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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日，偶见微信公众号季涛《陈独秀致胡适的信如何到的人民大学？》一文，方知八年前的2009年6月5日，国家文物局首次试水“优先购买”，以554.4万元向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购得第2833号拍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而季涛的文章，已于两年前发表于《艺术财经》2015年第10期，若不是微信公众号的功能，孤陋寡闻的我是不会得知这件事情的。
对红学研究来说，季文对“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交易绘声绘影的描述，最有价值的是透露了关于甲戌本的第三条重要信息。为避免因转述不当造成误解，兹先将有关段落完整引用如后：
这批文献能够进入到嘉德拍卖场，有着一段机缘巧合和曲折经历。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先生家中最先有意卖出的是胡适藏甲戌本《石头记》抄本《脂砚斋全评石头记》，胡太太为此联络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上博为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进行评估一事咨询了嘉德拍卖公司，嘉德随即为上博起草了一个正式的估价函，其估价就是由古籍部总经理拓晓堂先生作出的，他也因此而知道胡适后人正在出让一些重要藏品的信息。
一天，拓先生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上海博物馆打来的，想邀请他去上海一趟，电话中也未谈及具体事情。拓晓堂依约到了上海，刚好知名文学家邵洵美先生的女儿邵阳想约他吃饭，于是，拓晓堂先安排与邵小姐一起共进了午餐。午饭后，他马上赶去上博。拓先生到了上博才知道，请他来是想让他对胡适收藏的那本《脂砚斋全评石头记》进行一下鉴定。研究之后，拓晓堂给出了三点意见：第一，年代对；第二，这是胡适收藏的那件《石头记》；第三，如果价位合理，应该收藏。过后，上海博物馆出资买下了这件《石头记》。
不久，拓晓堂约好赴美国华盛顿去见胡太太。胡太太一见拓先生就说道：“我又不想卖东西，你们来做什么啊？”拓晓堂马上回答道：“虽然您不认识我，您的东西可认识我”。胡太太奇怪地问：“您这话怎讲？”于是，拓晓堂一五一十地说起他为上博购买《石头记》进行估价和鉴定的故事，其间还无意提到了赴邵洵美女儿午餐的事情。故事刚讲到这，胡太太大惊失色，眼泪几乎掉了出来，随口惊呼道：“天呐！还有这样的事情呢！”
胡太太接着说：“胡适先生当年买这部书的时候，就是找邵洵美借的钱！”拓晓堂听完也吃了一惊：“这事也太巧了！那我
去赴宴就算是替您到邵家去还愿了！”
胡适当年在这本书影印出版的序言里曾讲到过这件事情：有书商拿出这部书，胡适当时确实是囊中羞涩，然后去找了邵洵美。邵洵美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上以慷慨出名，他一口答应，帮胡适买下了这部书。
也许是感到与拓晓堂之间有缘分，胡太太当即自己上楼挑了一些藏品拿了下来，嘴上却一直嘟囔着：我真的不愿意卖这些东西！
季文说：“胡适当年在这本书影印出版的序言里曾讲到过这件事情：有书商拿出这部书，胡适当时确实是囊中羞涩，然后去找了邵洵美。邵洵美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上以慷慨出名，他一口答应，帮胡适买下了这部书。”但是，胡适并没有写过《甲戌本影印本的序言》，他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也没有说起因囊中羞涩、向邵洵美借钱的事；只是提到：“当时报纸上登出了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艺朋友开办新月书店的新闻及广告。那位藏书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就亲自把这部脂砚斋甲戌本送到新开张的新月书店去，托书店转交给我。”
可见，“胡适先生当年买这部书的时候，就是找邵洵美借的钱”这条信息，是季文于2015年首次透露的；信息的来源，就是嘉德拍卖公司古籍部总经理拓晓堂，他是亲耳听胡太太曾淑昭说的。这位拓晓堂，是上海博物馆聘请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鉴定评估的专家，且促成了甲戌本的交易，所言是完全可信的。
胡适1928年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关于甲戌本来历的是这样说的：“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重价把此书买了。”
梁归智先生说：“新红学能够取代旧红学成为20世纪红学的学术主潮，就是奠基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的发现。”（《红学文献学的内在理路——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谈起》，2001年11月13日《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甲戌本这一“红学文献”是被胡适“发现”了，但如何“发现”甲戌本的“红学文献”，却“先天不足”地被当事人掩盖了，因而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迷团。周策纵先生1972年就问过：“胡适在跋文里说，他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的‘姓名住址都丢了’。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海外红学论集》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面对此一窘境和困局，是把这一解决不了的问题暂时搁置呢，还是继续不舍地穷追下去？——这就是当今“红学文献学”面临的最大课题。
我在《重评胡适的〈红楼梦〉版本考证》中，曾列举胡适对甲戌本“忽略版本之学中不该忽略”的来历、题署、年代、讳字、格式、文字，提问道：“六项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对抄本早于印本的观点提出挑战，更何况六项的总和呢。”（《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4期）二十六年来，关于甲戌本的来历，曾经有三次重要的发现：
一是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来信的发现。这封信证明卖书人叫胡星垣，住在上海新新有限公司。此信息1995年披露之后，主流红学家一律噤若寒蝉，唯胡文彬先生在《站在巨人肩上前行——写在胡适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日子里》里说：“胡适之先生在这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他收藏和研究了《石头记》甲戌本。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甲戌本从刘位坦传至其子刘铨福，又从刘铨福传到胡星垣，他们只有收藏之力，而无研究之功。而甲戌本从胡星垣传至胡适之手后，收藏与研究二者兼具，并从此奠定了早期脂评抄本研究久盛不衰之局面。胡适是开创早期脂评抄本研究的第一人，也是最有成绩和贡献的红学巨擘。”（《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明明是胡适要竭力掩盖胡星垣其人，及他何以得到甲戌本的经历，却偏偏要大讲“从刘铨福传到胡星垣”，力图给人以“传承有序”的假象。
二是1928年3月18日《申报》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的发现，此文记录胡适于席间谈“近得一部曹雪芹生前《红楼梦》之抄本，凡三册，计十六回，内多今本所未见，代价值袁头三十。书中于雪芹殁时之年月日，均历历可稽。现由程万孚君为之誊校，弥可珍也”，透露了程万孚“为之誊校”一事，我已撰成《论红学文献的空白与缺失》一文，指与胡适合谋炮制“刘铨福题跋”的人，就是他醉后脱口而出的程万孚！因为只有程万孚有此才能，又能如此听话，方能将“题跋”安排得如此符合胡适的旨意（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至今无人出来为之“辨冤”。
三就是曾淑昭所说的“胡适先生当年买这部书的时候，就是找邵洵美借的钱”。据范泓《家人眼中的胡适》，胡祖望与夫人曾淑昭先是暂居曼谷，1953年定居台北，1958年胡适从美国返台接掌“中研院”，胡祖望一家“每逢周日必至南港陪同午饭”，听先生畅谈掌故、时事及朋友间的趣闻（《报刊荟萃》2015年第2期），当年买这部书就是找邵洵美借的钱，应是此时听胡适亲口讲的。胡星垣要价袁头三十，胡适一时手头拮据，只好向财大气粗的邵洵美商借。邵洵美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外祖父盛宣怀是著名的洋务大员，妻子盛佩玉乃盛宣怀孙女，可算是上海滩名副其实的豪门，故能借钱给胡适。
三条信息，提供了三位证人：胡星垣、邵洵美与程万孚。如果说胡星垣是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邵洵美与程万孚则是文化界的名人，且都活到了1968年。三条信息，构成了胡适购得甲戌本的相对完整的经过：胡星垣先是写信推销，又是辗转登门，因要价太高，必经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向邵洵美借款，方得成交。此番曲折过程，胡适按理会详尽地写进日记里，以为日后传记之素材。但后来发觉多有不经推敲之处，只能忍痛删除，以切断追究的线索。甲戌本拖到1961年方肯影印，在跋中方敢大胆地说：“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试想，如果在1928年这样说，邵洵美就会站出来作证：“这怎么可能呢？你付给那胡星垣袁头三十，不是我借的吗？”）
有人真诚地相信胡适的“谦和雅量”，对他漏洞百出的“证据”深信不疑，当“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的谎言，被胡星垣书信揭穿于前，又被《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揭穿于后，仍然不愿正视胡适诚信度的负面记录，不愿抛弃胡适所炮制的似乎“有用”的伪证，还又对质疑胡适的意见百般挑剔，动辄要人家“拿证据来”，这真是“证据学”的悖论。
201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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