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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时，对雅典人和雅典法律毫不客气，直斥他们生活得谬误，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警醒雅典人，最后被判处死刑。在死刑执行之前，苏格拉底被关在监狱，他的好友克力同买通了监狱的看守，打算帮助他越狱，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原因竟是他不想违反雅典的法律。申辩时的苏格拉底与监狱中的苏格拉底，对待雅典的态度判若两人，这到底是为什么？ 要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在《申辩》中反对雅典的律法而在《克力同》中尊重雅典的判决，需要结合柏拉图的《申辩》、《理想国》与《克力同》三篇对话来参照阅读。理解好这个问题，对于认识政治哲学有莫大的帮助，对于深刻认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必要的。苏格拉底的这种看似不一致，是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与作为雅典公民的体现，更是苏格拉底作为政治哲学家清醒的体现。 《申辩》发生在法庭中，大部分内容是苏格拉底在雅典人面前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是对雅典人的“劝谏”，对话的部分很少；《理想国》发生在雅典周边的比雷埃夫斯港——一个新事物不断涌现的港口，以讨论“什么是正义”为线索，展开讨论了“什么生活值得人过”和“什么是最好城邦”，讨论这些问题的对话者是苏格拉底和几位年轻人；《克力同》发生在监狱中，克力同劝说苏格拉底越狱，但最终克力同却被苏格拉底说服放弃让他越狱。从对话发生的不同场景与对话中的人物，我们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站在不同的视觉说话。这三篇对话能够展示三种主题，分别是哲学与城邦、哲学、城邦。
Photo from:http://cn.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vWVmkyIE&id=22F848AF2C23CD0D25F1E377AB7B3BC631854CFF&thid=OIP.vWVmkyIEatRP0BQLqG5SuADrEJ&q=the+apology+of+socrates&simid=608029455135801976&selectedIndex=9&ajaxhist=0 苏格拉底被控告为败坏雅典青年、不敬雅典的神，他需要在审判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最后他为了哲学的生活甘愿被雅典判处死刑。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这样？因为这时，苏格拉底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告诫雅典人要过有德性的生活，他对雅典人说他不是“在为自己申辩，而是为你们申辩，以免你们判了我的罪，从而犯了错误”（30e1），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把雅典比作一匹巨大的“马”，“因为大，就很懒，需要一只牛虻来惊醒”（31a1）。站在这种角度，政治哲学家苏格拉底无所畏惧，批判雅典人“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么样使灵魂变得最好”（29e1~2），他希望他的批判能够让雅典人能过上有德性的生活。苏格拉底认为他这样的“申辩”是正义的，因为它有利于城邦的好。尽管这样，雅典人似乎并没有理解苏格拉底的苦衷，他们要求苏格拉底痛改前非，放弃与青年对话，不再警醒雅典人而“保持沉默”，“流放后可以重新生活”（37e4），否则就判处死刑。 与《申辩》中苏格拉底在雅典人面前为哲学辩护不同，《理想国》可以被认为是苏格拉底真正的申辩（阿兰·布鲁姆，《理想国释义》），是哲学家苏格拉底与喜欢哲学的青年一起探讨“什么生活值得过”的对话。对话以“什么是正义”为线索，引出“正义的生活是否值得过”，“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城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是在言辞中进行，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兄弟在言辞中建立城邦，言辞中的城邦与现实的城邦有根本的不同，它不像现实城邦一样对哲学充满敌意。最早建立的城邦是“猪的城邦”，生活在城邦中的人从事不同的“技艺”，只有简单维持生存的自然欲望，随着欲望的扩大，城邦慢慢变得繁华，需要对外扩张，这导致战争的产生，从而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人——护卫者。护卫者刚出现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满足膨胀的欲望，他们内心有强大的激情，热爱荣誉，非常好战。然而，这时候的城邦是不健康的，是“发烧”的城邦。因此，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兄弟开始净化发烧的城邦，通过教育护卫者驯化他们的激情，这个时候城邦变成“护卫者的城邦”。教育护卫者是个漫长的过程，首先通过诗歌，培养护卫者勇敢与节制的德性，其次通过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哲学培养护卫者智慧的德性，最后那些有智慧的人成为城邦真正的护卫者，那些勇敢的人成为城邦的辅助者。城邦的正义在于，“赚钱者、辅助者和护卫者这三种人在城邦中各司其职”（434c7）。这种城邦是完美的城邦。 苏格拉底的这种观点，在现实的城邦中，很容易遭到反对，尤其是在民主时期的雅典，但是在言辞中却不会，因为言辞中的城邦，不会急于改变现实政治。与最完美的城邦对应，也存在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灵魂也有三个部分，分别是欲望、激情与理性，城邦是对灵魂的模仿，赚钱者模仿欲望，辅助者模仿激情，护卫者模仿理性。人的灵魂也有相应的德性，当一个人灵魂中的“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性起引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理性的引导而不反叛”，就形成节制的德性（442d1~2）。当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快乐还是痛苦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该惧怕什么不应该惧怕的教导时，”就形成了勇敢的德性（442c1）。灵魂的正义在于，灵魂中的各部分各行其是，从而达到一种灵魂的和谐。智慧在于灵魂按照理性生活，研究世界上永恒不变的事物，也就是过哲学的生活。在苏格拉底看来，最值得过的生活就是思辨、反思的生活。 最后，为了证明反思的生活是最值得过的生活，苏格拉底讲述了最好的城邦是如何堕落成最差的城邦。最好的城邦是有智慧的人统治的城邦，次好的城邦是有德性的人统治的城邦，次次好的城邦是寡头统治的城邦，坏的城邦是民主统治的城邦，最坏的城邦是僭主统治的城邦。最好的生活是哲学的生活，次好的生活是有德性的生活，次次好的生活是追求财富的生活，坏的生活是追求民主的生活，最坏的生活是僭主的生活。之所以苏格拉底认为这些生活是在依次下降，是因为它们每次都放弃了很多值得追求的东西，德性的生活没有能力追求最高的智慧——对理念的追求，追求财富的生活把追求财富作为最大目标，民主的生活所有满足欲望的都是值得追求的，僭主的生活是民主生活的最大化，它把满足欲望作为最高的追求。然而，僭主的灵魂是最不健康的，因为欲望成为他灵魂的主导，激情与理性都是欲望的工具，此外，僭主的欲望还是不断变化的，它永远得不到满足。苏格拉底说，“智慧王的生活比僭主的生活快乐729倍，反过来说，僭主的生活比智慧王的生活痛苦729倍”（587e2~3）。 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这些有关“最好生活”与“最好城邦”的观点，都存在于言辞中，而不是现实中的。虽然最好的城邦——智慧王统治的城邦，是值得欲求的，也是符合自然的，但是它的实现却是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苏格拉底提出智慧王的城邦，是为了“寻找一个样板，按照样板体现的标准，判断我们的幸福与不幸，以及我们的幸福或不幸的程度。并不是要表明这些样板能够成为现实上存在的东西”。（472d1~4）这也是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出现很多看似“激进”观点的原因。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他最想探讨的是“……是正义”，“……德性”以及所有的“……是”的问题，由于没有政治对哲学的限制，所有他能够畅所欲言，把自己对哲学的思考和盘托出。哲学家最渴望的生活是反思的生活，反思意味着质疑，对城邦建立的基础与意识形态也会质疑，最渴望的政治是能够允许他过反思生活的政治，但这在现实政治中几乎不可能，没有那个政治体能够允许任何人质疑他权威的合法性。 城邦在《克力同》中体现非常明显。 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与作为公民的苏格拉底非常不同，作为公民的苏格拉底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愿意遵守城邦的律法。这一点在《克力同》中有很好的体现。在《克力同》中，苏格拉底也很重视正义，但是不像他在《理想国》中谈论“正义是什么”一样，他直接把正义等同为“不伤害其他人”，纵使别人伤害自己。在这个正义的原则下，苏格拉底与克力同探讨他是否应该越狱逃跑。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是“雅典人的意志”，如果苏格拉底越狱就相当于违反雅典人的意志（48e4）。苏格拉底认为，越狱实际上是没有得到城邦的允许，私自离开，这属于违反雅典法律的行为，纵使之前雅典人对他的判决不正义，会伤害到雅典的人民。苏格拉底越狱最严重的后果是，“毁灭雅典的法律，毁灭整个雅典城邦”（50b1~2）。原来，苏格拉底不想伤害城邦，因为他是城邦的公民。但这仅仅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作为政治哲学家，他知道城邦与哲学的冲突，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会面临在雅典的相似窘境，同时他也不想伤害城邦，这是他的清醒之处。 总而言之，苏格拉底在《申辩》、《理想国》与《克力同》之中的表现，恰好表明苏格拉底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一方面，面对城邦对哲学的诘难，他试图想城邦证明哲学在城邦中存在的合理性，不让哲学在城邦中消失，也不想城邦低头使哲学成为城邦的意识形态（《申辩》与《理想国》部分）；另一方面，认识到城邦与哲学的差距，不但没有试图强制用哲学改造城邦，反而保护城邦的法律使它不受哲学的伤害，而仅仅把哲学作为城邦的标准，希望城邦能够主动变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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