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

拥抱寂寞与狐独 201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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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作品

何其芳的爱情诗，基于个人的喜怒哀乐又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经过外界阻碍在形式上夭折的爱情，净化了他的情感层面，而唤发出对爱情本身的生命体验。爱情如一座高山，何其芳对爱情的追求，逾越了失落爱情的沟沟坎坎。他知道，看得见的爱情之光，他本人无法企及，但他仍然坚信，只要攀登，就会拉短与爱情之光的距离。基于此，他的爱情诗就有别于真实的爱情和理想的爱情，而介于真实倾向理想的层面之中。

要表达这种层面上的爱情，常规的构思和语言是不行的。何其芳在谈到自己写诗的过程中曾受过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他最初喜欢冰心，泰戈尔等人的小诗，“用小诗的形式写他的天真的感触，他竟写了满满一小本”。后来，他自认为幼稚而烧掉了。稍后喜欢过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喜欢过戴望舒的诗歌，进而又钟爱梵乐希的名诗《水仙辞》和《水仙的片段》。法国象征派的诗歌与他自小受过的晚唐五代冶艳精致的词风熏陶，产生了共鸣，他在自办刊物《红沙碛》上的早期之作，就留下了这些探索的印迹。然而，何其芳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诗人，讲求艺术的完美。他不断探索、追求、融化古今中外诗歌表现手法中，结合自己的个性、气质，形成了富有艺术魅力的独特诗风。正如方敬所说：“他的诗绝不属于任何中外诗派。他就是他自己，他的诗是他自己心灵的声音，他的诗是他生命的树上自己生长出来的绿叶。

属于“他自己”的“声音”，是他在对语言的独特锤炼上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我喜欢读一些唐人的绝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我自己的写作也带有这种倾向。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为表现浮现在他心中的那些颜色和图案，诗人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思。然而，他乐此不倦。曾如何其芳自己所说“我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我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典故的组织，含义的幽深和丰富”。

何其芳早期之作，已注重文字的锤炼与典故的组合。《莺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用桃花来象征青年男女的爱情并不鲜见，唐代诗人崔护已留下“人面桃花”的典故。何其芳则赋予这个老典故以全新意义：为情而死的女子是美丽的，更美丽的是这个传说本身。

何其芳眼中的爱情是“婴孩脸涡里的微笑”。“是传说里的王子的金冠”，“是田野间的少女的蓝布衫。”（《爱情》）消失了恋人的脚步“有如虚阁的悬琴，久失了亲切的手指，/黄昏风过，弦弦犹颤着昔日的声息，/又如白扬的落叶飘在无言的荒郊，/片片互递的叹息犹是树上的萧萧”。（《脚步》）欢乐的颜色“像白鸽的羽翅？鹦鹉的红嘴？”欢乐的声音“像一声芦笛？还是从稷稷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欢乐》）银色的梦“如白鸽展开沐浴的双翅，/如素莲从水影里坠下的花瓣，/如从玻璃似的梧桐叶/流到积霜的瓦上的秋声。”（《月下》）诗人把一些抽象的事物变成一些有声有色的图案，具体可感的色彩。这些图案和色彩构成诗人思维运动形态的内核和外在表现。

何其芳“生来具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会把无色看成有色，无形看成有形，抽象看成具体。他那句形容儿童的话很可以来形容他自己：寂寞的小孩子常有美丽的想象”。何其芳自小生活在想象中，缺乏温情的家庭，养成了他在想象中释放自己孤寂的思维习惯。他在诗歌创作中，凭借想象的翅膀去思维，就超越了从概念去寻找意象的常规思维过程，浮动在他心中的本来就是一些想象中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本身因为脱却了概念，就必然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使人在这些熟悉的图案和色彩背后，去品味和思索隐藏的象征意义。我们读他的爱情诗，总会感受到他创造的意象所带来的独特感味，由于意象之间跳跃很大，意象本身的丰富性和兼容性，就使他的诗有晦涩之感。诚如李健吾所说：“一般人视为晦涩的，有时正相反，却是少数人的星光。”试看何其芳笔下的相思：“谁的流盼的黑睛像牧女的玲声，/呼唤着驯服的羊群，我可怜的心/”“过了春又过了夏，我在暗暗的憔悴，/迷漠地怀想着，不做声，也不流泪”。（《季侯病》）对恋人的怀想，赋予一件普通的罗衫：“襟上留着你嬉游时双浆打起的荷香，/袖间是你快乐的泪，慵困的口脂，/还有一枝月下锦葵花的影子/是在你合眼时偷偷映在脑前的。”（《罗衫怨》）爱情失落的惆怅是：“寂寞的砧声散满寒塘，/澄清的古波如被捣而轻颤。/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能从这金碧里拾起什么呢？”（《休洗红》）诗人眼中的一些图画和色彩变成了一个个奇特而含意浑邃的意象，意象的含义，则取决于读者对这些意象的理解。不同的读者所感悟的意象，自然是有差别的。因为意象本身具有丰富的蕴籍。既不同于汪静之们自然流露的天籁之声，又有别于那些一味地高唱或低吟的泛情之作。

在“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联串事件来表现某物特定的情感”时，何其芳是独特的。他不是在现实里或书本中去寻找与自己爱情经历相对应的客观事物，而是凭借语词本身的锤炼去想象，去思维，在想象和思维中把自己的情感沉淀在一些看得见的场景，摸得着的物什以及具体可感的事件中，从而赋予这些“实物”、“场景”、“事件”以新的象征意义。这不仅仅大大推动了爱情诗现代化进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高峰，我们在陈敬客和舒婷的爱情诗中，也能感到何其芳“他自己”声音的回响。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被选入七年级上的语文课本。女儿何三雅是法语翻译。

诗歌创作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延安诗坛上，何其芳是最早奔赴延安的诗人之一。这位早在来延安以前就以他婉约幽渺的诗风而倾倒无数青年男女的汉园诗人，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里，走出精美细致的唯美主义的艺术之塔，来到了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延安。延安军民热诚的抗日激情和延安清新自由的民主气息，使这位习惯了在黑夜里歌唱着心灵忧伤的多情敏感的诗人，一扫冷艳哀凄的梦幻色调，用他那敏感的心灵和优美的笔触，奏响了礼赞民族解放历程的琴音。

何其芳抗战前的诗歌大多收入1945年2月出版的早期代表作《预言》集中。《预言》所表现的是诗人幽怨、寂寞、烦忧的情绪。其基本倾向和卞之琳诗歌的细腻敏锐一样，“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继《预言》之后，何其芳又出版了《画梦录》、《刻意集》、《还乡杂记》三个散文集。这三个散文集与《预言》在思想内容上的基调基本一致，“由于生活的空虚，思想的忧郁，因而多偏于艺术上的琢磨。一篇又一篇，就像绘制得很精美的图案，其中有调合的色彩，精练的语言，有带着涩酸味的闪光的哲理，有诗一般撩人心弦的抒情”。因此，尽管何其芳的这三个散文集的情感内容不是来自那个时代火热的斗争生活，而是来自那些僻静的、孤独的自我心灵的颤动。但是，由于何其芳把“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调，交融于精致的抒情画面之中，使他那些散文闪烁着一种诱人的光彩，它们在当时和后来，曾使一些与作者有类似生活经历、类似思想倾向的青年读者所沉醉过”。

1938年8月，何其芳和沙汀、卞之琳一道，穿过道道封锁线，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接见，稍后便到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11月，何其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何其芳曾经跟随贺龙将军过黄河到晋西北和冀中敌后接受战火洗礼。回到延安后，何其芳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42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至1947年间，何其芳先后两次被派往重庆做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工作，并担任党的四川省省委委员、宣传副部长和《新华日报》副社长等职。

在延安的九年的工作学习和写作生活中，何其芳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收获。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均收录在1945年出版的诗集《夜歌》和散文集《星火集》中。从这两部诗歌和散文集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何其芳的心灵流变历程。

一、延安诗作的思想追求：与时代和革命斗争紧密相联，与祖国和民族命运息息相通，积极为抗战服务，歌颂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和延安自由民主的新现实，并唱出了自己走向进步的心灵历程。

1．揭露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颂扬投身抗战的英雄军民，塑造中华民族的战斗风貌。

2．讴歌生机勃勃的青春，礼赞崭新芳芬的生活，颂扬艰苦卓绝的革命。

何其芳是一位敏感多情的、对生活充满理想热忱的诗人。在延安，他把满腔热情奉献给活跃在抗战前沿的青年人。《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就是他为青年们用抒情的琴弦弹奏的青春晨曲。在何其芳的眼里，青年是“早晨”，早晨是生机盎然，青年是“希望”，理想寄托在他们的身上，青年是“未来的事物”，那里有理想中的光辉现实，青年是“正在生长的力量”，展示出灿烂的前途。诗人讴歌青春和理想、未来和前途，渴望引起“少男少女们”的积极呼应和共鸣。“我的歌啊，/你飞吧，/飞到年轻人的心中/去找你停留的地方。”诗人和年轻人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这是琴弦的轻弹，心弦的共鸣。那“快乐”和“好的思想”又化为琴声和心曲，像一阵微风、一片阳光，向四面八方传播飞翔。于是，“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3．率真地表现新旧思想感情的内心交战，形象地展示知识分子曲折进步的心灵历程。

二、崭新的艺术风格：从《预言》的绮丽、雕饰和委婉走向《夜歌》的朴素、明朗和自然。

在延安，新鲜生动的生活和自由进步的社会氛围，不但改变着何其芳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念，使他将自己的个性生命溶入到为民族解放而战的集体主义的洪流里去，而且也赋予了他诗歌艺术以新的生命。

1．以直接抒情的方式为主体，真挚地倾吐内心感受，直率地坦露爱与憎、快乐与忧郁、追求与向往，借助情绪的对应意象抒发激情。

2．突破格律和音韵的束缚，以情感抒发和意境创造需要为旨归，以散文化的诗歌形式，抒写自由的心灵的歌声。

3．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的追求，架起把诗歌引向人民大众的艺术之桥，使诗歌更加贴近人民，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成为激励人民的战斗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