言表述为范畴既定的模型，虽不足以实现某种个体理想主义，但蕴含着建立一个相对公平自由的公共秩序的机会，以至于构成对个体——群体存在某种程度的安全稳定的保障。这种保障以多元的观点为导向，求同存异，进而生发道德和法律上的具体要求。 道德与法律的边界 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自觉性来考察，每个民族似乎都曾以不同程度或形式发生过令群体及个体隶属于某个阶级的文化氛围的心理划分。这种划分主要依仗权力的可能操作，其结果不断落实在人性欲望的无限膨胀中直到有威胁的阻力显现而变换权力操作的主角，但最突出的问题是被权力压迫的一方纠缠在周而复始的绝望中。从表面上看，文明意义的终极愿望几乎全然寄托在对被压迫者的解脱救赎，而这种愿望的实质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权力只要不对任何个体达到同等对待的约束，那么在权力操作的过程中就必然使得施加权力和接受权力双方的存在方式的始源性质都被不可限量（预计）的破坏。 若以人类文明存在的和谐意义来照面，权力双方的自由存在能力在权力的机械操作过程中被深深浅浅的遮蔽掩埋，个体人的价值判断从而堕入失衡，这种失衡从人的躯体本能来说更加接近其他动物群体弱肉强食的纯粹自然状态，人类以高于其它动物的智力对这种自然状态的始源性质赋予更加残酷恐怖的量变。 总之，要求得对个体在道德关系上的警示或教化，同时对个体人的权力与权利进行有效保全的方式，最可靠的就是法律在不同区域的不断修订完善，以及绝对客观透明的实施。这是文化终极愿望在群体中发生的基本，也是其它文化形式焕发生命内容的机遇；更是对人性范畴内未知的不可避免的将反复陷入恐怖和黑暗之前的尽力挽救和拖延。 真理的残酷性 人与外界的交流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起源于人性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抽象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起缓和作用的就是概念与语言（广义：包括肢体语言）的发明，而要达到彼此交互式的信息贯通，必须有赖于逻辑在概念——语言之间的组合的连续性对群体文化心理的凝聚；其副作用就是大多数个体被认识和理解过程中的时间区间上的局限信息（比如所谓的真理）所蒙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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