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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附子5 g、茯苓 20 g、泽泻 10 g、桂枝 5 g、猪苓 15 g、白术 10 g、香附 10 g、黄芪 15 g、金钱草 15 g、丹皮 10 g、大腹皮 20 g、炙甘草 10 g 本方以制附子和茯苓为君药，制附子辛甘大热，可温肾助阳，以化气行水，还能温补中焦，温运水湿，茯苓甘淡，渗湿健脾，利水消肿，使水湿之邪从小便而排除；桂枝辛甘化阳，温阳化气，即加强附子温阳之功，还能解表散邪， 泽泻， 利水消肿， 其性寒还可渗湿泄热， 猪苓甘淡， 归肾、膀胱经，以利水渗湿，白术健脾益气，利尿消肿，香附疏肝解郁，理气调中，此五药共用可强君药温阳、行气利水之功；黄芪健脾补气，利尿，与茯苓、 白术相配， 健脾以治生湿之源， 金钱草甘咸微寒， 可清热利湿退黄、利尿消肿，丹皮能入血分，可清热凉血，活血祛瘀，大腹皮，行气宽中，利水消肿， 四药味佐药， 炙甘草既可补脾益气， 还能制约制附子大热之性，缓和诸药的药性， 调和诸药， 为佐使之用。 全方诸药共凑温肾健脾、 疏肝、益气、行气、活血、利水之功。 鼓胀学说形成过程 《灵枢·水胀》记载： “鼓胀如何，歧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腹胀等也……。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鼓胀的阐述， 给出了病名并描述了其临床特征。张仲景《金匮要略》 ，指出本病的临床特点为腹部胀大，胁下疼痛， 腹水时时产生， 且小便不畅。 巢元方在 《诸病源候论》 中记载 “经络痞涩，水气停聚，在于腹内” ，指出经络不畅，水气滞留于腹内为其病机特点；朱丹溪又提出“七情内伤……清浊相混，隧道壅塞，郁而化热，热留为湿，湿热相生，遂成胀满” ，指出了本病的病因病机，病机为湿热等邪气壅塞中焦。朱丹溪指出“鼓胀又名单鼓…理宜补脾，又须养肺金以制木，使脾无贼邪之患；滋肾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 ，提出了本病在治疗大法上当从肝脾肺肾等与水液代谢相关的脏腑上加以灵活施治的理论；李健斋提出： “凡胀初起是气，久则成水…必补中行湿，兼以消积，更断盐酱” ，提示本病的病机演变过程，初起为气鼓，后期为水鼓，在治疗上当攻补兼顾，并在历史上首次指出要限盐、限酱等饮食原则。又有人指出“血分者，因水而病水也，水分者，水病而及血也” ，提示水病日久可导致血病，出现水、血同病。喻嘉言在前人认识之上总结出： “胀病不外乎水裹、气结、血瘀”的病机。 温肾健脾方理论依据 ①肝主疏泄和藏血，肝气具有疏通和调畅全身气机的功能，气对水、血液和津液的运行有促进作用， 气行则精血津液行， 气滞则精血津液瘀滞。若血液淤滞，则为淤血、癥积和肿块，与现代医学中肝硬化患者出现的蜘蛛痣有相似之处，所以戴思恭称此病为蜘蛛病。若津液运行失常，可形成水痰饮等病理产物， 出现四肢水肿和腹水； 脾气以升为健， 胃气以降为和，肝气的疏泄功能是脾升胃降的重要保障，肝气疏泄异常， 导致脾胃升降失常，脾不能运化水谷精微，胃失受纳和降，清气不升，胃气不降，则出现出现胸胁肋胀满、腹泻、嗳气、恶心呕吐、反酸的症状，胆汁的分泌和排泄受肝气的调节，肝气未受损，胆汁代谢正常，若肝失疏泄，胆汁泛溢肌肤，则为黄疸；肝藏血，指其不仅能涵养肝气，还可凝血以防出血，又血可化精，肾藏精，肝藏血量足可补充肾精，肝藏血两不足可致肾精亏，进而影响肾功能。 ②脾主运化和统摄血液， 为后之本， 脾气将食物中的水谷精微吸收可营养全身，可补充先天之本肾中精血，若脾气运化失职，可出现消化功能降低， 又脾气可将消化吸收的津液转输到肺，通过肺气的宣发肃降布散到全身；水的上源是肺，下源是肾，而脾在中焦，是水液代谢的枢纽，水液的向上和向下运行都离不开脾气的转输功能。 当脾气虚衰， 水液代谢紊乱，可形成某些病理产物， 其中的湿邪又可困遏脾阳， 使脾运化能力继续下降，加重水湿在体内的积聚，所以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血液在血脉中正常运行依赖脾气的统摄功能，如脾气不足，可致血溢脉外，出现鼻衄、齿衄、呕血和便血等出血症。 ③肾藏精和主水主， 肾是先天之本， 肾阴和肾阳可补充其他脏腑阴阳的不足， 肾气可推动五脏六腑的气化， 调控其他脏腑的功能和气血津液等代谢，若肾推动脏腑气化功能异常，则五脏六腑功能发挥异常，进而出现各种临床病证，又肾气对参与水液代谢的脏腑肺、脾、胃等有促进作用，间接影响水液代谢， 且肾气可将肾和膀胱中的浊液进行蒸腾汽化， 其中清者重吸收，浊者化为尿液，在肾调节膀胱的开阖后，可排出体外，所以说肾为主水之脏。 ④水湿之邪在五行属于阴邪， 阴邪易损害人体的阳气， 所以鼓胀日久患者易出现阳虚症候，所以治疗上可予以温法。 肝、脾、肾可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影响人体水液的代谢， “水液产生的根源在于脾，其布散在于肺，其主宰在于肾” ，所以鼓胀病变与这三个脏腑关系密切。现代中者认为，肝硬化失代偿早期多为气鼓，病变为肝脾，而出现腹水多为中晚期，为水鼓，病位在肝、脾、肾又因为鼓胀中后期容易出现阳虚症候，所以治疗上以温肾健脾法为主，兼以治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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