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前来往于伏尔加河畔与北京的人，奠定了数万人的大迁徙！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有一支风尘仆仆、满面灰尘的队伍进入北京城，他们要见康熙皇帝。有人询问过后，才知道这一行人是来自万里之外的伏尔加河畔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使臣，他们假途西伯利亚历时两年多才来到北京。康熙接见使臣后，了解到土尔扈特部对祖国的向往之情后，康熙十分感动，史载“上嘉其诚”。康熙帝鉴于土尔扈特部期盼回国的实际情况，为了解土尔扈特部的实际情况，决定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使臣，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望我国土尔扈特蒙古，并了解“所部疆域”。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4月，图理琛等假道西伯利亚出使伏尔加河。虽然此前清政府由理藩院行文至沙俄当局，要求他们允许清朝使团过境。但实际上沙俄方面并未照做，而是暗中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图理琛等一行人走了整整两年多，才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6月，抵达土尔扈特汗部汗王阿玉奇的驻地，受到阿玉奇的盛大欢迎。

双方见面后，图理琛宣布了康熙的“谕旨”，转达了康熙对土尔扈特部众的问候。阿玉奇则对祖国当时的状况极为关心，从皇室到军事等一一询问，同时着重向图里琛等说明：“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以此明确表示自己是祖国的成员。他还说：“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与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阿玉奇汗的这些言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与中国息息相关，而与沙俄格格不入。

在双方友好的氛围中，图里琛一行人在这里住了14天，期间阿玉奇汗几乎每日盛宴款待，还安排射箭、摔跤等蒙古族特色节目表演，彼此之间都“喜之不尽”。后来，在图里琛一行启程回国时，阿玉奇汗的小儿子策楞敦多布还送给康熙皇帝鸟枪一杆，并请代为转达他对康熙的祷祝。这些欢快、融洽和祝福，表达了土尔扈特部对祖国的深厚情意。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图里琛等人还京，向康熙皇帝交差后，图里琛还将路经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乌拉尔山等地的沿途记录，如所见山川形势﹑动植物分布﹑河流水文﹑村落居民﹑器用风俗等﹐进行了整理编撰，并于雍正元年(1723)用满﹑汉文字刊行﹐取名为《异域录》。这部书主要记载了俄国的情况﹐卷首有俄罗斯地图﹐是中国较早介绍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它出版后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先后被译成法﹑瑞典﹑俄﹑英等文字。

正是由于阿玉奇汗和康熙帝、图里琛等人的努力，终于在数年后，数万土尔扈特人冒着死亡的威胁，踏上了返回了祖国的征程，并最终得到清朝的妥善安置，成就了“东归民族英雄”的称号。（文/讲史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