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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年代、战后及第二次重创丨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脉络(二)

 KobeChao 2017-09-02

 艾尔索普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





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脉络(二)

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Dmitrievich Shostakovich)苏联作曲家,1906年9月25日生于圣彼得堡,1975年8月9日卒于莫斯科。 



重新崛起 

(1937―1940年) 

肖斯塔科维奇在遭到声讨后写出的第一部大型作品是《第五交响曲》(c小调,作品47号,1937年)。作者说这是他“以创作来回答”。《第五》其实也是一部哲理性悲剧交响曲,它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如果说《第四》还只是一位敏锐的天才青年作曲家比较客观地对周遭世界的观察和反应,那么《第五》已是一位深受精神创伤的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内心体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表现。在这部交响曲中很容易感受到压抑的心境,听到凄楚的悲泣,但它却有一个强劲的终曲,体现人的尊严不可侮,人性必然胜利的信念。但这个乍一听起来似乎是乐观的终曲却被当权者们解释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肯定,使他因此重获生机。究竟《第五》末乐章的深层含义如何,《证言――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一书是这样说的,“我根本无意要什么欢欣鼓舞的终曲。哪儿有什么可欢欣的,我认为人人都很清楚,第五交响曲里面说的是什么事。那里面的欢欣是逼出来的,是在威胁下制造出来的……除非是十足的白痴才听不出来。”法捷耶夫听出来了,所以在私人日记里写道,“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意味深长的是交响曲末乐章引入了他于1936年12月为普希金的诗谱写的浪漫曲《重生》的开始曲调和伴奏音型(诗中傲然地唱出了“尽管野蛮人肆意干扰,艺术仍将永存”)。《第六交响曲》(b小调,作品54号,1939年)的构思是从巴赫式对位风格的悲哀思考与回忆,过渡到轻快的谐谑曲,再通向嬉戏和躁狂相穿插的加洛普快步舞曲。音乐的发展完全不存在戏剧性冲突;大篇幅的第一乐章(广板)比后两乐章还要长得多。交响曲在当时没有获得好评,它的形式结构更遭到非议,被形容为“无头将军”(欠缺第一乐章快板)。 

肖斯塔科维奇还写了另一些器乐作品。例如他的第一部大型室内乐作品――《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D大调,作品40号,1934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真理报》发表“专论”的当天,肖斯塔科维奇正在公演这首作品,它的旋律性以及相当传统的手法恰恰成为专论批评他的反证。此外,为钢琴的《二十四首前奏曲》(作品34号,1932―1933年)、《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35号,1933年)、《第一弦乐四重奏》(《春天》,C大调,作品49号,1938年)等,则与他的歌剧、交响乐的风格迥然不同,而接近他的舞剧音乐。这一时期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是《钢琴五重奏》(作品50号,1940年)。这部优秀室内乐,五个乐章里有三个含有巴赫式的复调风格,这是他少有的一部规模宏大、感情和谐、不包含悲剧性冲突的器乐作品。普罗科菲耶夫曾说:“这部钢琴五重奏使我大吃一惊,这么一位年轻的作曲家正处于精力旺盛时期,竟会那么警惕和小心地掂量每一个音符。他不冒一点风险。人们想从中找到动力和冒险精神是徒劳的。”    



卫国战争年代 

(1941―1945年) 

肖斯塔科维奇在这个时期写有一些配合抗敌需要的群众歌曲和军乐,但最重要的作品仍是两部交响曲。《第七交响曲》(C大调,作品60号,1941年)是在战争爆发后约一个月开始写作的,仅三个多月便完成,大部分总谱是在被敌军围困的列宁格勒冒着战火硝烟写出来的,作者将它题献给这座英雄城。《第七交响曲》是苏联各类文艺创作中第一部反映卫国战争的大型作品,是交响乐迅速反映重大社会事件的突出范例,它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的抗敌意志。这部作品的形象内容既反映卫国战争这一特定事件,明确而具体;同时又超越了此一特定事件的范围,对光明、理性与黑暗、野蛮的斗争作了高度概括。《第八交响曲》(c小调,作品65号,1943年)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悲剧交响乐。作者说“这是一部试图表现人民的体验,反映战争的恐怖悲剧。”但此时战局已根本改观,战争不久即将结束,作者的思绪已不只限于战争,而是转向了未来,对战后的忧思反映在作品的许多篇页中。这部交响曲立即在欧美各国受到重视,但在苏联却被冷落,甚至遭到抨击,多年后才得到承认。   



战后及第二次重创 

(1946―1952年) 

《第九交响曲》(降E大调,作品70号,1945年)与一般人的期望相反,并不是一部欢庆胜利的凯旋交响曲,而是具有古典主义的和抒情喜剧的格调,色彩缤纷的第一乐章好似带着假面的狂欢节,曲中也包含了若干悼念的篇页。《第一小提琴协奏曲》(a小调,作品77号)完成于1947―1948年,与他稍后的《第十交响曲》有着相似的情感气质。就其内涵深刻、复杂及气势宏大而言它也的确堪称是一部“为小提琴和乐队的交响曲”。它与《第四交响曲》一样是他近十年创作经验的总括,同样也由于政治原因而未能立即得到公演。1948年1月联共(布)中央发动批判苏联作曲家中所谓“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使这部作品的首演推迟了7年。遭到相同命运的还有另一部优秀作品――声乐套曲《犹太民间诗选》(Op.79,1948年)。作者眼见反犹主义在苏联社会暗潮汹涌而在这部套曲中寄深切同情予被侮辱被损害的犹太人,但它的首演也推迟了7年。 

在这次批判运动中,肖斯塔科维奇又首当其冲。他的《第六》《第八》《第九》交响曲都被定性为“形式主义作品”,并从演出曲目中清除。在大清洗的高压下他不得不“自我批评”,但私下写作的讽刺表演《1948木偶戏》(作品78B,1948年)却证明他对这场专横暴虐的丑剧是多么蔑视。 

1950―1951年肖斯塔科维奇为钢琴创作了《24首前奏曲与赋格曲》(作品87号)。这是20世纪一部重要的复调音乐作品,其中的乐曲多姿多彩,创意新颖,在巴赫之后是第一部这样的套曲。肖斯塔科维奇1936年受冲击之后也曾经面向巴赫(《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和《钢琴五重奏》),这次他同样从复调写作中取得内心的平衡。 

从1948年起,肖斯塔科维奇写作了大量声乐作品。在音乐语言和风格方面,仍然保持着他一向固有的深刻性与平易性并存的特点。最突出的是清唱剧《森林之歌》(作品81号,1949年)和无伴奏混声合唱套曲《十首诗》(作品88号,1951年)。前者表现苏联人民改造大自然的图景,歌曲形式与其它声乐形式相穿插,宏伟性与抒情性相结合,是一部新型的清唱剧,后者用以谱曲的诗篇大多出自一些因反沙皇制度而遭流放的旧俄知识分子,特别是曲中描写流放者与家人诀别的悲惨场景十分感人。此外,管弦乐《节日序曲》(作品96号,1954年)、《第二钢琴协奏曲》(F大调,作品102号,1957年),以及电影音乐《易北河会师》(1948年)、《攻克柏林》(1949年)、《难忘的1919年》(1951年)、《牛虻》(1955年)等属于平易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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