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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突然想起这个案来，不觉已是十几年前，那是我一年书记员工作期间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案件。 男女当事人的名字不记得了，但那个女的那时的模样在脑海里倒是清晰。只是现在，她应该也有五十岁了吧。 那时我还是个书记员，对案件还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反倒是这样，好像更能观察每个人的状态，以至于多年以后，不曾忘记。 男女是大学同学，应该是学理工的，毕业以后从家乡来到佛山，开个小小的工厂，生产油漆。佛山是久负盛名的家具制造及销售地，也许他们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无限商机，才背井离乡选择了此地，开展他们憧憬中的事业与未来。 他们成立并经营这个工厂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们不得而知。这期间他们结婚生子，如果不是一场意外，也许如今他们也是妻贤子孝，富甲一方。 命运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仓促的转弯，让人措手不及。男主人在一次油漆引发的事故中不幸中毒，更让人痛心的是，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来到二审的时候，这样的昏迷已经持续了几年，唯一的不同是，他还活着。 直到今天，在这样一段婚姻里，我们仍无法判断谁是谁非，而提出解除的那个人，我们也仍然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谴责她。因为，如果在这个年代，我们还用强大的道德来约束婚姻，让所有人安于现状，从一而终，也许这才是最大的不道德。 可是，清醒的人是清醒的，而那个昏睡的人怎么办？ 从法律上讲，婚姻一旦设立，与具有父母子女关系的血亲在某些方面有着几乎等同的地位。比如，你结了婚，那么能在你的手术单上签同意的那个就会是你的配偶；你有幸发了财或是你不幸遇了难，能够享受你荣华富贵的那个，能够继受你遗产的那个，都不会少了你的配偶。而就是这样一个共同体，走向解散的时候，却不得不成为对立的两方。 现在，谁能够真正代表他的利益？ 他的父母远在外地，且已经年迈，想尽办法联系上，却发现他们根本无法，也不可能来到这里参加诉讼。他还有一个姐姐，也没有强烈的意愿帮他出面搞定这些。他的儿子还在懵懂之年。只有他躺在医院里，浑然不知，谁将是他命运的主宰者。 案件就这样陷入了僵持，既没有好的方案，也没有好的方向。 记得女方的律师对于一审判不离表示了很大的不满，我们能理解她们的心情，可是合议庭也有着深深的忧虑。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没有人能轻易的定夺，他孤零零的，可能会因为这一纸文书而被弃之如敝履。法律在此时即使是机械的，僵化的，但也却是最有保障的。 我的第一任师父，现已经退休颐养天年，在那个时候正是大不了我现在几岁的年纪，她坚定地认为，在这个男人没有得到妥善安排之前，说什么也不能判离婚。而妥善安置的前提，除了钱似乎也没有更合理的办法。 钱，永远都是考验人性的第一首选。 女方称，男方住院以来，照顾他的责任只有女方一个，他的家人从来没有负担过，所以她并不同意在离婚前拿一笔款项出来用做男方的保障费用，因为她并不相信那些几乎与他们没有共同生活过的男方家人。不仅如此，她还认为，两个人经营的油漆厂对外还负债累累，她没有钱先行支付男方后续的费用。 男方那里的回信显然并不能接受女方的如此行径。 案件在调解与等待中过了很久，依旧处在冰封阶段，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就像一个乌云密布的世界，连被闪电照亮的犬牙参差都没有，每个人都似乎闷声进行着一场破顾沉舟的决斗，都不甘心，却也都有些畏惧。 女方的律师好像不知道认识法院的谁，也找了人问来问去，这一点，我倒是挺佩服我师父的，她就是一普通法官做到退休，并无啥职位，但那件案，她一直都很坚持。 法官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坚持一件事，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 不记得过了多久，主审法官最终还是维持了一审的结果，清醒着的和昏睡着的，还是不得不用法律这条红线硬生生的捆着。是对是错，直到现在，依旧没有答案。 之后的几年里，再也没有见这个案件上来过。 一晃十三年过去了，也许是他醒了，也许是她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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