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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海洲在漫长的成陆过程中，因受海潮和河流的影响，往往形成高差在一两米内的微地貌。其中一些是由古海湾、古河道所形成的地势相对低落的洼地，当地居民称为洋、荡、池、塘、潭、河、港、湾、凌、洼、滩、塌子等。另一些地方由于河流、港汊受海潮猛涨泛滥而形成自然堤岸遗迹，地势相对较高，人们称其为墩、甸、坎、圩、沙、洲等。古代还有一些入海河流受到海潮顶托，水流平缓，曲流发育，致使河道走向横七竖八、歪歪斜斜、弯弯曲曲，因此便形成了弯、环、套，有多条河道交汇的地方则又成为较大的河口。 如东的这些沧桑遗痕，在各地的许多地名中得到印证。如掘港的四丫口，相传是四个海丫子的交汇处；童甸的洋岸则是明清时三余湾北侧的一条拦海堤岸，岸外的港汊即为洋岸港；饮泉的标灯则因土墩上曾置灯为赶海行人作标记而得名；新林的川子口相传因入海口被海水冲刷成川而得名；光荣的滩儿口乃是由海潮冲击成的一个滩口；石屏的石家烟墩相传有石姓居住在墩上，夜间点燃烟火为下海人引路，故名；童甸的银杏埠子，原为范公堤畔一个下海埠子，因埠子旁有银杏树而得名；潮桥的下洋头，因潮水涨到此地而止称洋头；袁庄的潮家尖，因海水冲出一尖形地块，名潮尖，后有人居住，故名；袁庄的海河滩（又名海货滩），因海水涨潮至此与河水相接并形成海鲜集散地而得名；在袁庄还有个地方叫杨瓦屋头，因此地曾遭海水淹没，仅剩杨姓瓦屋屋顶露在水面上；景安的洋涨庵，则因海潮曾涨到此地，后于此建庙，故名；双南的野马口，因潮水涨来，似马奔腾，冲成一口子而得名；岔北的鸭儿墩桥，因相传涨大潮淹死许多人，尸浮似鸭，埋于桥头，故名。 自然的力量在如东大地遗痕甚多，而如东历代先民为搏击海潮、煮海为盐和发展农耕渔猎，也留下不少深深的足迹，如范公堤、串场河、盐墩、盐灶、渔港、渔村等等。 范公堤 如东沿海有一道古老的捍海大堤，史称范公堤。当年，它犹如游龙蜿蜒百里，横卧于沧海与桑田之间，威镇大海狂涛。南宋续建后的大堤在如东贯穿全境，其走向西自海安老坝港入境，由靖海向东经小洋口至长沙拐弯向南（此段沿海公路即为老堤改建），再折向西过狼山鸡场经掘港（范堤路即以老堤遗址命名）向西南，经银杏埠子、花子街（今胜利街）、老曹埠镇，最后由倒埠子折入通州境内。范公堤古时叫皇岸，是唐大历年间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为抵御海潮，带领民众修筑的一条捍海堰(据考当时的捍海堰尚未修筑到扶海洲沿海)。北宋开宝年间（968～976），知泰州事王文佑曾对捍海堰作过修缮，后因堤身不固，经海潮长期冲刷而时常溃决，逐渐失去御潮作用。天圣元年（1023）范仲淹在东台监西溪盐仓时，看到旧堰久废不治，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便具摺给早年同窗、时任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提请修筑海堰工程。张纶一面向朝廷呈报，同时举荐范仲淹为治海能人。天圣二年（1024），宋仁宗擢升范为兴化县令，并委派其主持筑堰。由于旧堤大都坍塌，加之海岸线不断变迁，堤址需重新勘定。而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宋代，普测海岸十分困难。范仲淹亲临海滩观察思考，在当地渔民指点下，发动沿海百姓于大汛期间将砻糠遍撒海滩，大潮一至，砻糠随海浪涌进。退潮后，砻糠则附着于沙滩，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糠线。范仲淹令民工沿线插标，新堤址就此确定。由于筑堤工程浩大，风、潮灾害频繁，一些民工畏难动摇，导致兵夫惊散。范仲淹在《宋故卫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中记述当时“雨雪大至，潮汹汹惊人，而兵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范仲淹则顶风冒雨，临阵督察。有史料记载，范仲俺与同科进士滕子京“同护海堰之役”，与民众同甘苦，共患难。范还捐出自己的官俸，补贴筑堤费用。在他的感召下，民夫复出，情绪倍增，工程进展迅速。首期工程北自刘庄（今大丰境），南至富安（今东台境）告竣。天圣五年（1027）向南续建至栟茶场（今如东境），堤底宽三丈，顶宽一丈，高一丈五尺，长158里。其后，屡有续建。南宋乾道七年（1171）,泰州知县徐子寅令所属沿海各场场官在各自辖境筑堤,范公堤如东段基本建成。明永乐年间修堤80余里，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同治七年（1868）又有两次修缮。至此，范公堤向北扩至阜宁，向南延至启东吕四，堤全长582里，经苏北、苏中九县。后人敬仰范仲淹功德，定堤名为“范公堤”。《辞海》“范公堤”条目称，堤成后“滨海泻卤皆成良田”。《江苏省两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表》记载，在堤成后百年内，近海沿范公堤内很少受海潮倒灌之害。与范公堤形成对照的是，从马塘场南彭家缺向西南直至石港场新堤之间，沿卖鱼湾一带未筑堤坝，致使原马塘地区洪灾不断。其原因据明史记载，为马塘“奸总王继忠等妄称高阜，不必筑堤，以致中缺一十余里，不得与掘港场相接”，成为一大缺口，故名“彭家缺”。明隆庆三年（1569），通州盐判包柽芳自彭家缺至石港筑堤，人称包公堤。此缺补齐，如东境范公堤方得全线贯通。由于范公堤“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农事、盐课两得其利，受世人称颂。清人吴宗元有诗赞曰：“捍海功成百代崇，蛇龙逼薮尽耕农。当年不应临川笔，到此惟应说范公”。清人李琪撰《崇川竹枝词》有云：“捍海堤前拜范公，海潮不复溢南东；侬家收得金钗稻，制就元宵饷若翁”。 串场河 据史载，串场河由宋咸淳五年（1269）两淮制置使（负责边防军事设置之官职，相当于清代总督）李庭芝主持开凿，为串接各盐场之运河。苏北境内串场河共有3条，一是从泰县东起入射阳河；二是串吕四、余东、金沙、西亭、石港诸场之串场河；三是从立发河进口，经岔河分汊，一北向去丰利场，一东向去马塘场，再东到掘港场。宋时，皋东境内丰利、掘港、马塘为著名盐场，设盐课司署。串场河正好将三场沟通。而栟茶盐场当时不属（如）皋东，但另有（北）串场河与之沟通。如东境内的串场河西经丁埝闸可通泰州、扬州，并接通大运河，是如东盐业经济繁荣史的见证。据民国《如皋县志》载，串场河由马塘向东经环镇至掘港，从关西入口穿过地藏桥向东，经弹琴桥、校场桥、董公桥、烟墩桥、龙王桥、天后宫桥再折向北，沿范公堤直至苴镇王家潭入海。串场河仅为串接各场之主要河道，而各场与盐灶之间另开有“灶河”相通，形成纵横交错的运输网络。各亭灶所产原盐，先用驳船沿灶河运至场署所在地，再由场署分装大盐船，沿串场河运往泰州、扬州，再分输全国各地。历代王朝对串场河之盐运都十分重视，并建有严密的管理制度。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关卡，收取税赋，查验放行。掘港西首有大桥名曰“关西桥”，就因东侧有串场河上所设之关口而命名。串场河作为古代交通大动脉，远在宋代就给沿河两岸带来了勃勃生机。交通便捷促进了商业兴旺，运盐出去的船只返回时带来了内陆各式货物、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外地客商也纷至沓来，经商营销，各领风骚。明中期以后，掘港因其市场繁荣、商贾云集而被誉为“小扬州”。而沿串场河两岸则逐渐兴起了诸多中、小集镇。明代掘港还凿有市河和护营河（亦称濠河），有的流入串场河，有的则借其一段，另行开挖分支，都与串场河有密切关联。过去掘港水系十分发达，相当一部分均源自串场河。当年横贯如东全境之串场河的开凿，除繁荣商贸流通之外，也为灌溉农田，泄涝排咸，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显著作用。 亭·场·灶·总 如东产盐已有近两千年历史。当年煮海为盐的亭场、盐灶、团等场地和器物如今虽难得一见，但全县各地习见的亭、场、灶、总等地名，正是古扶海洲煮盐业发达的历史遗痕。关于亭———《旧唐书·食货志》、《宋史·食货志》都有记载，称取卤烧盐的地点为亭场。日本第十三批遣唐使中的高僧圆仁在所著的《大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开始部分说到“知路之船引前而赴掘港庭（亭）”，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掘港亭”的最早的文字史料。南唐时期（937～975）名士徐复治海陵盐政。他看到马塘场用卤成功地煎出上乘之盐时赞叹：“此卤，金也！”“金卤亭”遂成马塘的历史胜迹。关于场———有盐场与包场之分。盐场是唐肃宗宝应年间（762～763）所创设的产盐专业机构。在如东历史上曾设有丰利场、栟茶场、掘港场、马塘场、岔河场和古坳场。古代各盐场都设有场署，负责管理盐务。包场则为盐包堆积之地。古代，盐场署将煎丁烧成的盐就地收购，在外运前先装入蒲包，再将盐包堆积成金字塔状的垛，一两丈高，上以芦席遮盖，以避风雨。故堆盐场称盐包场，俗称“包场”，包场外围有加筑围墙者名包垣。丰利镇在清朝时，有东、西两包场。掘港旧时在烟墩桥到龙王桥一带为包场之地，镇东的称为东包场；镇西的西包场则在地藏桥外，故地藏桥也称包垣桥。曾因包场而得名的还有栟茶镇的包场巷、石屏的包场村等。关于灶———即煎盐灶。据明代史料记载，当时的盐灶用土垡砌成，支起重达两万斤的盘铁（盘铁由官府提供，分若干相等的三角形小块，闲时分户保管，用时共同拼装），灶台呈圆形，四周开灶门，用以喂燃柴草，每灶数户盐民轮流共煎，这种大灶效率低。到明代晚期，改用统一铁铸的小型锅，推行小灶制。小灶前锅后 ，锅预热卤水， 则煎盐，效率明显提高。久而久之，盐灶也就有了各自的名称。盐灶周围住户渐多，发展为村庄，灶名也就成了庄名。有的依灶户姓氏命名，如长沙的何家灶、石屏的陆家灶、靖海的万灶；有的以灶的排列顺序命名，如洋口的一灶、二灶、三灶，靖海的五灶、六灶。与盐灶有关的地名还有一些，如长沙的古灶、五灶港，饮泉的上漫灶、下漫灶等。袁庄的十灶园则因曾有十副烧盐之灶而得名。灶户又称锅户，其人丁为煎丁。自明代或更早就实行灶籍制度，人户一旦编为灶籍，即不得改灶籍复归民籍。清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在籍灶丁不得在官府当差，不得弃灶投军，亦不得卖身富户为奴。直至民国以后才废除灶籍制度，改煎丁为灶民、盐民，旧时内陆人称盐民为“灶里人”。北渔三民村的“三民”则源于农民、渔民和盐民。民国初年，全县尚有盐灶1001副，锅 1841口。到新中国成立初只剩下灶362副，锅852口， 593口。如东县自1957年兴建晒盐场，1970年后，煮海为盐终成历史。关于总———自曹埠沿范公堤到靖海100多公里的范围内至今还散布着四五十个带“总”字的地名。这些总字的前面都分别冠以数字一（亦称“头”）、二、三……，这些带总字的地名时常重复，似乎无规律可言。“总”之名究竟从何而来？也缘于煎盐。煎盐的燃料为苇草。自古以来，如东沿海宽广的荒荡草田成为煎盐的燃料库。有史料记载，官府为有序配置盐业用草，遂将沿海荡田划分为与海岸线大体垂直的若干条块，宽为一里左右，栟茶、丰利沿海民间有“三总合二里”之说。官府将这些荡地出租给灶户煎盐取薪使用，称若干份长条形的荡田为若干“总”。《辞源》上关于“总”的释义为“聚合”或“聚禾槀成束曰总”，与此亦相吻合。自南宋开始，如东境内的马、掘、丰、栟4场按逆时针方向沿海分布。按盐政区划，各场都有辖区的草荡田。草荡田划分为“总”以后，各场对区内的“总”独立排序，也是按逆时针方向排列。沿海4组荡田分别以“头总（即一总）、二总、三总……”的顺序排列，这就形成全县范围内“总”的序号重复，但“总”的排序还是有规律的。清嘉庆年间，掘港从一至二十四，共有24个总。草荡划分为总，所在地方也就慢慢地以“总”为名了。后来由“总”又派生出其它的一些地名、桥名，如头总、二总埠子、三总车路、八总尖儿、六总桥、九总桥、八总庙、十总荡、五总庄等。现在老范公堤沿线带“总”的地名已呈断续无序的状况，是由于一些“总”的盐业退出较早，这些“总”的名称也就湮没得早。清初长江主泓南摆，掘港、马塘南的卖鱼湾淤积速度加快，海岸线不断东移，致使马塘场、掘港场所属原有盐灶或废弃或东迁。原有一些“总”的草田因远离盐灶逐步被移民开垦，不少“总”名逐步消失。这就导致当年马塘场、掘港场属下的“总”名如今遗留甚少。由此不难知道，各“总”的定名至迟在明代已有。 盐墩·潮墩·烟墩 如东历史上有许多带“墩”字的地名，至今还留有不少。如汤园的水墩，岔南的汤家墩，马塘的严家墩，曹埠的鲍墩、转水墩，饮泉的青墩、四角墩，童甸的四总墩，九总的周家墩、蔡家墩、夏家墩、五里墩，北坎的葛家墩，苴镇的何家印墩，环农的三总潮墩，石屏的石家烟墩、贾家墩，洋口农场的於家墩、钱家墩等等。另外从掘港到双甸一线，还有掘港镇东的烟墩场、西郊的五里墩，马塘东西的一里墩、五里墩，岔河、双甸之间的五里墩。不难看出，除掘丁一线外，其余带“墩”的地方几乎分布于环县境四周的地域。原来，古代双南到童甸一线曾是古横江（原先也是海）所在地域，而九总、北坎到洋口沿海一带的墩都在范堤外，曾是江、海近岸的水边高地。因为沿海潮位高，海流急，古代又无防护屏障，潮水时常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便就地取土，修筑起一些避潮墩，以供灶民和下海渔民在遇到大潮时能上墩避潮，这就是潮墩之来历，俗称“救命墩”。潮墩一般呈圆台形，基底直径约30米，墩顶直径十六七米，高约10米，通常筑在高潮位水线不远处。为了保土防潮蚀，墩四周还种上榆、柳等树木。据清嘉庆《两淮盐法志》所载，当时掘港场、丰利场各有10个潮墩，栟茶场有16个潮墩。由于盐区地域辽阔，潮灾不断，潮墩数量明显不足。清朝时又陆续增筑了一些潮墩，到清末基本上每个灶屋后都筑有一个“救命墩”。潮墩同时也是盐墩。掘港到双甸一线的墩不是避潮墩，而是一种军事设施———烟墩，也就是烽火台。元至正年间（1341～1370）倭寇常来沿海一带骚扰，明时倭寇更为猖獗，沿海各场遭劫甚重。为了及时了望海洋信息，在沿海地区垒土修筑如珠相串之烟墩。一旦发现敌情，立即举号传烽，传息报警。白天升烟，黑夜举火，各墩相传接应。通常烟墩靠近堤外脚下，而盐墩、潮墩则较远。但三者之间又常合用。当海岸线向外延伸时，盐墩、潮墩也随即向外新建，原有的则升为烟墩。烟墩有时也作为救命墩，所以沿海人们常把烟墩也称为潮墩。到了民国年间，烟墩已不再作军事之用，有些改作潮墩。离潮汐较远的一些潮墩亦作为海货交易场所。有些墩后来渐有民户入住，成为居民墩，这就出现了夏家墩等地名。 小洋口与洋口港 “小洋口”见之于史志，可查考的最早为清嘉庆《两淮盐法志》。该志书在述及栟茶场时，指出范公堤在栟茶场段为“东南至黄沙洋口起，西北至角斜”。在《栟茶场图》上所标栟茶、丰利两场之间内河入海口处为“三口石涵”，在三口石涵上游标为“小洋口”，下游标为“黄沙洋”。因为黄沙洋与远洋相比乃属小洋，黄沙洋口实为小洋之口。在南黄海海域由北向南有“五洋”，依次为平涂洋、苦水洋、黄沙洋、烂沙洋、乌沙洋。这五洋属南黄海辐射沙脊群各条沙脊之间潮汐进出的水道和深槽，平均深度为10米左右，深槽可达25米。三万年前原为古长江入海通道的黄沙洋和烂沙洋的水道和深槽最深。黄沙洋水道在堤外8公里，潮汐水道水深在10米以上，最大水深达27米，主槽稳定，北面有蒋家沙掩护，风浪小，是一重要的深水大港资源。20世纪90年代，经专家进一步勘测发现，烂沙洋水道更为优越，完全有条件建15万吨～20万吨级深水大港。据1992年全国权威地质、港口专家对黄沙洋、烂沙洋潮汐通道主槽近20年地形对比和地层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水道处于非淤积环境，主槽稳定，且洋口港长沙港区的稳定条件良好。 港湾与渔村 如东海岸线绵长，港湾众多。渔民世世代代在这里从事海洋大取、小取生产，潮头是他们的乐土，港湾是他们的天堂。宋相王安石当年于南黄海观潮时曾写下一首七律，诗曰：“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晓寒云雾连穷屿，春暖鱼龙化蜇雷。问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还；遨游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这首诗道尽了黄海港湾“仙人何处觅”、“今朝眼界开”的万种风情。旧时渔民习惯在港头湾尾泊船避风，集散渔货。那时渔船不大但数量却很多，最高峰时如东沿海渔船总数竟有2500多条。船多渔港就多，差不多七八里就有一个。时有北凌、洋北、川港、五灶、斜港、洋口、洋东、环港、刘埠、长沙、东凌、遥望等十来个港口。除去与邻县交界处共用的北凌港和遥望港外，境内比较集中地形成了小洋口、刘埠、东凌3个各具特色的渔港。离渔港不远，一般都是渔村。与港口的繁忙喧闹相比，渔村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这边，三五个老汉在晒场上慢悠悠地翻晒着鱼虾干货；那边，两三对长者在盘车前不紧不慢地摇着长长的船绳桅索；渔家姑娘则在晾挂的网绳前结补渔网。只见她们头戴斗笠，或坐或站，一边飞梭走线，一边细声细气地哼着《负心郎》之类的民俗小调。偶尔窜来几个赤脚光腚的黑黝小童，在你身边推一把，在她腰间抓一下，顿时，尖叫声、嗔怪声这边响过，又飘向那边。在渔家称为冬闲的正二月间，渔村能跑马的场地又成了渔民请僮子神汉做“鱼篮会”（与“盂兰盆会”相类）和“满载会”的所在。届时场边会搭起几十张八仙桌拼成的高台，挂起彩色的百脚旗，敲起锣，打起鼓。渔民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听僮子说“鼓儿书”，看神汉跳驱邪舞。船老大（船主）们还点上大香大烛，供上果盘猪头，祭海敬神，祈求海上太平，祝祷海发丰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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